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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市场

以“诗性教育”代替“诵诗教育”:文学即人学

陶力行

2017-03-19 15:22  来源:澎湃新闻

我有几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他们的孩子现在多半在两三岁之间,大点的刚上幼儿园。虽然彼此并没有过多交流,但在子女教育方面,他们表现出某种惊人的暗合,即普遍采取一套我称之为“激进主义”的手法,比如给年幼的孩子报名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早教班、国学班等等。
我有次去其中一位朋友家里玩,看到茶几上有本《少儿版唐诗三百首》,就问这位三岁娃的妈:“你买这个干什么?”
“教女儿诗歌。”
“你怎么教的?”
“每天给她读一首,要求她背下来。”
“她才三岁,为什么要教她背这个?”
“希望孩子从小培养一些文学修养。”
我开始追问:“你认为什么是文学修养?”
“就是说话有范儿,能够出口成章。”
“你觉得你自己有文学修养吗?”
“不太有。”
“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干嘛希望孩子有?”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才希望孩子有啊,不想让孩子重蹈我的覆辙!”
“你自己都没什么文学修养,怎么知道这样的方式能培养出孩子的文学修养?”
朋友被我噎到,但我并没打算让话题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过。
我继续问:“就按你的话说,有文学修养就是能出口成章,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教她背散文?”
“散文太难啊,她太小,不懂。”
“所以你认为唐诗不难,她能懂?”
“唐诗也不懂啊,但是不懂不要紧,唐诗短,好背,可以先背嘛,背着背着就懂了……”
“所以你所谓的培养孩子的文学修养,就是让她背些不明所以的东西吗?”
朋友再次被我噎到,我停止了追问。
朋友的回答折射出的教育方式很典型,某种程度上可算作“诵诗文化”的延伸。这符合当下社会对文学、诗歌及文学教育的普遍认知,或者说,普遍误解。这些误解包括但不仅限于:把文学修养视为某种语词应用的表现,把记忆当作文学教育的手段,把引经据典的熟练度作为有文采的标准……这些特征都属于我所说的“诵诗文化”传统。
诗歌最初讲求韵律与节奏,在于便利口头传诵,解决文字记载成本过高的问题
很多文学知道分子都会抱有“诗歌乃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这样一种观点,从而把诗歌的地位抬得无比高。
不可否认,文学关乎语言表述,诗歌作为一种经典的语言表述风格历史悠久。但文学自身的内涵远不止语言表述。更何况,除了“作为风格的诗歌”以外,还有一种“作为文学的诗歌”——即诗性语言——存在。
在我看来,作为文学的诗歌超越作为风格的诗歌,却总是被人忽视甚至不为人知。
作为风格的诗歌,原初是指一种有韵律、有节奏的文学体裁,语词高度凝练,表述以短句为主。这种意义上的诗歌,最早产生于口述时代,在西方一直可以追根溯源至两希文明甚至更早。韵律与节奏的把握会使诗句显得有秩序,秩序产生美感,不少人理所当然就把韵律与节奏当作评价诗歌的标准。
但这样做忽略了韵律与节奏的生成机制。
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诗歌最初之所以讲求韵律与节奏,并非早期作者有意于制造这种效果,而在于作为诗歌的要素,它们有利于口头传诵,能解决当时文字记载成本过高的问题。
一旦造纸术与印刷术发明以后,文字的可能性就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解放,诗歌创作不再受制于韵律与节奏的原则,伴随而来的,是现代诗的登场。
但是,文学知道分子中的保守派仍然不肯接受这一点,他们要捍卫诗歌的“正统风格”。也正是因为对于风格的坚持和秉承意识,才构成了长期以来的“诵诗文化”。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走得远,就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不能因为节奏与韵律作为诗歌的要素长期存在于诗歌创作中,就误把它们当作诗歌本身。锤子被制造是为了人们能更好地打造椅子,而不是被挂在墙上供人瞻仰,即便这把锤子再漂亮、再精致。
那些沉迷于“诵诗文化”的国学青年们,即便最终能背下整部《全唐诗》,恐怕也未必就能理解诗歌的意义。为了超越“诵诗文化”,我们必须思考“何为诗歌本身”以及“我为什么要写作”这样的本体论问题。
