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土叙边境难民：中国人初次来做志愿服务

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中东激进主义和内战的升级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损失，暴力导致18万伊拉克人和47万叙利亚人丧生，650万叙利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480万人被迫逃离。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多方力量参与到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其中NGO和民间团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的作为，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是比较陌生的。

土耳其作为主要难民流入国之一，政府建立了难民营接待难民，但绝大多数叙利亚难民并没有进入难民营，而是居住在社区之中。相应的，针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也分为难民营和社区两块。土耳其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负责帮助难民营中的难民。出于保护，除了联合国机构或者与联合国机构合作的NGO，其他NGO都不能进入难民营。对于生活在社区的难民而言，除了土耳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主要由NGO提供帮助。

“土耳其的NGO发展得这么好，是晚近的事。”YUVA尼济普项目经理Tara这样告诉我们。

许多穆斯林思想家认为，中东需要的是有效的社会和经济战略和政策，以解决暴力背后的复杂的非宗教因素，及其绝非宗教性的影响，文化、种族和宗教因素也应该被考虑，但它们不是失业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许多NGO的出发点。

而根据国际法促进中心的报告，中国社会组织目前还处于国际化的探索阶段，对外活动一般是由有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领头，无背景的民间组织国际参与度较弱，处于无办事处、无专职人员、无经常性项目、无稳定资金的“四无” 状态。不少网民持有“先解决国内问题再解决国际问题”的心态，不认可NGO提供海外援助。

“共同未来”项目是中国第一个通过正规渠道到土耳其做难民志愿服务的尝试，堪称拓荒者。

该项目是国际法促进中心的难民法律和政策研究项目组，与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与发展项目，旨在促进中国青年参与国际交流，改善难民儿童生存状况，成为一支真正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力量，塑造当代中国青年勇于担当国际责任的崭新形象。目前项目的主要行动为支持中国青年赴土耳其，为受到难民危机影响的儿童和青年提供教育和其他帮助。

国际法促进中心成立于2012年，是一个立足国内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增进和提升中国各界力量在国际法和国际正义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力求改变相关领域鲜有中国声音的现状。

中国人能做什么，是肩负开拓者任务的两名第一批志愿者杨肯和满园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他们一个就读国际法专业；一个精通阿拉伯语，去过约旦难民营，本身也是穆斯林，但这趟旅程仍然充满冲击和意想不到。 

Tara

从伊斯坦布尔飞到土叙边境加济安泰普，在机场等待志愿者和记者的不仅有截然不同的“干燥亚洲”地貌，还有强烈阳光中热情的Tara。

后来她一再重复：“一般人不会来这里。你们的存在对这里的人就是一种希望。”

Tara是尼济普YUVA里的唯一年长者，她是一名美国西海岸左派，但“非常接地气”，核心一直落在行动上，她说：“你是在世界一流名校校园里空谈，还是选择行动？”

最初来土耳其时预想待个一两年，想不到一待就是25年。在边境加济安泰普，美国人更是稀罕的存在。

杨肯说，有的国人对NGO的理解就是来自外部的无事生非者（outside agitator）。当Tara被问及作为一个美国人在土耳其做NGO是否有这个感觉，她说她不是“agitator”，只是一个行动者。

她到来于土耳其大学政治活跃的八十年代，“大家觉得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政治局势会更不容易失控。”在大学的她是幸运的，后来的时间，也只有两次收到禁令，一次是让她不要去参加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游行，另一次是当她从土耳其控制的塞浦路斯北部回来，受邀去希腊方的塞浦路斯南部时被禁。

在来土耳其前，她甚至对土耳其文化一无所知，只是想走出去。

10年前，她要去阿富汗参加培训，不敢告诉父母，临到机场才给爸爸发了一条信息，爸爸第一句话是“这让我怎么告诉你妈”，而妈妈的反应是“Tara去做她相信的事了”。她觉得很幸运。

在土耳其，她先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学从事市民社会方面的教育培训工作，离开大学后，开始经营一个女性赋权组织，“觉得女性应该可以独自回家才对”，还帮助那些从未就业过的女性第一次领到自己的工资。但同时，她不想只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各种社会议题都想涉及。她开始与残疾人、儿童一起工作，也做环境问题，和绿色和平合作了一些项目。在她眼中，绿色和平在土耳其的年轻人是真正的实干者，除了去游行，还真正做了实事。她也试图让政府知道，他们不是反政府，只是促成一些积极的变化。

后来她遇见了她的土耳其合伙人，一起创办了YUVA，意为“家”，有了资金，开始运作，议题限于环保和公民权。

2013年，叙利亚战争形势越来越糟，大量难民跨越边境。希腊的莱斯博斯岛靠近土耳其西海岸，正是难民大量集中的地方，Tara的一个好友来到那里，扎起帐篷，和叙利亚难民一起日日夜夜地工作，Tara也曾到那里探望。

