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记忆：在嘉兴船民的口述史中，寻找对民间生活的敬意
“这船工的日子啊，就和水一样，流着流着就过了一辈子。”在访谈中张继亭这么回忆他的一生，“别看我现在86岁了，但是我身体还好，脑子也清楚，再过几年，那些运河航运的事就没人知道了。”
从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他在运河水上起起伏伏的一生被记录在《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里。1月15日，本书首发式在清华大学甲所会议室举行，这本包含着45位被访者对运河与舟船生涯记忆的实录，向我们勾勒出“船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百态。
建桥梁者：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运河抱城，八水汇聚”，在嘉兴这座被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对水和亲近和对船的依赖造就了嘉兴船民这一在运河江南水系乃至整个运河流域都颇具典型性与代表性的船民群体。“天下第一苦——摇船，打铁，磨豆腐”，长年累月漂泊水上讨生活的人们在承受陆上居民所难以理解的艰辛的同时，也创造出独特的行业文化与劳动记忆。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运河作为物质遗产的意义被肯定之时，其文化价值也日渐受到重视。“将运河比作一幅长卷国画，运河人民的生活构成了画中必不可少的细节”，《运河记忆》一书主编金琴龙这么形容，而为运河船民撰史、立传，正是期望展现运河水所滋养的文化与日常。
但这撰史与立传的过程，却始终与一种迫切性相随。划桨、摇橹、撑篙、扯帆、拉纤等行船技能，随着机器动力的出现与进步渐行渐远；而由于淡水养殖业的扩张与水环境的恶化，渔民从捕鱼转向养鱼，诸多精细而珍贵的传统捕捞技能也在面临着失传的窘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穿行在运河的罱河泥船、粪船，如今更是难觅踪影。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行业技能和劳作方式的衰退，更是保有这些记忆的整个群体的边缘化。金琴龙在介绍本书编纂状况时谈及，大部分船民已经不操旧业，上岸定居，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年事已高。船民口述生活实录初稿文字尚在整理中，就已经有至少两位接受访谈的老船民过世。对消逝的慨叹与遗憾，不仅发自参与访谈的研究者口中，也真实地呈现在结束了船上生活的老船工的叹息里：
每当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了子女不再像我那样受苦，都把他们送进了城里，可这样一来，我们潘家四代捕鱼的事业也就从我的手里断了代，想想有点对不起祖宗。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还不对？
老船工“对不起祖宗”的苦恼，更凸显了我们的历史责任。“抢救性的工作”一词，出现在朝戈金、陈岗龙、陈泳超等多位与会学者对本书的评论中。当现代化的进程使得生活方式的改变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关注文化记忆、保存文化现象的任务便更显其急迫。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以日本学界对沿海渔民生活史的记录为例，强调了通过尽可能详尽和广泛的档案保留、还原细节的重要性，并再次肯定本书对草根生存方式与文化智慧的细致关注。在他看来，对下层百姓和边缘群体口述史撰写过程中最重要的，在于“对民间生活怀有敬意和谦恭的心态”。
“其实何止船民，我们国家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其中的大多数也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被时代抛在身后，无法真正与这个时代对话。还有更多的未被认定的默默无闻的人，他们来自旧的生活，旧的行业，身上有旧的传统，旧的操守，他们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被社会发展的洪流冲刷到了边缘地带。我深切地感到时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劈开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我们是一群不自量力的人，干着在鸿沟上架设桥梁的工作。”金琴龙在谈话末尾感叹。
从庙堂到草根：带着温度的生活史诗
