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江︱史家谢兴尧先生的日记
太平天国史专家谢兴尧先生，以期颐之寿离世，距今已逾十年。
谢老一生专究文史，埋首学术。1926年他自川进京，入北京大学，在他的老师邓之诚等先生引导下，开始太平天国专题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研究创作的高峰，他以东坡诗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中的“堪隐”名其斋，并以此作笔名（另有“五知”、“荛公”、“老长毛”等），陆续写出了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考证文字，奠定了他在文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全国解放后，他由邓拓点名进入人民日报社，在理论教育组（后改称“理论部”）做编辑。1956年调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长。1964年后重回理论部，直至退休。
我与谢老交往，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由于公务牵累，其实拜访谢老的机会并不多，但在局促拥塞的“堪隐斋”中，我确能感受古致有味的文史气息。聆听他讲述昔日经历往事，以及先朝掌故逸闻，使我获益良多。谢老身上袒呈出的传统流韵，似乎与窗外调色板一样的世界完全隔离。我当时曾想，倘若先生能把旧年陈迹笔录下来，将是多么有趣，也一定很有价值。
某日前去拜访，闲话中偶及日记一事，谢老亦以早年未能有所记录为憾，以至许多亲身所历就此湮没遗忘。记得当时谢家保姆汪氏在旁提示，始知前些年谢老曾有过一段日记，只不过所录类如收支记账。后来我也见到了这些小本子，正如汪氏说的，所记内容广涉各类日常开销，但也不乏人事往来甚至个人感受等，谢老还在启首题有日记名称。
所见谢老日记共有四册，大约五十开左右的小笔记本。记录始自1978年1月1日，至1988年1月31日终结。其中前一部分名曰《花园日记》，两册，第一册时间跨度为1978年1月1日1981年5月23日；第二册，即《花园日记》（二），起于1981年6月1日，止于1983年10月24日。日记的后半部分曰《金台夕照楼日记》，同样也是两册，其中第三册未题署，从内容上看，应视作《金台夕照楼日记》（一），自1985年2月4日始，至1986年8月31日止；第四本《金台夕照楼日记》（二），自1986年9月2日始，至1988年1月31日止。日记以行体书写，笔迹大致可辨识，偶用别字，文中有些用字偶以同音代之。日记叙笔至简，全文统共只十几万字，其中《花园日记》的前部分尤其短小简略。
关于《花园日记》的命名，谢老在日记开首便做了交代：“所谓花园日记者，以居于安定门外花园楼209号也。”大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谢老搬迁到安定门外（此前曾先后住过北新桥、米粮库胡同、东四六条、东四九条、以及前门施家胡同等），所居地名花园楼，名称显得洋味十足，后来我才得知，其实不过是简易楼房。这种简易楼房，大约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据说建筑寿命只有二十年。为节约成本，屋内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暖气，取暖做饭仍要靠煤火，既不卫生，也不安全。如今这种“文革”建筑遗存，随着城市化改造，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1978年12月30日，谢老就曾煤气中毒，所幸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当天日记记有：“下午中煤毒，送医院……”第二天日记则写道：“……略苏。街邻来问。”事详姜德明先生《谢兴尧》一文。
据我所知，“文革”中谢老以“文化汉奸”、“反动学术权威”之名受到批斗，每月仅五六十元生活费，只能在艰困中度日。《花园日记》记录他落实政策之后的生活状况，间及世俗应酬和家庭琐事。作者用笔简吝，每日所记大多寥寥数语。从日记中看，他是1978年1月20日到报社补办的退休手续，同时领取“文革”中被冻结的工资。随后，在1980年，他“文革”中的“交代”材料被掷还，这年4月15日的日记写道：“……政治部送回交代材料，恶而焚之……”从此，他的“政治问题”的压力得以缓解。
之所以称作“缓解”，是因为他“办完手续”之后的一段时间，待遇并未恢复到应有水准，谢老生前虽未言及，但我从他家人言谈中了解到，1978年谢老“办手续”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只能领取百分之六七十薪资。此事家属也不明其详。
我后来翻阅谢老日记，见到这样一则记录：“刘斌送工资来，谈政历事……”（1980年11月12日日记），依我理解，所谈可能即“政治历史问题”。据袁鹰先生回忆，报社最初的人员结构，大体从原解放区相关文化干部中抽调而来，或是工作在“国统区”的中共新闻工作者，只有谢兴尧先生是特例——他进入《人民日报》，系当时报社总编辑邓拓“钦点”。作为从“沦陷区”过来的学者，谢先生的经历显然与众不同，受到“特殊关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初一段的日记内容，大致为吃饭、购物、走访、晤客、料检琐事等，很难想象日记的主人能与历史学者有什么关联。也许是刚刚走出“文革”十年的缘故，他的生活依旧简约随意：除去日常吃饭购物，便是养观赏石，以及侍弄花草，整理烟叶，再就是到中山公园、北海、东单等处看花展，赏盆景，买花盆，买上水石……从一侧面，也表露出日记作者退休后日常生活的趣致。
谢老这时期另一项活动，便是重新补充他的藏书。“文革”中扫除“四旧”，为避祸，一向谨慎的他，只能将平生所聚处理掉。当年苦心收存的书籍资料，或投火，或贱售，大多付诸荡然。他这样惯于笔墨生涯的知识分子，对此显然是心痛和无奈的。这一时期谢老又开始出入市肆，书刊渐渐重又充盈几案。从他的日记中看到，所购既有旧书刊，也有新排本，大致是廉价的。因收存空间限制，常选买一些实用书刊，他在《我与书》一文中，也提及这一时期的买书情形。除了自己巡阅书肆，日记中也提到他托书店友人留意代购，其中屡见魏广洲、王中和、肖新祺、李新乾等名字，都是他书店老友。