我为什么要写作?
假设诵诗目的是“主要通过朗诵来提高文学修养/诗歌修养”,那么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因为:就诗歌而言,诗性优先于诗,但诵诗却敌视诗性。
当我们说一个人有诗性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这个人充满真挚且丰富的情感。也正因此,人们容易把诗性与非理性、冲动相混淆,从而否定诗性。但真正的诗性往往与理性相结合,它具备反思性。诗性的起源是情感的激活,价值的驱动。
而写作是一种有伦理向度的东西。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去从事的工作。比如:当我看到他人不幸的时候,我感到我要去记录这种不幸,因为记录意味着提醒他人关注我们周围所经历的苦难;当我感到愉悦的时候,我感到我要去记录这种愉悦,因为有关愉悦的写作能让人理解何谓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追求人类之幸福。
在这里,“我感到我要”就是所谓的诗性意志,它既是一种情感的诉诸,也是道德义务的基础。我之所以“有欲望”去记录不幸和愉悦,是因为我理解了记录的意义,理解就是反思,记录就是写作。简言之,写作就是一种情感与反思相结合的行动,我以为,这就是“作为文学的诗歌”的起源。
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作为文学的诗歌”的认定,将不再只是拘泥于体裁、风格的讨论,因为它是一种更广义的诗歌——无论是戏剧还是民谣,小说还是散文,一切能同时具备情感意志与道德反思的文本都是“作为文学的诗歌”。甚至是父母对子女一句“我爱你”的表达,朋友间“你还好吗”这样的关心,都可视为“作为文学的诗歌”的语言,因为这些话语不仅有温情,还有理解。
至此,我们就能发现,诗性其实就是人性的善良面。而对于诗歌的探讨也就必须重新回归至“文学即人学”这个文学本体论第一命题。
同时,当我们能区分出“作为文学的诗歌”和“作为风格的诗歌”之差异,也就能意识到“诵诗文化”之困境。回到最初谈及的教育问题,我们也应该主张一种以“诗性教育”代替“诵诗教育”的方案。
回归诗性教育
文学即人学。那么所谓“培养文学修养”,也就是“培育人性”。
让孩子在丝毫不理解文学作品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无数次重复,将构成诗歌的语句铭记于心。这种方式只能算作纯粹机械式的输入,它都算不上是一种学习。毕竟,我们从来不会把文件存入电脑的过程叫做“电脑学会了文件内容”。
“诵诗教育”的核心问题在于:它把文学降格为语词的堆砌,把知识降格为信息,把人的认知降格为信息的储备。其在剔除文学的伦理向度的同时,也在扼杀接受此类教育者的人性。在如此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文学修养”最终只能转化成“精致而利己的灵魂”。
而诗性教育的目的在于,重新将诗歌教育或文学教育回归至人性教育的层面,即培养每一个个体拥有独立的反思精神以及丰富且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成为其本来所是的样子。
比如,选专业的时候。接受“诵诗教育”的个体往往会考虑“这个专业是否有前景、有优势”、“以后工作好不好找”、“社会对这个专业的看法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总是会基于“效用”、“回报与产出”,他们把自身的介入解释为“投资”。
但是一个接受“诗性教育”的人,在选专业时,是不会首先考虑那些琐碎之事的。他之所以选择一个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这个专业本身有极大的兴趣,他会感到他的选择不是选择,而是命运。
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命运竟然和自由毫不矛盾。因为在这里,走向命运就是“回到我的本来面目”,这个“我”是在毫无挣扎的情况下走上这条路的。我以为,诗性教育的终极目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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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博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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