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心中永远的少年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 盛韵/译
2017-01-16 18:41
来源:澎湃新闻

在2016年末,我在一间医院的药房等着领处方药。柜台后的年轻女子正在把牙膏和止痛药往架子上摆。她突然自顾自地向我宣布:“我看的第一场音乐会——”
“是什么?”

“现状乐队演唱会。十五岁看的。”

“哦。”

“现在他死了,里克·帕菲特。”

“今年太糟了。”

“我在写一本小说,”她继续说,“每一章都取自一首乔治·迈克尔的歌。他也去世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要表达什么。我们用我们热爱的音乐人的生命来衡量自己的生命,他们每一次离去都是我们短暂人生中的里程碑,每一次死亡都会蚕食掉一点我们的深层自我。如果我问,约翰·列侬遇刺的那晚你在哪里,你一定记得。又说不定,你在听说香颂歌手芭芭拉去世的那晚走上街头,和百万人一起把巴黎挤得水泄不通。歌手去世时我们会流泪,可能比听说远房亲戚或是邻居去世更难过,因为他们的音乐给我们乏味的生活带来了灵药,让工资微薄的店员也能够梦想写小说拿诺奖。

但这好像不太发生在古典音乐家身上。2016年我们痛失的音乐人中,莱昂纳德·科恩、大卫·鲍伊明显要比皮埃尔·布列兹、彼得·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内维尔·马里纳或是尼古拉斯·哈农库特反响大得多,原因很简单,严肃音乐往往长达半个小时以上,无法像三分钟的歌曲或是偶像级别的唱片封面那样装点我们的生活。

《观察家》的评论员菲欧娜·马多克斯写了一本精彩的小书《音乐人生》(Music for Life),她选了一百部音乐作品,要像罗伯特·卡帕的摄影作品或是柯布西耶的建筑设计那样具有凝固时间的力量。她的选择十分不拘一格,从被残忍谋杀的加拿大作曲家克劳德·维维尔(Claude Vivier)的深奥音乐、被压制的芝加哥女作曲家弗洛伦斯·普莱斯(Florence Price)到道兰的拨弦挽歌、肖斯塔科维奇的抵抗瞬间。作者将这批音乐描述为“伴你渡过难关的音乐”,是每个药房都应准备的急救箱。它们为紧急情况提供最及时的治疗。

然而,音乐并没法衡量我们的生命。你可能会记得第一次听到《蓝色狂想曲》的情景,但除非你当天正好碰上了一生挚爱、或是被拖出音乐厅扔进大牢,不然乔治·格什温去世的消息不会让你放下手中工作。小说家约翰·奥哈拉说过:“我不想相信的事情,就不必去相信。”他在不朽和速朽之间画了一条精明的线(可惜当奥哈拉被誉为“真正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后,他立刻加入了速朽阵营)。作曲家或古典钢琴家的去世不会令人驻足,自贝多芬去世后即是如此。

部分原因跟生命长度有关。古典音乐家一般活得比较长。我们记得他们老的时候要比年轻时候多。于是他们谢世时,好像是自然而然——只除了几个例子,像冷冻术一般,让我们只记得他们年轻的样子。

1982年10月我说服一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派我去巴黎采访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当时他马上要过四十岁生日。

“不可能吧,”那编辑说,“他明明是穿短裤的十三岁男孩。”

“真的,”我保证道,“他在巴黎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可是大人的工作。”

童年时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我和巴伦博伊姆度过了密集的一下午——密集是因为他交流的方式——大部分时间在谈童年,好像总也谈不完。他很关心以色列。“以色列1950年代的生活质量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再也没有找到过,”他热情地说,“我们都投身于一种理想,要建立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我们会笑话班上化妆或是穿高跟鞋的女生——那看上去格格不入、腐朽堕落。我的自信大部分源于童年在以色列的生活。”

他接着谈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和以色列几届政府不断强硬的态度。当时以及接下去几年里的深入交谈最打动我的,是他将童年的自己冷冻保存为一种永恒的动力,推动他后来成为伟大音乐家和公共人物。他做过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在拜罗伊特指挥还是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都基于他少年时在地中海边缘国度吸收的道德观念。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今年丹尼尔七十五岁了。他在棘手的中东冲突和欧洲难民危机讨论中引起的争议似乎在不断巩固他的独特地位。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当今唯一一位能得到世界领袖关注的古典音乐家,唯一一位影响力与流行歌星相当的指挥家。

七十五岁的他依然充满活力和动力。默克尔刚刚为柏林的巴伦博伊姆-萨义德学院揭幕——“一种乌托邦实验”——将中东各地区的年轻乐手放在一起演奏,走上通往和平的道路。爱德华·萨义德是影响他人生的关键知识分子,而萨义德时常被人认为是知识分子空想家。巴伦博伊姆是听凭直觉超过理性的艺术家,他的判断力由创造美的欲望统驭,当该说的说了,该演的演了,最后只有音乐——有力但转瞬即逝。

他保留的男孩般的纯真——只有广受爱戴的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才有相似的品质——也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对生活充满希望。今年七十五岁的他依然相信世界向善的可能,他做到了青春永驻。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