如书名所显现，船民对行业历史和生活记忆的口述构成了《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的主干。事实上，口述史的体裁和研究方式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现代口述史学便逐渐兴起与发展。然而《运河记忆》一书的意义，在于“把眼光从帝王将相、庙堂、知识精英转向草根、民间，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提供宏阔理论所不能取代的丰富细节”，朝戈金如是评价。而北大东语系教授陈岗龙也补充道，“不同于过去以上层的、精英的、政治的为主的口述史”，呈现在本书中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关注，大大有别于对社会结构或政治制度的宏观研究。
问题在于，如何真实呈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化？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批判道，过往对平民文化的研究，带有强烈的“碎片化”倾向：“尽管我们使用‘民族志’这样的表达，却在研究中将各种文化事项肢解了——比如研究过年，就罗列过年有哪些习俗，每一项习俗如何如何。换言之，我们用自己的解释框架和分类视角，将作为整体的民俗事件切碎了一件一件单列而出，或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碎片拼接在一起进行比较或阐释。”
在他看来，这种“碎片化”，实质是对平民文化一种学究式追问的结果：长久以来，平民文化一直是由学术精英来呈现的；平民并未自己发言，而是让学者代言，而后者在介于平民生活过程中，又难免带有预先的理论选择和价值判断，往往只追问自己需要的材料。“但这本书标题里‘实录’一词用得十分妥帖，实录所呈现的，是船民对自身文化与生活印象最深的部分，是船民对自身记忆的主动选择——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关键的？而每种选择都包含着独属船民的价值判断。”
正如施爱东所言，以主观视角忠实地呈现船民的情感与生活是本书核心特征。我们看到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如何以一种日常的、切近的方式被普通船民所记忆与感知：
我15岁那年，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渔民生活有了一定好转，那时候米价贱了，而我们卖鱼虾的价格却反而贵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卖掉一斤虾已经可以买一斗米了。……到我16岁以后，捉了一条大点的“花鳜鱼”就可以买到一斗米，多的时候一天捕鱼的收入，甚至可以买到一石米呢！（桐乡市船民姚虎林口述。《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下册）》）
他们从鱼虾价格的起伏，从航运线路的变化，从工资的多少与饮食的好坏来回想与重温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泳超看来，呈现在《运河记忆》中的口述文字，是因此而带着情感与温度的。
“不如说，这是民众自己的生活史诗。”施爱东如此总结。
记忆的纵深：关系视角下的区域社会
尽管着重船民生活记忆的主观呈现，《运河记忆》仍被视为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与研究价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便指出，书中如职业称呼等细节为新的研究题目提供了良好线索。同为清华历史教授的倪玉平则认为，口述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丰富结合使得本书得以在资料上与学术研究相互照应。
但更重要的，或许是通过船民多样的经历与丰富的情感记忆，我们得以窥见这片运河区域内错综复杂的社会脉络和文化关系。正如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吴欣所言，以往的运河研究更关注诸如漕运、河工等宏观研究，精细研究较弱；而在谈及运河工程对区域社会影响时，研究者往往难以摆脱二元化的价值判断，即，或从“运河促进发展”的肯定面向，或从“运河破坏环境”的否定面向论述运河意义。“但这本书提示着我们，能否抛弃旧有的二元判断，从一种关系性的框架下看到运河与该区域社会的关系？能否去关注具体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与劳作方式因为运河产生了怎样的改变？换言之，能否通过关系性的、精细化的研究，揭示运河文化区域的发展联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性的、精细化的视角中，我们走入船民记忆的纵深处——“通过船民近百年来的生活图景，我们能看到其中文化，发现运河文明独特的生长方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肯定道。
【书摘】
姚虎林（1931— ），男，桐乡市大麻镇人。出生于桐乡市崇福镇渔船汇一户世代渔民的家庭。他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船上，随父亲在古运河及其支流的水上四处漂泊，以捕鱼为生。下文节选了他在运河上记忆深刻的童年和青年经历。
1931年-出生-世代的渔民
