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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

哈利评城|除了拆围墙,小区更需要多样性的功能

哈利·邓·哈托格 李倩宇 译

2017-03-20 18:38  来源:澎湃新闻

在中国,“小区”是住宅集合体的代名词。在一个欧洲人看来,“小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它们都被高墙围挡,并在出入口设有安保人员值班把守。最初我觉得,这些围挡有些多余了。毕竟中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觉得在市区里很安全,很少需要进行自我保护。
事实上,在中国的大城市中,这些围墙更多是为城市居民营造社区氛围,提供社区身份以及归属感。然而,这些小区的围墙通常会牺牲掉通行的便利。比如5年前,我住在一个小区里,里面有24栋高楼,住着约1万居民,小区出口没有开在靠近地铁站的一角,而是开在离地铁站最远的角落里。这样一来,本来1分钟就能走到地铁站,却要走10分钟才能到达。
围墙在城市形态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打散了城市的格局。的确,小区的围墙可以避免城市中的许多危险因素,比如偷盗、抢劫、超速的车辆等等,但是这个安全的代价却是将我们的生活与生机勃勃的城市隔离开来。当居住区与外界城市相隔离,社区感会越来越淡薄。
在我居住的小区中,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楼与楼之间的绿地才会有人使用,而他们多数还是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居民通常是一早就离开小区去上班,直到晚饭时间才会回来。在傍晚与周末的时候,我常常在喧闹的路边市集和附件的商场看见邻居们,他们很少会在居住区里的绿地空间里放松。这样的现象让小区中维护成本高昂的绿地变成了装饰品,也不禁让我觉得上海变成了一个个群岛,而那些分散的小岛就是被围墙、栏杆和道路分隔开的独立居住区。
当然中国历来有建造封闭庭院或围墙居住区的传统。古时候,城墙的建造意在抵御外来敌人的入侵,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仍保留着壮观的古城墙遗迹,而今天体量庞大的居民楼成为了我们抵挡外来世界的新堡垒。城市设计师和作家彼得·卡尔索尔普(Peter Calthorpe)认为,占地超过15公顷(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小区,其居住的舒适性是十分堪忧的,也会造成一些城市交通问题。他也提到19世纪城市规划师德方斯·塞尔达(Ildefons Cerda)为西班牙巴塞罗那规划设计的网格状低层住宅区Eixample,建议中国的城市改造可以遵循其中的一些方法。
巴塞罗那的网格状低层住宅区Eixample(shutterstock)
卡尔索尔普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缩小城市设计中每个城市街区的尺度。对我来说,街区尺度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提高小区功能的多样性。许多郊区的土地完全变成居住用地,周边的服务设施也是大型的商业中心和园区。让我疑惑的是:是什么原因让小区和本地蔬果商贩、理发师以及报刊亭隔离开了呢?
这个问题也开始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去年政府出台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的相关意见,鼓励缩小小区的建造尺度,其中包括建议缩小道路宽度,增加城市路网密度,以及建立功能单一的大片住宅区与城市的连接。这些意见意在减少围墙,建设更利于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的城市生活环境,同时也改善超高层住宅居民的居住环境。如果这些意见被最终实施,它将会是一项十分积极的城市改善措施,只要前提是不会造成过多外来人员进入小区,打扰现有居民的生活质量。我认为,这些措施的提出,不是因为户外公共空间没人用,而是因为户外空间太拥挤了,而且没有什么特色,需要提升品质。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围墙以及其它限制流动的设施可以帮助划分私人用地、半公共用地和公共用地,继而增加社会的凝聚力。比如,小区里的半公共空间,不仅服务于小区居民,也向行人开放,会增加居民维护小区环境的使命感。除了那些极其昂贵的高端住宅小区,大多数现有小区在转变成半公共用地后,可以作为纯公共用地和纯私人领域之间的一种过渡空间。
为了补偿小区居民对于城市感的缺失,很多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将小区边界上的房子租售给服务类行业的店铺,将一些商业和半商业设施渗入到小区内部的功能运作中,比如健身设施和幼儿园。这些举措响应了国家降低居住小区密度,建设服务性更强的新型小区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规的私人用地与非正规的街道之间的差别与隔阂也被弱化了。
受到当下的城市发展建设的启发与影响,城市规划设计师应该更有信心将功能单一的大片住宅区改变成为生活气息浓郁的社区。虽然我们不能将古老的欧洲城市照搬到中国的高密度城市中,但是像香港和东京这样的城市,将高密度城市格局与小体量房屋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尝试,可以作为参考来建设更开放的、充满生机和适于步行的城市。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讲师、独立城市设计师,著有《上海新城:追寻蔓延都市里社区和身份》。本文编译自sixth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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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婧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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