改革开放后，谢老重拾专业。1979年5月25日至6月3日，他应邀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日记中有简略述写：“由5月25日至6月3日在南京开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近代史所邀余参加，往返旅费由该所报销。25日晨乘机飞宁，航票57元，回航亦同。住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前国民党励志社，建筑讲究，具园林意。3日乘晚机返……”另外，1980年10月10日至11月9日，他受邀赴西安西北大学讲学。能够在擅长领域发挥余热，想必谢老也是舒心惬意的。之后，他受聘担任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及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特约研究员。从西安回京后，除了1983年夏参加报社组织的游览（为期约一周），谢老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从此没有离开过京城，毕竟年事已高。查看他日记，有多次拒绝邀请的记载：“发广州学术讨论会信，不去”（1981年1月31日）；“刘世凯来，转王庆成意，问是否想到四川开会，看大渡河。托婉谢”（1981年7月7日）；“民族学院郭毅生送请柬来，约明日在人大开会，辞之”（1981年11月19日）；“郭毅生来约开年会事，辞之”（1982年4月17日）；“南京来三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陈大荣、研究院许，南京市委送请柬来，约赴南京，以老辞谢”（1983年3月3日）；“发邓珂信，说明本月5日系文如师百年诞辰，同人在北大开纪念会，寄来请柬。函辞之”（1987年12月3日），等等。
虽然谢绝参加活动，但谢老并未停止研究和写作。他陆续为刊物撰文，比如，为《文献》写《宋朝对于书报的管制》，为《中华文史论丛》写《太平军与反帝队伍的关系》，为《晋阳学刊》写《〈水窗春呓〉及其作者》《清入关后傅山的活动与交》（与柯愈春合作），为《历史教学》写《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宗目序》《史学漫谈》，为《文史资料选辑》写《记清季派遣幼童出洋》，以及为《西北大学学报》写《从曹家的事情谈清朝掌故——读〈红楼梦〉随记之一》《关于太平天国玺的种种》。他也为近代史所编印的《近代稗海》提供史料素材，并撰写序言。日常生活得到了充实。
谢老所记除生活琐屑、出入起居，也涉及人物往还、书信互递。如到京西宾馆，看望来京开会老友谭其骧；与吴玉如吃饭；到小石桥找单士元；见到老友黄萍荪文章，得知信址后，重又取得联系等等。从日记中看，与谢老有过交往的人还有：社科院近代所的荣孟源、章伯锋、陈宝辉、庄建平、钟碧蓉、王庆成、王善中等，社科院文学所的卢兴基，科学院图书馆的刘世凯，北京社科院的邓珂，《人民日报》社同事田钟洛（袁鹰）、姜德明、徐放、王德增、林钢、唐米、吴述俭、沙英、周修强、黄植、萧航、李桢祥、柯愈春、赵沈平、洪谦、孙乃、赵克惠、艾铁民、海松岩、田禾、康春月、耿长顺，中山大学的骆宝善，广西社科院的邢凤麟，北师大的刘乃和、张守常，人民大学的戴逸、王松茂、王宗柏，华南师范的陈周棠，广西师大的钟文典，北图的杨扬、陈强华、刘宣、卢宏基，民族学院的郭毅生，北京师范学院的欧阳中石，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叶祖孚、王桂玲，《晋阳学刊》的高增德，成都《文史杂志》的李有明，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的陈大荣，西北大学的姜秉正、阎愈新、符景垣，中华书局的钱炳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周道桂、段文桂等等。另外还有王利器、石继昌、邓嗣禹、朱士嘉、宓汝成、俞平伯及其女儿（俞成、俞欣）等。至于接待、拜访昔日街邻旧友，均散见于日记中。
在这部日记中，多有涉及作者日常花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年的物价水平。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此或有所体味，读之仿佛回到三十年前的生活光景，唤醒了那个年代的消费记忆，就物价演变而言，也不无史料价值。比如看1978年初的日记，便知当时鸡蛋一元一斤，白糖八角八分一斤，川烟二角二分一盒，理发四角等等，类似载录尚多，不一一例举。当时居民生活用品还未足够丰富，一些日用品价格逐年升腾，有些物品还需凭票证供应。作者在他日记中便记有：“……由本月起鸡子改为一斤，牛奶只供婴儿、病人，需要证明。”（1978年1月5日）；“……饭后买奶二元，闻将涨价，由一毛七分一袋，涨至二毛一分，群众争买……”（1986年10月30日）；“……买奶二元四毛，原每瓶一毛七分，现涨至二毛三分…….”（1986年11月9日）。这样的文字还有一些，只录一二，以概其余。
日记到1988年1月31日便戛然终止。在这前一天，即1988年1月30 日，作者在日记中写到：“……归接小昕信，甚好。称德华母女将于13日飞京，带电视。”女儿带孩子回京过年，对谢老当然值得高兴，何况又带回彩色电视（之前谢老在日记中，曾有让女儿为买彩色电视的文字记录）。至于作者为何至此辍笔，在之前的日记中，也曾有过儿女来京而停笔几日的状况，想必儿子一家调京居住，无需作者再为日常琐屑而费神了。
大约1990年前后，保姆汪氏来到谢家，谢老的生活此后安定了下来。此时的他虽步履蹇滞，闭门息游，但意趣不减，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整理旧稿，同时也另写新篇。谢先生的晚年生活，大致是幸福、充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