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原新闻
进入原话题
打开澎湃客户端提问

分享

澎湃新闻客户端

上海书评

沈津谈上海图书馆旧事(上)

何朝晖

2017-03-19 11:08  来源:澎湃新闻

 
沈津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早年在上海图书馆师从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前辈,治版本流略之学,后担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先后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书城挹翠录》《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顾廷龙书题留影》《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老蠹鱼读书随笔》《书丛老蠹鱼》《书林物语》等,又编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日本汉籍图录》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2015年8月,在美休假的沈津先生接受了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的采访,谈到他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以及师事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的经历,从中可以一窥上世纪中叶上海图书馆的一段历史,了解前辈大师的生平往事。全文较长,此为访谈上半部分。
沈津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
澎湃新闻:您的事业是从上海图书馆起步的,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怎么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的?
沈津:我是安徽合肥人。沈家在安徽合肥是一个大族,我们家的《沈氏家传》是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先生所撰。我的祖父叫沈曾迈,喜欢文史,学问非常好,擅书法,曾是书画家吴昌硕的学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办过书法展,有很多人去捧场,作品也全部售罄。他写的石鼓文等都曾下过很大工夫,也有人把他写的篆字当作吴昌硕的拿到市面上卖,因为可以乱真。他在天津靠教书谋生,办私塾。很多名门的子弟都曾跟我祖父学习,比如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就请我祖父到家里作家庭教师。著名书画家、上海市政协委员戚叔玉先生,曾告诉我他当年和我祖父交往的情况。我祖父后来到南京江南水泥厂做厂长秘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很少写字了。我的父母亲都是职员,完全靠工资生活。我初中毕业以后,家里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们家有六个孩子,作为老大,我想替父母亲分担一些生活压力,想早点参加工作。我母亲在上海图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也就是过去的合众图书馆,还有报刊图书馆、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人民图书馆,都合并到了上海图书馆,很多书集中在一起,需要找临时工帮忙整理,于是1959年,我就进入了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先生
澎湃新闻:您成为顾老的学生是在哪一年?当时具体的过程,还有顾老收徒的标准,您能介绍一下吗?
沈津:是在1960年的冬天。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制订了一个计划,让文化系统的老艺人、老专家收徒学艺,把他们的技艺、学问传承下去,而我也就有幸被挑选,跟着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学习古籍版本。三位当中顾老的年龄最大,我记得他当时是五十七岁,潘景郑先生比他小一岁,瞿凤起先生又比潘先生小一岁,从年龄上来说正好是他们在事业颠峰的时候。
顾廷龙先生是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潘景郑先生的家世比较显赫,家里产业很多,开有酱园、银行,到他这一代家里有些败落了。潘先生有了多余的钱就去买书,他就是喜欢书。他的哥哥叫潘博山,是收藏界中收藏明清尺牍里最有名的一个。他们的收藏眼光独到,注重苏州的地方文献和一般文人学者的稿本和抄本,主要是明刻本、清刻本,也有少量宋刻本。瞿凤起先生是铁琴铜剑楼的传人,他对宋元善本很熟悉,他家的收藏就很了不得。
领导上希望他们三人,尤其是顾老,能够带学生。我当时只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学员,工资非常低,只有三十六块钱人民币。我小时候祖父教过我临帖、描红。领导上考虑到这个小青年很求上进,又比较刻苦努力,字也写得还可以,于是就把我送到了上海图书馆典藏部特藏组,拜顾老为师。我感到非常的幸运,也是缘分。当时有一个拜师合同,是特藏组组长张仪明拟的,拟好以后让我用复写纸复写了两份。