我出生在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靠打鱼为生的渔民家庭。我从小在船上长大，十来岁就开始捕鱼，经历了渔家生活的种种艰辛和苦难。
1940年-抗日战争-痛失母亲与妹妹
记得那是个夏天的夜晚，正是我们忙于捕鱼作业的辰光，连到了下一天就是阴历十六，捕的鱼打算再到沈士前去卖。夜间行船是渔家常事，17 岁的姑母姚杏文摇船，我“吊帮”，母亲在炒蚕豆。快摇近这座汽车洋桥时，发现日本兵已经守牢在岸上了，我父亲刚喊了声“是良民”，话音未落，突然那边的机枪响了，子弹跟着就扫了过来，而且还一直不停地扫射！这时候，大约已是后半夜两三点钟了。事后才知道，原来上一夜中国兵曾经来烧过这座桥。
我妹妹月云这一年才6 岁，躺在船艄角上，中了许多枪弹，当场就被打死了。我母亲放下怀里四岁的小弟悦林后，拿块板想盖住炒蚕豆的锅子，不幸被子弹从背后打中腹部，鲜血直流，倒在舱里。她临死前对我说：“虎林，我要死了，你要乖点……”。父亲左臂受伤，姑母喉头中弹，我头皮上擦过一枪，鲜血淌下，连忙用手捂住，只有小弟平放在舱内，没有受伤。我们的渔船一下子吃了许多枪弹，连渔网、橹绳都被打烂了。我家两死三伤，日本强盗到中国来滥杀无辜的血海深仇，我是永世难忘的！
1941年-抗日战争-沿村乞讨的日子
到了第二年春上，那年我还只有10 岁，我父亲和叔父姚文梅在头清明那天一早，就被日本兵拉夫拉去了。父亲被拉走后，家里没了顶梁柱，船上的人一下子塌了天，可怎么活呀？
清明节，我与后妈到西门城外的河里去捞小荸荠，勉强吃了两天充饥。以后实在没法子，想想与其饿死，还不如像后妈之前那样去乞讨。娘儿俩一路讨过去，一直讨到城隍庙前时，数数已经有几十个铜板了，心想可以买点米来熬稀粥充饥了。却不料突然被那里的丐帮头子出来干涉，威胁今后不准再来此地乞讨，那是他的地盘，还把我们口袋里的铜板全部抢走，一个也不剩！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好垂头丧气地又回到北门，哭着跪着向褚同兴鱼行老板褚大发求助。褚家原先也是渔民，后来才开的鱼行，是我祖父很有交情的朋友。褚大发问：你祖父叫什么名字？我说：姚源兴。他就掼出一包铜板，借给我们买了3升米。还说，以后断了炊可以再来借。这样，终于使我家又一次渡过了难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曾经摇了船到乡下去，沿村乞讨度日，活下去是人的本能啊！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大上海集团结婚”
1952年，我22岁了。因为经常去许村车站，与那里的人都很熟悉了，那时候由开小店的王月琴做介绍，我与卢站长的大女儿惠明定了亲。
我同介绍人商量，请她转借来20元钱作路费，到上海去准时参加“大上海集团结婚”。那天一早，我俩从惠明的祖父家走路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上海”舞厅，先花4元钱领了两本结婚证，之后有人领我们到一张小桌子边坐着等候。还送上茶水和面包，每人收费一元。大厅里拉上了花花绿绿的彩条，贴上了大红“喜”字。等人都到齐后，仪式就开始，主持人说：“根据新婚姻法规定，今天有18 对新婚夫妻符合结婚条件，参加大上海集团结婚，是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大家都拍手鼓掌。接着，有几对新人发言，介绍他们自由恋爱的经过，同样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讲话结束后，新人们由男傧相和女傧相分别带领，在大厅内交叉走了几圈，还有摄影师拍集体婚礼的照片，替新人拍结婚照。那时候我们连花8元钱拍照也舍不得，不然的话留下合影倒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969年-“文革”-哭笑不得的抄家经历
我家的苦难家史，是从前渔民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到了“文革”期间，我家却被供销社造反派个别掌权的人打成了“反动资本家”。1969 年，我父亲姚明山被挂牌示众，罚站在大麻中市转角上的闹市区，前后有六次之多，同时游街三次，被造反派从背后偷拳殴打，还要抄家封门。有一次，几个造反派拿着写好的封条，兴冲冲地跑到我父亲家里一看，租住的旧房子里空空荡荡，无关无壁，根本无从封门，就连睡的床也是早年渔船上的旧板拼铺，只有两只纸板箱放些衣物，也不可能贴封条。于是，只得无功而返，当作笑话，向他们的“头头”汇报，结果便不了了之。
2014年-如今
我今年83岁了，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到我这一代人为止，我家的子孙后辈都上了岸，成了岸上人。说起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家祖祖辈辈，都曾经是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渔家从前经历过的种种艰难困苦，养育了渔家儿女不怕苦、不畏难的倔强性格。如今，到了我这把年纪再来回顾往事，心情真是十分激动，有时难免要流下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