但改变Tara的是一个早晨。朋友发来一条信息：“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把三具尸体运回叙利亚。” 当时是7点半，她正在喝她的早餐咖啡，那一刻鲜活意识到他们处在多么不同的现实中。她给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打电话，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做，给希腊相关部门打电话，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给海关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这三人的尸体要以运送货物的形式送回叙利亚。Tara觉得这个事情太过荒诞，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局势，之后加入了难民营志愿者的行列。

2015年，难民数量开始攀升，难民危机爆发了，每天都有成千人跨越边境，成千人坐着Tara口中“愚蠢的船”偷渡去希腊。她也开始募捐衣物和生活用品，有人会把他们募捐来的东西送到警察局或医院。严格来讲，这些都是非法的。政府不会对偷渡者明说你可以留在这里，只是保证他们住所和食物，“直到他们找到他们的偷渡船”。本地的一些当权者事实上是允许志愿者帮助难民的，自己也会提供帮助。

政府用了各种方法防止偷渡，这涉及警察和边防人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偷渡很糟心，但也承载着对自由的希望”。由于过多难民涌向欧盟，东欧几国开始关闭国门，土耳其也开始关闭边境。

有时，Tara会在街上见到一些人，“你见到他们，明白他们在等着上一艘偷渡船，你担心他们不会游泳，可是该告诉他们这样有可能丧生吗？一部分的我想要去警告他们，一部分的我说，凭什么夺走他们的希望。”这些船的存在一度让她非常痛苦，越来越多的人死于偷渡。在莱斯博斯岛，一家叙利亚人来认领了五具尸体，这让她觉得太疯狂了。

当被问到是什么驱动难民到欧洲，她说对于受战争所害难民来说，“当你逃离了一个地狱，逃离了可怕的境遇，你肯定想开始可能的最好的生活，这就是那么人想去欧洲的原因。”

不能阻止他们上船，但她希望让他们有更少的理由上船，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留在土耳其，给他们一些希望。

YUVA开始为难民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正式学校课程。“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案，仅仅是希望他们活得更快乐更有尊严。”举办一切能促进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融合的活动，比如歌舞和足球，活动都会既邀请叙利亚人，也邀请土耳其人。

在一个宗教节日，Tara提出来尼济普的社区中心工作，当时她在伊斯坦布尔有自己的房子、朋友圈和狗。她来到加济安泰普，开始租房独居。

至今都有人认为她是间谍。一个美国人搬到伊斯坦布尔，再搬到土耳其各个城市，一口土耳其语，看起来有些可疑。还有人觉得她是传教士。现在当别人问起她的职业，她只说在教育机构工作，而不说从事难民工作，“还是有很多敌意”。

Tara深知做先锋探索者的难度，这也是她热情接待来自中国的第一批志愿者的原因。“土耳其的NGO发展得这么好，是晚近的事，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现在有更多的国际项目，非常鼓舞人心，包括你们的到来。”她提醒，作为志愿者，必须会讲当地语言，必须对当地和现存系统有一定的认识。

谈到怎样看待NGO的官僚问题，她说她也是“官僚”的一部分，她也要交房租，土耳其的NGO工资并不是很高。“说到官僚，我认识联合国机构里的很多人，他们认真工作，值得尊敬，但是层级太多了，打起交道来很麻烦。不过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人有经验处理300万难民涌进国家。土耳其政府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官僚是个问题，但是到处都有这个问题，没有例外。”

YUVA

土耳其的NGO是多元化的，在国际法促进中心主任刘毅强去年的调研中，已经对边境各个难民救助NGO如何运作有了一个全貌的认识。加济安泰普较大的当地NGO叫ASAM(Association for Solidarity with Asylum-Seekers and Migrants，庇护寻求者与移民支援协会)，是联合国难民署土耳其办事处的执行伙伴，既发挥一些难民署的作用，又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心理社会咨询和法律咨询，帮助难民获得教育、健康等基本权利和服务。

为了让难民融入当地，也为了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他们邀请土耳其绘画大师教叙利亚儿童画画，每期招收5名叙利亚儿童和5名土耳其儿童。ASAM与国际法促进中心合作，已在去年将50幅画作交由中心在中国展览并拍卖。

目前的困境是土耳其学校无法为难民儿童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还有一些难民家庭因经济困难，无法支持孩子接受正式教育，一些难民儿童甚至需要当童工补贴家用。很多NGO注意到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方面的紧迫性，比如此行的合作方和接待方YUVA。