合同里边的具体条款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我跟着顾廷龙先生学习古籍整理、编目、鉴定,大概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后,上海图书馆的领导又觉得,光培养一个沈津不够,要加强特藏组的力量,就又派了一个叫吴织的女同事,也跟着顾老学习。吴织当时在上海图书馆方法研究部,之前是海军文工团的。顾老对外公开承认的学生就是我和吴织,此外在上图再也没有带过正式的学生。
沈津、顾老与吴织
澎湃新闻:三位先生和上海图书馆的渊源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沈津:顾先生和潘先生是郎舅关系,顾先生抗战时期参与创办了上海合众图书馆,后来潘先生也到合众图书馆工作。1951年顾先生等人把合众图书馆捐献出来,成为公立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又合并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先生、潘先生自然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了。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解放后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瞿先生被安排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整理善本古籍,参与了上海图书馆的筹备工作,1952年上海图书馆成立,他就一直在上图工作,直到退休。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接受三位先生的训练的呢?
沈津:我在上海图书馆开始的正式训练,由顾先生指导,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从旁辅导。当时为了培养我和吴织,每个星期要集中讲一次课,一般讲一个半小时,主要是潘先生、瞿先生讲。讲课的内容不固定,也没有教学大纲。比如讲过《纲鉴易知录》,主要是讲历史,一点点读下来,这部书内容比较多,最后没有念完。讲过上海的地方志,还讲过《唐诗三百首》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潘先生是章太炎和吴梅的学生,所以他对词曲非常熟,有时除了讲,还要唱。
当时听课的人除了我和吴织,还有赵嘉福和潘美娣,有时候上海图书馆党支部副书记、党团办公室主任黄眷澜和典藏部主任赵兴茂也会来旁听。讲课一直持续了两年多。赵嘉福本来在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潘美娣在上海舞蹈学校学民族舞蹈,由于国内在1961年的时候碰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有些原来学习其他技艺的学员就转到图书馆来了。他们两个人也都是小年轻,到了上海图书馆就开始分别跟着碑刻名家黄怀觉、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学习了。黄怀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成名了,技艺高超,得到吴湖帆等著名书画家的认可。曹有福和北京图书馆的张士达并称南北修书的“国手”,但南北修书的手法并不一样。曹有福修书真正做到“整旧如旧”,不少海派藏书家,比如黄裳的书都是经曹有福之手修复的。
澎湃新闻:当时您具体读了哪些书,能介绍一下吗?
沈津:顾先生要求我看一些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面的书,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叶德辉《书林清话》、钱基博的《版本通义》、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等等。前面的几种, 初看时有点吃力, 只能是慢慢读。我家里的那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四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顾先生送给我的,记得上面还有一方小图章,好像是“起潜持赠”。
澎湃新闻:顾老的书法功力极为深厚,他的字很多人都喜欢。当时他指导过您学书吗?
沈津:顾先生要求我每天用一个小时写毛笔字,要我自己选字帖练习书法。唐代欧阳询、褚遂良、宋代黄庭坚、米芾,清代书法家梁巘、顾莼的字,我都临过。临得最多的是褚遂良,大概有一年多。顾莼的字是潘景郑先生从家里拿来的潘家宝山楼影印的珂罗版小本。有时候顾先生就站在旁边看我临摹,性起时甚至还亲自作示范,我至今留有一两张顾师改动过的作业。
那时北京文化部门要求上海图书馆呈交一份一级、二级藏品的目录,其中就有碑帖方面的,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好的碑帖,包括宋拓本、明拓本、旧拓本,我几乎都看了一遍。我也曾临过赵孟頫、董其昌的字,顾先生看到后就告诉我不要临他们的字,因为这两个人人品不好。
