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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解剖室里的“无语体师”:宁愿学生在我身上划20刀

澎湃新闻记者 于亚妮 发自大连 实习生 谢煜楠

2017-02-26 07:36  来源:澎湃新闻

 
在医学院的解剖室里,捐献的遗体被尊称为“无语体师”,师生们会举行仪式向其致敬。 澎湃新闻记者 于亚妮 崔彩云 实习生 刘开阳(02:00)
大二女生苗妍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戴好手套。
她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这是她第一次,面对遗体拿起手术刀。
苗妍小心翼翼用刀尖划开“病人”皮肤:血管、肌肉、肌腱……她回忆那一刻:强烈感受到自己是一名医生。
2016年,大连医科大学(下文简称“大医”)招收了1600名学生,其中约有1000名学生要和苗妍经历相似的第一次。
这一年,大连市有47名志愿者无偿捐献遗体,他们被学生们尊称为“无语体师”。
在大医解剖馆的“仰止厅”里,有一句遗体捐献者的留言——“宁愿让学生在我身上试划二十刀,也不愿见到他们未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
大医解剖馆内悬挂的遗体捐献者的留言 图 于亚妮
24小时电话

2017年2月13日中午,大医遗体捐献工作负责人徐飞的电话响了,这是一部遗体捐赠专用手机,24小时开机。
电话来自一名辽宁省阜新市的捐赠志愿者家属。捐献者前些日子病危,这一天突然感觉好很多,提出最后的愿望:想去看海。子女希望满足老人,却担心老人半路过世,咨询徐飞要做怎样的准备。
通常在接到捐赠者过世通知后,徐飞要第一时间安排车辆和人员去现场接收遗体。这一天直到晚上9点,家属也没给徐飞打电话。他琢磨着,老人应该是顺利看到海、平安回医院了。
对于来电,徐飞大概在不希望与希望之间徘徊。电话的情形有很多种:除了志愿者离世的通知,也有人咨询捐献事宜;有捐献志愿者深受病痛折磨,来电苦求徐飞提前把自己接走;有捐献者家属间出现分歧,打电话询问志愿书是否可以作废;有捐献者妻子来电询问老伴儿遗体的使用情况……
徐飞从2009年开始负责接手遗体接收工作,接触了许多捐赠者。
捐赠者中有一位孤寡老人。社区工作人员常去家里看望她,她生病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夫也很照顾她,老人觉得无以为报,委托了社区人员申请遗体捐赠。
徐飞和同事开车接老人遗体时,社区工作人员准备了鲜花。在老人家里,众人默哀,三鞠躬。车缓缓开走,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行注目礼,老人安静地躺在后座的担架上,前后各放一束鲜花。
还有一位大连理工大学教授,2002年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症。2013年,老人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决定将生前所有病历资料和全部组织器官去世后捐献给医学院校,专门用于帕金森症的相关研究。
两年后老人离世。女儿丛林陪伴母亲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她太痛苦了,想知道治疗这个病到底困难在哪儿,不想让更多人承受一样的痛苦。”
来找徐飞的还有老红军,他们觉得自己的命是战友拿命换回来的,去世时要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
徐飞也见过许多家属。
他记得有一位老人住五楼,担架搬运遗体不便,老人的儿子亲手把父亲的遗体抱了下来。
也有不配合的家属。一个老母亲生前立遗嘱要捐赠遗体,过世后,家属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反复跟徐飞约改取遗体的时间。
徐飞去到殡仪馆,发现老人亲属间出现了严重分歧,甚至为了争夺遗体厮打起来,最后老人的遗体被抢走火化了。一方拿着老人遗嘱问徐飞,可不可以去告他们。
对于捐献,捐献者子女往往比捐献者家属顾虑更多。
戴华(化名)当初听到父亲要捐赠遗体的“壮举”时,担心会让人觉得“连父母后事也不处理”,但她拧不过父亲戴秉忠“你们如果不让我捐,就是逆子”的决心。
戴秉忠年轻时留学苏联,退休前是化学领域的工程师。退休后,他把留学经历写成回忆文章发表,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唱片、生活用具捐给了博物馆,最后选择捐赠遗体。“捐献思想上的东西,捐献手头上的东西,最后捐献遗体,这一生,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终究没白来一回。”
他和大连医科大学遗体捐献负责人徐飞商量好,去世时要穿化学研究者的白大褂,拜托徐飞把他的心脏做成标本装到瓶子里,还起好了名字——“戴秉忠的爱心”。
无语体师
所有遗体被运回大医后,徐飞会从其股动脉向遗体注射福尔马林,随后将遗体完全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三个月以上。
苗妍大一上系统解剖学第一堂实验课时,班里每个人都叠了一只白色千纸鹤,把千纸鹤摆在装有遗体的冰柜上,进行宣誓。
解剖课上,师生举行感谢无语体师仪式。 图 于亚妮 翻拍
大二上学期,临床及其相关学科学生上手解剖。苗妍记得遗体从地下遗体库运上来时,组里同学集体默哀,每人对着冰柜里的遗体都说了一句心里话。
这具遗体将伴随他们整个学期的学习,他们为遗体制作了标牌,上面写着序号、遗体的名字以及所有即将在他身上做手术的同学姓名。
手术时,每人会有不同分工,除了头部,从四肢到腹脏内腔,都要解剖一遍。苗妍所在的小组和另一组共用一具遗体,一组7-8人,每组解剖身体的一半。
两组共用一具遗体,因为遗体紧缺。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来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2016年上半年,器官捐献案例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目前,我国年器官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但人体器官供需比为1:30(美国为1:4、英国为1:3),仍存在巨大缺口。
