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行善不得不作恶？从三大战争题材的电影看美国的矛盾性

【编者按】

影评人张秋的“人质三部曲”最近出版了系列的最后一部：《正义的人质》。三部曲都以影评阐释一个特定的主题，《正义的人质》谈及《太极旗飘扬》、《现代启示录》、《早安越南》、《拆弹部队》、《关塔纳摩之路》等多部影片，这些影片涉及了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电影的探讨，论及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以及“必要之恶”。以下为本书的自序，原题为《“必要之恶”及正义的成本》，澎湃新闻获得授权转载。

书稿付梓前，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正在热映。比利便是一个标准的“正义的人质”。作者本·方登在小说中如此描写比利和B班幸存士兵的命运：“……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当然。受人摆布是他们最基本的要素，士兵的任务不就是给上级当卒子吗？穿上这个，照那样说，到那里去，朝他们开枪，最后，当然了，他们的终极任务就是送死。B班的每个人都是威逼利诱这门艺术的博士。”这便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人质化处境。这部作品的犀利之处，是它形塑了与前线反恐战场相对应的另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位于和平的祖国大后方，这个战场上的疯狂与残忍，是以英雄崇拜的名义出现的。所以，李安在取片名时将原著的“中场休息”改成了“中场战事”。对比利来说，这场只有礼花，没有硝烟的战事，比前方的战事更荒谬，也更难熬，因此最后，他和他的那班弟兄们，宁愿回到真正的战场，也不愿充当被人到处牵着走的演员，充当“站桩”的道具。影片提供给观众浸入式体验的对象，是裹挟、控制比利的一种情境性力量——如原著中所述，“他的美国同胞身上有一种残忍的东西、一股狂热、一种欣喜若狂、一种强烈的需求”。作品并未停留在反战的层面，它的矛头直指这场战事的“观众和啦啦队”，指向把比利等人送上战场的所有人。原著中最核心、最尖刻、最致命的是这一段：“这些面带微笑的一无所知的市民，他们才是对的。过去两个星期，因为在战争中学到的东西，比利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聪明。啊，他错了，这些愚蠢无知的傻瓜才是掌管一切的人，他们的祖国梦才是左右大局的力量。他的现实不过是给他们的现实做牛做马，他们的不知道比他的知道更加强大。”

本卷中影片所涉的历史线索，是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其中前两场是冷战中的热战。三场战争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联系，它们给美国，给不同的阵营，给世界文明、全球政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身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比两次世界大战更为谲诡、艰难的命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但陷入了战争的迷雾，还陷入了正义的迷雾。也就是说，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无论是开战正义还是作战正义，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极富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现代启示录》中幽灵般的法国殖民者问道：“你们美国佬为什么不从我们身上吸取教训？”《早安越南》中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军方电台主持人，在被解职后的告别留言中说：“还记得那些带你们去朝鲜的人吗？没错，是美国军方。即便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或许也不该由军队来做”身为越战老兵的奥利弗·斯通，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为他的《野战排》举行特别放映时，却不禁感到“令人羞愧”，因为“只过了10年、15年，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德·帕尔玛在威尼斯电影节谈到为何拍摄伊战题材影片《节选修订》时谈到，他感觉当年拍摄的《越战创伤》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反省与关注……这是为什么？

其实岂止是美国。基辛格在其早年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的结尾，就曾不无悲观地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如同个人经验一样，具有偶然性，只教训某些行为的后果，但不能强迫人们意识到类似的情况”。他由此指出了历史的挑战和悲剧之所在，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只能尝试一种解释、一次实验，因为他们是自己这一代人的实验对象”。这便是一种人质化的处境。

针对一段历史，人们或者讳莫如深，或者在公开真相之后纷纷声称要吸取教训，但出于立场、出发点、智慧或者策略等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总结的教训往往并不触及痛处和要害——从政治家，到历史学家，从当事者，到局外人，概莫能外。基辛格所总结的越战教训，也未能摆脱自身的局限。更有甚者，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从中提炼出的教训，可能完全相反。历史由此向我们进一步展现了它“黑暗的心”，那就是“进步”观念的摇摇欲坠。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托马斯·杰弗逊的话来形容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局，这句话是：“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美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从“不得不”，滑向主观故意，使“善之恶”或曰“必要之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将这一可悲的人类社会法则，变为值得夸耀的美国法则。越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86岁时同意接受了一次访谈，他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11个教训，其中第9条的内容是：“为了行善，你可能不得不作恶”，与杰弗逊总结的法则如出一辙。本卷三大战争题材的电影中便充斥着这样的法则，给它的“实验对象”造成了极大的分裂和迷狂。尽管“恶”的性质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说，极权之恶，或者说“恶之恶”，也采用了相同的逻辑和修辞，而且它对于“善”的愿景描述更为诱人——这正是正义所面临的险恶处境。也就是说，“善”既可能成为“恶”的正当理由，也可能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恶”因此成为“必要的代价”，被打入正义的成本——其中包括具体实施“必要之恶”以及造成“附带损害”的人力成本，而这些人，就是本卷影片中的主人公。前总统卡特因此对美国“濒危的价值观”忧心忡忡：美国曾经是全球称赞的、杰出的人权卫士，如今却已成为国际组织担忧的头号人权破坏者之一——“我们的一些行为与那些我们过去所谴责的暴虐政权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这三场战争集中反映了美国自身所面临的矛盾性。如基辛格所言：“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外交》）基辛格对美国及其秩序观做了客观、精辟的总结：“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世界秩序》）

这样的矛盾和分裂，不可避免地在“实验对象”身上爆发。本卷的影片中充满了这样的困惑和诘问——当有人告诉你“必须摧毁那个国家，才能拯救它”，你会不会用打火机点燃村民的草屋，并且“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当有人暗示你“得把犯人当狗一样看待”，你会不会发明各种手段去虐囚，并且兴高采烈地在网上上传虐囚照？当有人命令你“如果总统想要发动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能够让他这样做的情报”，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并且守口如瓶？当有人说服你“我们得把他们的生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你会不会对无辜平民（包括妇孺）开枪扫射或发射导弹，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与美国自身的矛盾性相对应，世界对于美国的评价，同样面临着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浓缩于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美国不存在，世界将会怎样？”希拉里·克林顿在谈及“巧实力”战略时所说的话，可以作为答案：“美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紧迫问题，同样，离开了美国的力量，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软实力”、“巧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认为，21世纪权力正在发生两大转移——一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二是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因此他指出，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国人不应该再问谁是全球老大的问题，也不应该总是考虑主导权，而应该开始了解，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权力手段构建巧实力战略，寻求与他国相关的而不仅仅是超越他国的权力。他在2015年的新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写道：如果“美国世纪”始于1941年，那么到2041年时，美国是否仍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并在全球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他的猜测是：“是”。

笔者无意在“亲美”和“反美”两派中站队。即便要说“反”，也是反思的“反”。正如《谁在反对美国》一书的作者所言，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一样，都具有异质性和多维性。谁在反，反什么，为什么反，在什么时候反，如此等等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判断，任何将其简单化、情绪化的企图，都徒劳无益。

2016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