临帖一共大约三年时间。顾先生要我临帖、接受书法训练,实际上是在培养我鉴定古代抄本、校本、稿本,以及题跋、尺牍真伪的能力。真品一气呵成写下来,伪品破绽表现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写了以后就可以去慢慢体会。我在看那些抄本、校本、稿本、题跋的时候,比较用心地去熟悉名家的手迹,有些人的笔迹就在我脑子里印进去了,这些人的字体一看就知道。比如纪昀、王士祯的字,本来就不怎么好,碰到端端正正的,你就要注意了,肯定不对。
潘景郑先生赠给沈津的墨迹
系统学习版本目录学
澎湃新闻:除了接受这几位先生的训练,您还上过别的什么相关课程吗?
沈津:我毕竟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必须在文化上有所进修。上海市文化局有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夜校性质,一个星期大约二三个晚上有课,请的一些授课老师都很有水平,比如上海京剧院的编剧何慢。我在那里拿到了高中文凭,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学到了很多国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
后来我又报考了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函授班,被录取以后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学、目录学、分类法、读者工作、工具书使用等方面的课程。虽是函授,也上课,老师都来自上海图书馆,例如副馆长韩静华、方法研究部主任陈石铭,以及其他部门的主任,如陈柱麟,他是蒋介石的侄女婿。他们在业务上都有一套,讲课很有实践针对性,比空谈理论不知道要好多少。所以我常常觉得虽然是函授,但比那些全日制的都要幸运,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学到的都是实践的知识。老师布置的作业通常也是在晚上完成,工具书使用课上学的知识最能派上用场,那些工具书在善本组的办公室里全有,比如《中国丛书综录》,都是我经常用的,所以我查起来特别快,轻而易举地就把作业做完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基本完成学业,只是未拿到毕业文凭。七十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派一些学生来上海图书馆实习,请我去讲课。讲完课后我和武大的老师闲聊,我说我曾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函授的学生。他说:噢,你也是武大的?我说我书都念完了,也没有文凭什么的。他说我回去给你查一查,看能不能给你补一个毕业证书。过了几个月,我真的收到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系颁发的毕业证书,上面有校长刘道玉的签名和公章。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您虽然上的是武大的函授课,拿的是武大的文凭,但您的课基本上是在上海上的,授课都是上海图书馆的专家。那么,课程是由武大来定的吧。教材是武大定还是授课老师自己选呢?
沈津:教材都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寄过来的。我在图书馆工作,又有一定的师承,得到了最好的老师指点,而且学到的知识。
澎湃新闻:学习版本鉴定,实践经验很重要。在实际工作中,三位老师是如何培养您的专业能力的?
沈津:当时上海图书馆在进行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这成为善本组最主要的工作。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每天瞿先生交给我一沓卡片,都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的,我就拿着这些卡片推着书车到书库里去,把这些书一部一部取出来,交给瞿先生,瞿先生和潘先生负责用书核对卡片。每张卡片上面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稽核项,有不对的地方,就在上面用毛笔修改,有时也把卡片上原来没有的一些著录,比如钤印、行款、鱼尾、刻工以及其它比较特殊的,如牌记、扉页上的文字,记在卡片的背面。
因为顾先生是馆长,事务繁忙,偶尔会看看卡片,但他要求潘先生、瞿先生对卡片上所作的修改,都要让我和吴织看一看,让我们了解修改的原因,着意培养我们。比如卡片上原来写“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为什么“二十七年”要删去呢?因为序虽然是万历二十七年作的,但序文里并没有明确说这部书是在这一年刊刻的,缺乏明确的依据,所以只能表述为“明万历刻本”。潘先生、瞿先生有时会加上一些著录项,为什么要加这些著录项?它们在书里的哪些地方有反映?碰到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仔细地到书里去查找。为什么在书里的这个钤印旁边打个叉号,标个“伪”字,认为它有问题?为什么说它的印色不对?我和吴织仔细揣摩,加上老师的耐心指点,逐渐地积累起版本著录的经验,慢慢地对版本的鉴定有了心得。