Tara这么说:“我们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只能让他们更快乐和坚强，去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这里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区和家，也是精神上的发泄口，很多人把大量时间花在这里。志愿者第一天到来时，受到了工作人员和难民的热烈欢迎，有个大叔也前来攀谈，但讲了几句后提出要钱，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尴尬。负责人说 “不希望他们养成依赖和伸手的心理”。

YUVA在尼济普设置了两个中心：社区中心和技能培训中心。前者主要通过社工对难民进行保护和心理支持，后者教授实际技能，帮助难民找到工作。

社区中心更多是支持未成年人和开设语言课程，使得难民和当地人更平等，帮助儿童克服痛苦和恐惧。社工原本会到社区做外展（outreach），但近两年由于政府在家访审批上收紧，有时只能等待难民自己到YUVA寻求帮助。YUVA对学校的访问最近也停止了，正在申请教育部的允许。社工也会去动员土耳其社区，避免土耳其人产生偏见，认为难民抢走了他们的资源。 

社区中心负责人Ayhem是叙利亚人，来到土耳其读理科，后来开始到NGO工作，致力于难民的医疗健康问题。

他告诉我们，尼济普的几万难民中很多人无法就医，只有注册为难民、获得ID的人，才可以享受公共医疗体系的服务，这样的人大概有五千。但由于难民人数比其他地区多得多，加济安泰普已经成为唯一关闭了注册系统的地区，因此医疗用品也为当地所急需。 

奥斯曼是几个街区之隔的技能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已经在YUVA工作了四年。他的工作思路是从实际出发，觉得培训中心比社工中心更实用，更能帮助人们找到维持生计的方式。“那边教阿拉伯语，其实在土耳其是用不到阿拉伯语的。”难民儿童中只有30%正在学校里接受系统性的教育，“教育很重要，但叙利亚家庭都很大，这么多人都接受教育，生计就无法维持了，需要很困难地在两者间斗争。我们中心就是试图把生计和教育结合起来。” 

这里的师资都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社工和老师中叙利亚人居多，其中部分是无偿在这里帮忙的志愿者，一些志愿者来是为了从经验中获益，现在YUVA也在尝试给一些报酬，比如一天50里拉（约人民币100元）。

中国志愿者的到来，让两个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新鲜和惊奇。

杨肯和满园

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正在北大国际法专业读研二的杨肯一直在关注中东问题。“阿拉伯之春时，我高中还没毕业，而阿拉伯之冬时，刚好是我转向国际法的时候，开始从国际法思考这个问题。也在想作为个人有没有责任去帮助难民，主权和边界能把道德义务割裂开吗？至少对知识文化精英来说不应如此。” 

他发现网民的某些论调令他失望：“在有些人看来，叙利亚的一切动乱和苦难来自那些‘折腾’的人，是咎由自取；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去制止闹腾的人，也是咎由自取”。读了更多的材料，他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况且，“无论苦难是谁造成的，这样苦难都是应该去被减少的。”

去年2月，刘毅强赴土耳其考察帮助难民的NGO，看到难民儿童的画很触动，让对方寄来50幅在中国展览并拍卖，当时需要一个学生帮助策展，杨肯加入队伍，承担了设计、布展的工作。

去年下半学期，杨肯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交换生，见到那边的学生有条件和资源在老师的带领下直接去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行动，诧异且羡慕。“国内很多时候没有行动的机会，有意愿也没有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

去年12月，刘毅强告诉他，第一批资金终于到位，有条件让志愿者去土耳其了，“你要不要试一下？”今年1月，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杨肯给父母写了长长的邮件，解释了项目的前因后果，意义和可能的风险。在回国飞机降落到北京，见到父母的一刻，他们说你可以去。

杨肯的研究范围还包括“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人权话语，后者在政治局势的蜕变中渐渐销声匿迹，他想考察人权的界限，是否要把人权塑造成一个无所不包的、近似乌托邦的东西？“曾经被注入过多希望，很多时候却做不到，这时就容易被反对者污名化。我同意Michael Ignatieff所提倡的‘极简主义‘进路（minimalist approach），应该在极端条件下如残杀平民时谈人权并介入。把叙利亚战争塑造成人权问题的结果，无论对于人权本身，还是现实中的人民，都是没有好处的。”

此行之前，杨肯所带的疑问是，难民们是否真的不想回家？当部分国内网民对难民污名化、把他们简单说成是投机的非法移民，他认为“非法移民和阿勒颇逃出来的人显然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真的脏乱差吗？说不定人家还认认真真地生活呢。”

“叙利亚是一个教育程度很高的国家，刘毅强上次考察遇到的叙利亚人很多会说英语，难民状态究竟怎样，这些不亲眼见到，都是不知道的。”

由于那里太缺乏中国人的足迹，他作为第一批志愿者，更多肩负的是搜集信息的任务。他带了三台相机，一堆胶卷，希望带回一些影像，“不完全是苦难的影像，而是作为普通人的影像。”

