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席会东：康熙帝如何治理黄河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以“治水国家”和“水利社会”而闻名于世。迨至清代，治黄事关清朝漕运畅通与京师国库供给、沿黄数省财赋民生与社会稳定，是清朝国计与民生之所系，与之相应的河工是维系黄河安流、漕运畅通的国家重要工程，河政是清代历朝政府重要的施政内容。康熙帝“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二十年后，三藩平，台湾复，而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治河保运成为康熙帝最关注的军国要务。为治理黄河河患，康熙帝一方面任命靳辅、张鹏翮等能臣总督河道，并不时派朝臣或内臣巡视河工；一方面一再谕令河臣进呈河图，在宫中时时研读河图与治河之书，亲自探究治河之道，并经常与大学士、九卿等朝臣阅图议事、筹议良方。除了委派能臣治河、朝臣巡河、研读河图之外，康熙帝还六次南巡，亲临河工，了解河情，指授方略。
康熙帝在治河保运上取得了哪些成就？近日，澎湃新闻就此问题采访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席会东副教授。席会东（1981—），河南巩义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研究。
澎湃新闻：明末清初黄河的水患为什么如此严重？对黄河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
席会东：1128年金人攻打南宋，东京留守杜充开决黄河大堤，以水为兵，阻挡金军骑兵南下。这导致了黄河在今天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境内分多支南流，然后夺淮河入黄海，这是黄河非常重要的一次变迁。这次黄河南派一直持续了700多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南派的黄河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河道，分股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境内泗、汴、睢、涡、颍等河流的河道，主流最后夺淮河的河道流入黄海，漫淹沿线地区，为祸非常严重。直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经过几任河臣的治理，尤其是在万历年间经潘季驯治河后，黄河从河南东南流至江苏徐州由泗夺淮的主河道才基本稳定下来。
到了明清鼎革之际，潘季驯留下的修防工程已经年久失修，所以河患又再度严重。到康熙前期，主要的河患都集中在黄河下游地区。康熙前后任用了几任河臣，其中真正对黄河河患治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在任的著名河臣靳辅。他对黄河的治理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在黄河与运河交汇的江苏淮安清口地区，主要问题是解除黄河对运河的淤灌和干扰；第二就是黄河尾闾段，即高邮、宝应附近，这个区域被称作“里下河”，这里地势低洼，雨水比较丰沛，黄河、洪泽湖和运河排泄出来的水难以排泄，容易堰塞，是河患最为集中的区域和靳辅治理的重点。
澎湃新闻：康熙如此重视治理黄河水患的原因有哪些？他曾六次南巡阅河，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席会东：康熙皇帝一生当政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三期的治国重心是不一样的。康熙二十年以前，治国重心主要是平叛、处理内政和巩固统一，包括处理三藩、台湾等问题。康熙二十一年到四十二年之间，他的治国重心转移到了治河和漕运上。
重视治河是有历史原因的。从唐中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就逐渐形成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相分离的地缘格局，中原王朝建都北方，而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都城极度依赖南方的物资供给，运河起着维系京师物资供给的重要作用，成为王朝最为关注的国家工程之一。康熙把治河和漕运作为治国重心，前提是国内局势已经比较稳定，而此时黄河水患问题凸显，既威胁皇室和京师物资供给，又威胁沿黄地区社会的稳定。康熙之所以重视黄河治河，首先是要保持运河漕运的畅通，维系京师物资供给；其次是维持黄河沿岸区域财税征收；再次是维持沿黄区域社会民生的安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第一个。
