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美国大学过于“安全”？法国的政治“灾难”
美国大学过于“安全”？
本周，弗兰克·布鲁尼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当前美国大学的风气。
不久前，明德大学(Middlebury College)的学生们大声喝止一个有争议的社会学家的发言，并把他赶走。布鲁尼认为，这场闹剧的寓意不仅仅事关言论自由，它还事关情感上的溺爱，以及智识上的贫乏。
学生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某个时候形成了一个想法，觉得应该可以把不中听的观点从自己的世界中涤清出去。他们开始相信，用尖叫来代替说理，用辱骂来代替论辩不仅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政治上也具有建设性。
在明德大学发生的事情缘由是这样的：一群保守派学生邀请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来演讲，学校管理层公正地予以赞同。虽然默里关于美国阶级分裂的最新文字是敏锐的，甚至是有先见之明的，但他1994年的著作《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贩卖的是基于种族的智力理论，遭到了广泛谴责。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称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带着那样的标签来到了校园，遇到了数以百计的抗议者，这些人一心要表达对他的厌恶。在他本应做对谈的礼堂里——与他对谈的是一个自由派的教授——有很多抗议者，这些人站起来背对着他。
这些学生们反复高喊默里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同性恋者”，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于是他和那位教授转移到一个不对外的房间，想在那里进行他们原计划的访谈，用摄影机录下对谈过程，但抗议者又开始拉火灾报警器，敲打窗户，打断他们的交流。接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和默里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那名与之对谈的教授因脖子扭伤而需就医。
作者看来，这一事件是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盲从所带来的结果，而这种盲从在许多高等教育中存在。
民主党人、时事评论员范·琼斯(Van Jones)在此事发生的六天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评论，当时他批评了一些学生，因为他们坚持把自己裹在气泡膜包装里。
“我不想让你们在意识形态上感到安全，”他对他们说。“我不想让你们在情感上感到安全，我想要你们坚强。这是不同的。我不会在丛林里为你们铺路。你们得穿上靴子，学习如何应对逆境。”
“你们正在创建的这种自由主义，在穿过街道进入现实世界之后，它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既令人讨厌，又很危险，”他说。“我想让你们在这个校园里的每一天都感到被冒犯，深深地感到愤愤不平、感到被冒犯、感到心烦意乱，然后学习如何回应，因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你们做到的。”
作者对此表示赞同，琼斯批评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并非自由主义，因为对于人们应该能够说什么和听到什么，它倡导的是压制性的规则。
哥伦比亚大学教语言学和哲学的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教授认为，很多地方都弥漫着僵化的政治正确，但看到它在校园里出现，尤其令人感到不安。校园应该是进行大胆探索和无畏辩论的地方。
抗议本身不是问题。对于消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以及其他偏见，抗议非常重要。但是，给不完美的语言挑刺，企图让异议者噤声，对异议者进行羞辱，是对这个目标的违背，而且也疏远了需要获得启迪的旁观者。它比激情更加不现实，比情感的宣泄更缺乏策略感。
麦克沃特和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把它比作了一种宗教。“当一件事变成一种宗教时，我们就不会选择最有希望解决问题的行动，我们会做那些在形式上满足感最强的事情。”
法国的政治“灾难”
本周，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表达对当前法国大选局势的极度失望。
莱维认为，法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不但已经死去，而且已经腐烂。如今，在人们也许期待一位总统候选人告诉法国他如何看待特朗普、普京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时候，社会党候选人、白面小生阿蒙（Benoît Hamon）却只能谈一些诸如合法大麻、红色油泥和内分泌干扰素之类的东西。
而在右翼，灾难才刚刚开始爆发。菲永的丑闻成为了一出闹剧。
但莱维认为，公民和选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整个事件中最糟糕的部分。法国读者总是在等待当选官员和他们的对手的最新滑稽表演，贪婪地享受着每周一期的腐败、腐化和丑闻。当突然间不再有新东西可以报道，人们将感到无比失望，好像生活突然失去了乐趣。用诗人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话说，当自娱自乐，陶醉于丑闻时，人们“打着抑郁的哈欠走向黑暗深渊。”曾几何时，新闻媒体像报道政治一样报道体育。如今，政治评论倒像是体育报道。
让莱维扼腕的是“平等”一词内涵的丧失和堕落。对它的渴望曾经是最高贵的激情；曾经，带着这一激情，法国人有一个培养国体（body politic），并在此过程中赋予政治以威严的梦想。莱维同意哲学家让-克劳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的观点，他在他的新书《重读大革命》（Relire la Révolution）中挑战了《诸神渴了》（The Gods Are Athirst）的安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罗伯斯庇尔绝不是简单粗暴地向人民分配日常鲜血配额，他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让群众成为复仇的群氓，试图拯救共和层级的固有的平衡（balances inherent in republican hierarchy）中可以拯救的东西。
在今天的平均主义中则没有这种东西，今天的平均主义只不过是群氓不断地朝终极权力靠近，同时推进一种不是来自共同利益，而是来自投诉、侮辱、嫉恨和腐败的平等。此外，平等性已不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个污点，一条黑暗裹尸布，一个怨恨和憎恶的光环，在它面前，共同话语被束缚住了，就像是浪潮中的航标。
莱维称这是又一场灾难。从救赎的平均主义，到平等机会的抱怨和分数划分，法国人走在一条让社会从生存走向死亡的路上。
莱维认为法国不但处于一场危机之中，而且已经到达反纳粹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1940年时所说的、令他的国家“奇怪地败北”的危机的最后阶段。
他强调，最可怕的是崛起的极右力量。法国人所面临的不是仅仅是一棵罪恶之树，而是一片模糊的字眼的广袤森林，其堕落危险又疯狂。一个潜伏的、受欧墨尼得斯（希腊神话人物，其名字有愤怒和正义的双关义）指引的人物正在形成气候，用古典时代的话讲，仿佛正在履行一个可怕的命运，她就是马琳·勒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