澎湃新闻:记得您曾说不光白天看这些古籍善本,晚上也看,住在图书馆里。能不能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沈津:我怎么会晚上也去看书呢?这要从善本组的具体位置讲起。上海图书馆善本组的办公室在333号房间,这是一个大办公室。顾先生和潘先生对面坐,我和吴织也是对面坐,瞿先生坐在靠天台的一个窗户那里。333旁边的334是个小阅览室,所有读者来阅览都是我去取书和接待。三楼的中间是一个长走廊,右边就是三个善本书库,善本书库的钥匙都是我在保管。善本书库涉及保卫工作,领导上觉得我比较年轻,又没有结婚,没有家室之累,三楼电梯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就安排我住在那里晚上值班。有时典藏部主任赵兴茂,特藏组管革命文献的工作人员卢调文,也偶尔住在那里值班,但大多数时间是由我一个人值班,整个三楼就我一个人。这就给了我晚上在办公室读书的时间,把白天看不完的书继续看完。白天事情比较多,晚上时间集中,效率高。不光看自己手里的,也把吴织看的全部翻一遍。当天的书必须当天看完,因为第二天瞿先生又会给我一沓新的卡片了。
这样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从1961、1962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告一段落。就这样,在那几年时间里,上海图书馆所有的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善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活字本、套印本,大约一万四千部,包括名人题跋等,我都经眼了一遍。这些实践经验沉淀在我脑子里,使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受益无穷。
沈津与潘景郑先生
澎湃新闻:您跟着顾、潘、瞿这几位先生一起去买过古籍吗?感觉如何?
沈津:碰上潘先生和瞿先生去古籍书店选书买书,顾先生一定会跟他们说,沈津也去。我就像一个小书僮一样跟在他们后面。顾先生告诉我,潘先生、瞿先生经验非常丰富,他们挑的书肯定是高质量的,但我不要在旁边光是打个下手,也要参与选书,选了以后才知道对还是不对。选好的书送到了上海图书馆,谁来查重呢?我来查。把没有复本、价钱又不是很贵的书留下来;如果有复本,绝对不予考虑。整个查书的过程就是一种训练。另外上海图书馆还承担了出口图书的鉴定工作,凡是出口到香港的图书,或者是可供海外学者选购的线装书,都要经过鉴定,确定符合出口的标准,打上火漆印之后才能出口。当时的标准是1911年以前的不能出口,1911年以后的才可以出口。潘先生、瞿先生看过这些书后,由我来盖火漆印。每一次我都会经眼几百种线装书,十部里能记住一部,就积少成多了。
帮顾先生查书也是一种训练。有时候顾先生会拿个纸条给我,说:“沈津,你去查去。”我就要到各个书库去查各种资料。顾先生希望我能够知道,什么书怎么查,遇到什么问题查什么书,怎么能够检索到你所需要的材料。除了善本书,我也要去看普通线装书和旧平装书(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新书(1949年以后出版的书),了解这些书的用处。我觉得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充实,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沈津与顾廷龙先生
澎湃新闻:做《翁方纲年谱》这个题目似乎也是顾先生给您定下来的?
沈津:1961年的时候,顾先生给我定了一个题目,做《翁方纲年谱》。顾先生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一定会去长乐路书库,也就是过去合众图书馆的所在地,在那里思考一些问题,写一些东西。我知道了以后就说:馆长,我可不可以也到长乐路书库去陪陪您。他说好啊,你来吧。于是每个星期天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长乐路书库顾先生办公室里只有我们师徒二人,面对面坐着。顾先生给我讲了很多东西,都是他平时在办公室里不讲的。讲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京、四十年代在合众图书馆,跟张元济、叶景葵这些人交往的事情,也讲民国年间藏书家故实,有时也让我查书或抄材料。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做古籍版本鉴定,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必须跳出来,要做研究。于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让我把翁方纲的年谱做出来,他过去就做过吴大澂的年谱。他说所有关于翁方纲的东西你都要去搜集,比如很多重要的碑帖上面都有翁方纲的题跋,你把这些题跋,还有翁的手札全部录出来。于是每个星期天我就在长乐路书库开始做这项工作,碰到问题,包括不认识的字,随时可向顾先生请教。资料搜集工作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一直到四十年之后《翁方纲年谱》出版,才算是完成了顾先生交给我的任务。
顾先生在长乐路书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学问’就是‘学’和‘问’两个字。凡是不懂的,你就去问潘景郑或者瞿凤起,也可以来问我。”我和他们三位的关系不仅仅是师徒关系,而是超越了师徒关系。所以,上海图书馆里有人就对我说:你是“三房合一子”。这是上海话,意思是三个人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都对你好。三位老师都是非常好的厚道人,从没有想把自己的知识藏起来,都会毫无保留地教给你。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继续阅读
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