徐飞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1000名学生学习局部解剖,按目前两组合用的方式,至少需要70具遗体,而2016年仅接收到47例捐赠。不足的部分学校只能向其他医学院校申请支援,而其他学校每年可接收到的遗体捐赠情况,也大致相同。
曾在日本留学的徐飞了解到,日本医学院实行精英教育,每年只招大概100人,约4人共用一具遗体。局部解剖学400多个学时,每学时90分钟,国内的局部解剖学50几个学时,每学时40分钟。中国的医学生在美国不被承认,去日本需要重新考试,因为学习量不够。
苗妍的课业非常繁忙。她大一从周一到周日,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7天满课。徐飞为澎湃新闻介绍了医学院的40多门课,除了解剖学,还有组织胚胎学、病理学、思政课……
整体学时超标,学校研究要缩减20%,有些课学时不可变。徐飞担心解剖学会被进一步砍掉学时,导致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我培养出来的大夫敢不敢让他们看病?”
清明节,实验室的冰柜上放着几支鲜花。不是学校组织的祭奠活动,是学生自发纪念“无语体师”。徐飞看了心头一暖,觉得这样的学生将来一定能成为好大夫,因为把患者挂在心上。
在局部解剖学结课的时候,学生们会组织对“无语体师”的告别活动。戴秉忠在2012年3月29日参加过一次。
那天他夹在同学中间,每人拿着一束康乃馨,白的、黄的。大家依次在盖着白布的“无语体师”前献花、鞠躬。
“一进去时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真正站在遗体前把花一放,我眼泪自然就流下来了。”他对澎湃新闻回忆,那天有人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不是见到遗体悲哀,我是感到同学们这样地尊重(无语体师),感动……看到大家能够一束一束鲜花放在那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很荣幸,我(将来)也有这么个机会”。
同一天,大连医科大学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服务队的教师和同学来过戴秉忠家里两次,拎着水果。同学都是戴秉忠孙子辈的孩子,抢着问能不能在家里帮忙做点什么活。学生们感恩戴爷爷,老先生也感恩这些学生,惦记着孩子们买水果花钱,他考虑将来给服务队也捐点钱。
奉献榜下,医学生们折叠的千纸鹤。 图 于亚妮
生命重托
苗妍参加了服务队,还被选为了副队长。2016年10月15日,她参加了为火化后的“无语体师”举行的海葬。一声长笛鸣响,船只行驶到海葬区域,志愿者们和遗体捐献者家属一起将装有“无语体师”骨灰的降解罐葬入大海。
那天回来后,服务队队员肖慧玉在朋友圈记录了捐赠者家属的话:“奶奶年轻一直想考医学院校,遗憾没能实现愿望。死后能为医学做点什么真是最大的荣幸”;“每次到大医啊,就觉得咱爸还在”……辅导员常海波在下面留言:“牢记使命,担当生命重托。”
大连医科大学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大连地区登记填表人数2075人,实现捐赠人数313人,其中2014年登记填表人数115人,实现捐赠人数31人;2015年登记填表人数208人,实现捐赠人数52人;2016年登记填表人数213人,实现捐赠人数47人。
2014年6月,大连医科大学解剖馆设立捐赠志愿者纪念厅“仰止厅”,厅内的“奉献榜”上挂满了遗体捐赠者的照片。捐赠者当中,有14对夫妻,1对母子,年龄最大的99岁,年龄最小的41天。其中包含普通的工人、农民、残障人士、孤寡老人,也有军人、律师、医生、老师……
大医解剖馆仰止厅内的奉献榜。 图 于亚妮
在纪念馆另一个房间里,墙壁上陈列着全国捐献者的事迹。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邓小平和妻子卓琳: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4天以前,卓琳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2009年7月29日,卓琳辞世,捐献了角膜和遗体。
徐飞说,他也在考虑捐献遗体,在此之前希望捐献者的遗体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规范使用。在校刊《生命礼赞》中,他曾写道:“我今天力行所能做到的敬仰,就是我未来百年之后所能承受的庄严。”
庄严的获得离不开立法的保护,纪念馆记录了几百年来,国内外有关遗体捐献的法律沿革:
为了规范使用遗体,日本于1832年制定从事解剖的学校资格认定法规。之后,在欧美日器官捐献和移植开始普及。1968年英国制定了全国解剖遗体赠与法,1983年日本正式实施遗体捐献法。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器官移植法》,申请驾照的同时可签署遗体和器官捐献协议,要求随身携带捐献卡。
2001年3月1日,《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遗体捐献法规。
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发布,明确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登记流程等。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我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8866例,捐献大器官近2.5万个。
从事遗体捐献工作多年,徐飞希望推进遗体捐献规范化,也希望更多人了解遗体捐献。他组织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开展励志讲座、走访捐献志愿者及家属、祭扫捐献纪念碑、到各地开展遗体捐献宣传……
在他留学日本的记忆里,有一炷香。那是对遗体捐献者的敬畏,是日本医学院学生做解剖实验时总会点燃的。
责任编辑:黄芳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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