“中国第一客卿”赫德最初是为逃离浪荡生活而选择来华
鹭宾·赫德1835年出生于阿马郡的波特当，在1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我手中最早的赫德照片是他送给艾玛·桑普森的。他的父亲亨利·赫德(Henry Hart)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拥有一间杂货铺，有卖烈酒的执照。他还是一家小酿酒厂的合伙人，但酒厂后来被大火烧毁。他在考尔卡维(Culcavey)经营的一家酿酒厂还算成功，因此把儿子送到附近的希尔斯堡(Hillsborough)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
待他长到11岁时，又送他到英格兰陶顿(Taunton)的一所卫理公会学校。这年年底，儿子一个人跑回贝尔法斯特，而没有与父亲允许的陪护人同行。亨利大为惊慌，让儿子转学，因此1848—1850年赫德在都柏林的卫斯利安联合教会学校上学。他还额外掏钱，让儿子上绘画课和法语课，让他学习规范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1850年，15岁的赫德进入了新建成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 in Belfast)。
那时，整个爱尔兰都属于英国，所以赫德称自己为爱尔兰人、英国人，有时也叫英格兰人。1845—1849年，由于土豆歉收，爱尔兰爆发了可怕的大饥荒，形势极为严峻。然而当时一位旅行作家亨利·D.英格里斯(Henry D.Inglis)却惊异地发现爱尔兰南北部已是迥然不同。北部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而且，他们许多人与苏格兰关系密切，这就使多劳多得、量入为出成为那里的主流道德观。赫德到晚年还在为曾经一度沉迷于小说、浪费时光而自责。
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经济相比，北部的经济更具多样性，有许多小产业，麻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贝尔法斯特快速繁荣起来，城市里到处是工厂，几十座高耸的烟囱拔地而起。这里需要劳动力，工人薪水也比南部高得多。没人指望靠收房租和利息发大财，大多数人是靠辛勤劳动而丰衣足食的。英格里斯将南北部商人进行了一番对照。南方商人将挣到的利润挥霍于享受，而北部生意人“精心打理自己的生意，逐步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机勃勃的产业中”。赫德的家乡渐渐富裕起来，全靠铁路、蒸汽机及工厂的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赫德后来将这一切视为中国摆脱贫穷与饥饿的必由之路。
早在童年时代，宗教就深深植根于赫德的头脑，也让他从音乐中汲取到愉悦与欢乐。很久以后，他在中国日记中写道：
1863年12月27日，星期日。今天早晨，躺在床上，半醒半睡间，我仿佛听到了希尔斯堡教堂唱诗班的歌声，“啊，欢乐我主”，感到了那种圣诞早晨圣歌缭绕在耳畔的氛围……哦，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何时才能再去教堂礼拜？在那里我会多么快乐。
同艾玛·桑普森一样，他也保留着儿时形成的喜好——热爱乡间田野，热爱行走和骑马。他的母亲是个农家女儿，去最近的镇子利斯本往返步行16英里，对她只是家常便饭而已。从他在广州和上海写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他不时提一两句关于傍晚散步或骑马的经历。晴朗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带给他巨大喜悦。
这种背景的人实在不像能够进入外交部门的人选。那时，这些职业都是专门留给上流社会子弟的，因为与上层人物或特殊利益有关系你才可能有机会升迁。不过，虽说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但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勤勉努力，还是有机会出人头地的。赫德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1863年12月24日，也就是在他刚刚坐上大清帝国海关头把交椅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有凭借任何提携，任何利益，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上学时我的目标就是做班级第一名；在大学时，我的目标也是争取第一；在中国，亦是如此……我的目标一直是不断学习，不管命运把我放在哪个部门，我都要让自己胜任一把手的工作。
女王学院的课程是按照苏格兰大学模式设置的，与牛津、剑桥相比，它提供一种更为宽泛的通识教育。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逻辑学及形而上学——即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等传统课程外，学院还开设现代文学、语言学、科学、自然地理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统计学）等课程。赫德得了两门课的金奖：一门是文学，另外一门是逻辑学及形而上学。其他科目也屡次获奖。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这让赫德对自由贸易及专业化的优势深信不疑。他对科学发展推动技术进步饶有兴趣。在贝尔法斯特为化学教授做助理的短暂时间里，他与詹姆斯·白莱喜(James Brazier)结为好友。赫德离开家乡，远赴中国后，他们还保持书信联系。（白莱喜的三个儿子后来也加入了中国海关。Brazier音译为布雷热，布雷热的儿子加入中国海关后起中文名为“白莱喜”。）
赫德于1853年春毕业，得到一等荣誉学位，并获得高级奖学金，进入为期一年的现代语言学及现代历史学的硕士课程学习。当时他尚未决定将来从事哪种职业。但1854年3月，外交部决定选派更多的见习通译去中国，以适应英国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并开出了200英镑的诱人年薪。他们责成爱尔兰四所女王学院各推荐一名有语言能力，但又要有超越语言能力的人选。贝尔法斯特学院从众多申请者中选择了赫德。1854年4月13日，他接受了正式聘任。他在途经开罗的航线上行驶七周，于7月到达香港。
在香港，赫德开始记日记。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他道出了此次仓促成行的原委：
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意义重大……坐在原始卫理公会小教堂，我想自己是多么渺小……听着厄威克(Urwick)博士关于中国的讲座……我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亲身领略那个异域国度……不过，我交了损友……而且之所以接受这个聘任，一个原因就是想逃离那个让我做出不端行为的地方，第二个原因是避免在法律和福音之间做出无奈选择。我就这样来到了中国！也许是我1853年5月的祈祷灵验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的造化。上帝将会保佑我！感谢上帝恩宠！阿门！
这一年，我对世界有了多方面的认识。年初时，我被引入歧途，陷入了我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与罪孽。与放荡女子交往，我变成了一个浪荡青年。习以为常的读书和申请工作都变得索然无味，难以忍受，令人厌恶。我深深沉醉在充满堕落快感的酒杯中。
他是被与他同住一套房子的斯旺顿（Swanton）兄弟俩拉上这条寻花问柳、放浪形骸之路的。哥哥叫威廉，“23岁，是个踏实稳重的人”。弟弟是赫德在都柏林上学时结识的朋友，现在可不是“等闲之辈了……我陪他去过一两次剧院，然后去台球馆。我无所不为，体验一切新奇事物，为的是扼杀良知，放纵自我，追求色欲”。
不出三个月，他就把金奖送进了当铺，以支付这种新奇生活。“但是，上帝决定惩罚我了……纵情声色的报应终于到来，我病倒了，卧床数周……就在这时，我得到消息，校务理事会一致推举了我。”
他的病基本痊愈，到伦敦接受了聘任。但从接受聘任到启程赴中国的四周时间里，他仍身体虚弱，感觉必须离开爱尔兰才行，“……也许一去不再回头……根本没来得及与一半的朋友和相识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