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可是85%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要。”周有光曾在《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中回忆自己从经济学到语言学的“转变”，“我当时就说这个文字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我说我是外行，不行的。他们说这是个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我就调过来了，和经济学没有关系了，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据中新网对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的采访，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绩，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
1991年，周有光还将研究从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张森根称，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除了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作者金玉良也曾如此描述周有光：“他会后（全国文学改革工作会议）奉命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他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他提出的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律，阐述整理汉字的四定（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原则，为汉语的现代化做出突出贡献。 今天，拼音已经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他被誉为我国 ‘汉语拼音之父’当之无愧。”
金玉良几次建议周先生写自传，但他都谦虚地说：“我没什么可以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专业工作者，过去只钻研经济，后来搞语言文字。只有搞专业的人看我的东西，知道我。到了八十五岁以后写杂文，才有许多人喜欢。”
金玉良曾听周有光说起他儿时的故事。那是一个没落的士绅之家，曾经周有光父母给祖母做寿，光酒席就能摆上几天。寿联、寿屏从 大门外一直排到内院。男客人在大客厅，女客人在内客厅。太太穿大红裙、 姨太太穿粉红裙，而且据说穿大红裙、 粉裙不是个人喜好，全按规矩。 可是好景不长，周有光读中学后祖母过世，家庭经济入不敷出，母亲带着她生的孩子去了苏州，从此家庭分裂。
周有光的母亲是一名思想先进的女子，她与众不同，反对给女儿缠足，还支持女儿读书。周有光曾回忆自己和五姐、九妹住校 ，“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是家里最穷的时候”，还说他后来考入圣约翰大学，也是借伯母两箱陪嫁送到当铺，才凑足学费。金玉良在《新文学史料》中披露，当年周有光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极难考”的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在校生是全国各院校中最多的，北京大学在校生200人，圣约翰大学号称千人，其中大学生500人，余者为附属中学学生。那里的学生多为达官显贵的富家子弟，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 比如宋庆龄弟弟宋子安的寝室就与周有光寝室相邻，每逢周末宋家姐妹便开车去接子安。 像周有光这样的贫困学生不多，但是他不自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翻译文稿，寒暑假还打工挣学费。
周有光本人曾说：“在圣约翰大学，语言学的课我是去旁听的，没有正式选修，选了就是有学分了。我当时是主修经济学的，但我的确是对语言文字学感兴趣，业余看了很多字母学、语言学方面的书，还去旁听一个英国专家的语言学课程。”这或许就是，读书时光的际遇为将来埋下了伏笔。
1月14日上午，周有光先生112岁生日次日，部分专家学者在上海大隐书局为他举行了生日座谈会。当时，周老去世的消息还未传来，与会学者纷纷回忆与其交往过程。认为他从清朝出生到现在横跨四个时代的经历堪称传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20岁时候第一次见到周老。当时他有个中学最要好的同学叫周老舅公，1978年，他就和这位同学去看望了周老。那时候许纪霖只是20岁的大学生，“周老那年72岁，我今年整60，他还健在，这个对我们老人来说蛮励志的，我们要像周老一样活着。”
许纪霖回顾周有光生活的百年历程，提到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百年纪念”，就是新文学运动100年，“实际上100年前的启蒙运动，今天来看很多方面的目标都没有最后实现。但是有一个目标用了不到10年就迅速成功，就是白话文运动。但是现在白话文大家能够说，能够听得懂，是需要借助另外一个工具，就是拼音，所以白话文运动一百年来奠定的整个格局，和拼音是分不开的。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拼音，很难能够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在讲汉语的时候，都用同样一种语言，那很难学。”
如今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新时代，许纪霖认为周有光在汉语拼音上的贡献并不落伍，反而在这个起点上才刚刚开始。“从语言上来说，如果没有拼音，汉语就很难进入这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周老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贡献，可能在未来世界，会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