康熙六次南巡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他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首要目的是为了巡视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其次是巡查江南吏治，安抚江南社会。康熙重点巡视的河工有三段：第一段是山东运河，叫“鲁运河”，主要问题是水源不足，这段运河主要依靠鲁西山地的山泉来补水，通过闸来调节水位，所以也叫“泉河”或“闸河”。第二段是黄河与运河交汇的地段，就是淮安清口地区，它面临着黄河阻塞运河河道、於灌的问题，康熙每次南巡往返程要亲自巡视黄运交汇处的水利工程。清口这段从明代潘季驯开始形成了一个治理方略，叫“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即通过修筑高家堰，把淮河上游淤塞形成的洪泽湖水位抬高，使得这里的水位比黄运交汇处清口地区的水位高一点，再修建几个闸坝和引河，用清水冲刷交汇处，让黄河泥沙尽量不在清口这个区域沉积下来。所以清口和高家堰工程是康熙巡视的重点。第三段是高邮、宝应地区的“里下河”段，解决黄河、运河、洪泽湖减泄之水如何排出的问题。
大体上康熙做的工作就是率领懂治河的朝臣，由专门负责治理河道的河臣陪同，同时带些专门的绘画人才，到河工现场去巡视相关工程，对着河图来看这些工程修得是不是合理、有效，应该如何改造。另外，就是看沿黄州县的官员哪些人有问题、哪些人有政绩，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进行赏罚，有几次南巡康熙还到了南京，去祭拜了朱元璋的陵墓。这也是康熙南巡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毕竟清朝统治时间还不长，他需要安抚江南的官员和百姓，获取江南士绅和民众的认可。当然也有带他母亲到江南去游山玩水、带皇子了解河山并体察江南社会的考虑，但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澎湃新闻：在一些资料里，我看到康熙懂立体几何知识，他甚至亲自改制了木刻的立体“改移清口图”。
席会东：康熙在少年时期就接触了一些像南怀仁这样的西方耶稣会士，他亲政之前，鳌拜一直力主用传统历法，而康熙想用西方耶稣会士的历法，最后还酿成了“历法之争”，导致南怀仁等耶稣会士下狱致死。康熙亲政以后一直比较重视西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因为在雅克萨之战的时候，他发现中国的地图不是很精确，在对沙俄谈判、作战的过程中不好用，这时候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给他进献了一幅西方人画的亚洲图，康熙一看这幅图确实比较精确，再加上西方人的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疟疾，所以他以后就更加留意西方的科学知识。康熙皇帝自己很有科学精神，也非常好学，他一直让张诚和白晋来教他数学，张诚和白晋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和汉文，可他们毕竟是外国人，翻译过来的文字不是特别雅驯，康熙用朱笔在亲自校改，所以他系统地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有着很好的立体几何的知识。
在康熙三十六、三十七年的时候，他发现靳辅、于成龙给他画的河图全是平面的，看不出地势的高下，既然在清口地区要抬高水位以“蓄清刷黄”，那么必须要看出水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了解形势，制定方略。于是他别出心裁，用自己学到的立体几何知识，让人用木头刻了一个立体的“改移清口图”，类似于今天的沙模，这样就看出地势高下，通过哪条引河能保证最大的冲刷率，保证泥沙不在清口和黄河尾闾段沉积下来。康熙完成了立体图后很得意，派工部侍郎常绶将此图带给于成龙，让其勘验是否可行。于成龙考察了以后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就很委婉地跟陈述了实施方面的困难，康熙一直是从谏如流的，他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澎湃新闻：康熙朝有几任比较有名的河道总督，像靳辅、于成龙、张鹏翮，他们在治河方略上有哪些差异？
席会东：总体上来讲，明代河臣潘季驯为清代的河臣提供了治河的基本方略，就是“蓄清刷黄，束水攻沙”，但是每个河臣在执行和修防的重点上又有所不同。