另一位志愿者满园同样来自北京大学。 

她是一个穆斯林，从高中就想选择阿拉伯语专业，她说在高中时读到中国阿语系奠基人马坚先生翻译的《论语》前言中有一句话，“我是穆斯林，又是中国人，肩负宗教的和国民的双重义务，我决意同时履行这两种义务”，一句看似“套路”的话却对她有强烈的感召力。高考那年，她以北京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的阿语系。满园目前研二在读，刚好也辅修过土耳其语，与项目再契合不过。阿拉伯国家对她来说也并不陌生，此前已经有过几次旅行经验，微信和Whatsapp上一众阿拉伯好友。

去年暑假，她随一个考察团来到约旦的非注册难民营，“有个叙利亚商人，在贫困条件下把一个帐篷分出，里面满满地都是诗歌，关于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坚守道德，有一首诗在北大一个阿拉伯人教我写过，在难民营读到，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由于之前土耳其发生的恐怖袭击，父母对此行也有担忧，但他们说：“你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吧。”满园告诉记者：“在这个机会面前，我一点都不犹豫，如果有阿拉伯朋友需要我，带去一点帮助，发挥一点作用，对于我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来到加济安泰普展开工作之后，他们发现跟之前的想象并不一样，“本来以为要帮助最困难的，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毕竟中国的NGO无法直接捐钱。

“西部片的定义就是一个异乡人来惩恶扬善，然后扬长而去，我们不可能像英雄一样戏剧性地解决什么问题，这里的人要做的就是坚忍。”杨肯在时间过去一半时这么说。

难民的创伤故事对于毫无战争经历的人来说也过于沉重。由于接触到的难民中会讲英语、法语者的比例比想象中低，大多数对话都由满园用阿拉伯语直接进行，对她造成的心理冲击也最大。

“说实话，此行很多时候内心感受更多的是无力感，也许性格或语言的原因，他们愿意把我当贴心朋友，一直在倾听他们的故事，仅是脑补一下他们讲述的画面，就能感受到难以承受的冲击和悲伤，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安慰对于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些痛苦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永远也做不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她感触最深的，是几乎感受不到他们的萧瑟颓废，相反他们在努力用积极的心态面对，而且尽管自己的条件并不宽裕，也不减于他人友善和慷慨的本性。

事实上，中国志愿者的存在给这里带来了太多欢乐，他们对中国人充满好奇，做着笔记询问中国社会的情况，轮番邀请到家里做客和留宿，聊到深夜，每天早上用中文跟志愿者说“早上好”。

在这期间，杨肯为难民做中国菜到深夜。把单反借给对学习摄影充满渴望的难民孩子，并指导他们如何拍照。为难民在摄影棚拍摄了肖像，打印出来送给他们。满园则让难民认识了中国书法。社区负责人曾问未来能否多一些结合中国艺术和阿拉伯艺术的课程，”如果有志愿者来教这样的课程，这里的人会很感兴趣。“

第一批志愿者时间太短，他们最需要的做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信息搜集起来，为后面更长期的志愿者计划制定方案。

回来后，土耳其语老师发来微信，不懂英文的他用翻译软件把土耳其语翻译成英语：”All friends missing you.” ”again you come?” 两个志愿者都期待着今年夏天再次申请作为志愿者造访，他们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志愿者，和好朋友们待上更长的时间。

 “共同未来”项目经理周天逸告诉记者，在之后成行的志愿者行动中，会增加能够熟练使用阿拉伯语的志愿者比例，并通过设计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帮助成年人和儿童释放、表达情绪，“增进沟通和交流，让新鲜美好的记忆冲淡过去的不幸，从而减少不幸对未来的影响”。

“共同未来”还计划促进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使青少年能够了解彼此文化中无比美好的事物，没有分别心地珍视、保护。

刘毅强表示，希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建立起选拔机制，让更多学生接触到这个项目，并选拔出其中的佼佼者。

总结时，杨肯给记者发来这样一段话：”美国第一任黑人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马歇尔曾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He did what he could with what he had.（他尽自己所能做了己所能及之事）。或许在做这种民间的尝试时，我们也应该脱离那种潜移默化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思维，想着要么一步到位地解决所有问题、要么就索性撒手不管，而是去从我们能够直接着手做的事情出发。或许从‘长远’来看，这里的难民儿童需要更为系统化的正规教育；然而这样的帮助一方面是我们无法直接提供的，与此同时也未必就是他们当前最为需要的。他们当前更需要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去指引他们去表达、抒发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用对他们的关爱来消解他们心底的愤怒与不满。这些在中国语境下可能不被注重的小事情，可能才是他们目前最为需要的，也是我们作为局外人、所能做到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