靳辅的治河成效最为卓著，他基本上遵循了潘季驯的治河方略，秉持“筑坝以障其狂，减水以分其势，疏浚以速其宣”的治河理念,修筑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清水的水位，在清口地区开挖了几条引河，实行“蓄清刷黄”。另外就是解除黄河对运河的干扰。潘季驯治河以后的运道有180里是借用黄河的河道来行漕船的，但是借黄行漕面临很大风险,黄河河水太浑，河床不太稳定，行漕是十分不利的。靳辅于是开了一条跟原来黄河河道并行的专门的运河河道，这条河道从淮安清口往北经清河、桃源、宿迁一直通到骆马湖，叫做“中河”，中河解除了黄河对运河的干扰，实现了黄、漕分离，基本上解决了“借黄行漕”的问题。靳辅后期治河的重点，主要放在高邮、宝应段里下河修疏上来。里下河为淮河滞洪区，洪泽湖通过高家堰下泄淮水，大部分穿过运河流入里下河的高邮、宝应、山阳、兴化、盐城、通州、江都等七州县低洼地带，下河水患一直是康熙帝的忧心之患。靳辅的基本方略就是从高邮往东修筑长堤，收束下河地区之水入海，一则抵挡海潮倒侵，再则排泄洪泽湖及运河减泄到下河之水，三则将筑堤后原低洼地涸出的田亩，招民屯垦，以田价来补偿河工费用。这一主张引起以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为代表的淮扬籍官僚反对，认为靳辅拟建大堤工程浩大，毁伤沿线百姓田庐坟墓，筑堤束水抬高水位一旦决溃为害甚大。双方各执己见，最终酿成了“河争”、“党争”。于成龙纠集了江淮籍官员，不断上书弹劾靳辅。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召集靳辅与于成龙等人进行廷辩，两派争执不下，互相指责。康熙帝认为靳辅力主下河屯田，招致民怨，难辞其咎，下令罢黜靳辅，拘问倡议屯田的靳辅核心幕僚陈潢，并将赞同靳辅意见的佛伦、董讷、达奇纳、赵吉士等人降职或罢官，但也将反对靳辅的孙在丰、慕天颜降职或罢官，以平息党争。最终，靳辅被罢，陈潢下狱冤死，下河治理方略没有实行。
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时，曾亲临河工，深知治河之难与靳辅之功，对于自己、靳辅以及于成龙等人的治河主张孰优孰劣、谁是谁非，康熙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在罢黜靳辅之后，康熙帝就派朝中大员兵部尚书张玉书前去视察河工，让他考察靳辅所修工程，哪些当改，哪些该留，张玉书等人勘察后，回奏靳辅治河举措很有成效，应予保留。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视察河工，发现靳辅所开中河效果良好，得到当地官民交口称赞，随即下旨以原官致仕例恢复靳辅原有衔阶，使其沉冤昭雪。
靳辅去职以后，附和于成龙的王新命继任河督，无所作为。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命于成龙任河督，他基本上墨守成法，保留靳辅原有的工程。康熙就质问他说，你不是说靳辅所修的中河等工程有问题吗？于成龙回复承认靳辅所开减水坝等工程很有益处，从前诋毁靳辅之言都是妄奏。康熙三十四年，于成龙因父亲去世而去职返乡丁忧。康熙三十七年于成龙改任直隶总督兼巡抚，任内把“束水攻沙”的黄河治理经验用于“小黄河”即直隶浑河的治理，收到良好效果，康熙帝命改浑河名为“永定河”。康熙觉得他还是有治河才能的，把浑河改名为永定河，希望河道永远安定。
康熙三十四年于成龙丁忧后，康熙任命原任漕运总督董安国改任河道总督。董安国对治河无能，康熙三十五年黄河决口，苏北里河、下河地区成为泽国，高邮、宝应等七州县哀鸿遍野。董安国认为是黄河海口段的老河道淤浅所致，所以云梯关外筑起一道长600余丈的挡水堤，称“拦黄坝”，并让人在马家港开挖引河1300余丈，引黄河水从云梯关外马家港由南潮河东流入海，形成新的尾闾河道。因新开尾闾河道狭窄曲折，黄河下流泄水不畅，上流愈益壅遏，引发上游频繁溃决，致使清口淤垫，洪泽湖水泛滥，泄入下河高、宝七州县，为祸不浅。
康熙三十七年，董安国因无能而罢职，在直隶治河有方的于成龙再度被康熙调任河督。康熙希望他解决董安国造成的问题。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一路用水平测量各处水位，指出黄河下游泄水不畅、水位过高，是导致黄水倒灌、清口淤垫、里运河泛滥、下河水患的根源，命于成龙疏浚清口、改建东西坝，将黄河尾闾河段裁弯取直，拆除云梯关外董安国所筑的拦黄坝，使黄河下游畅流入海，还令于成龙坚筑高邮以上临湖堤岸、高邮以下里运河东堤，挑浚疏通芒稻河、人字河，使高邮诸湖水、运河水由引河流入长江。按照康熙的指示，于成龙拆除部分拦黄坝，另在靳辅“中河”的基础上，改建了“新中河”，进一步解除了黄河对运河的干扰。但因他年迈多病，康熙帝指示修筑的不少工程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病逝。总体来看，于成龙勇于任事，为官清廉，担任直隶巡抚期间治理永定河（即浑河）也确有成效，但他两任河督期间，除开凿新中河外，并无太多建树，更没有解决董安国误筑拦黄坝而加剧的黄河尾闾决口和清口淤垫以及靳辅治河以来的下河水患问题。这也导致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和欣赏演变为质疑和责难。
康熙三十九年至康熙四十七年，张鹏翮任河道总督，主持黄运河治理，他仍在靳辅采用筑堤束水、蓄清刷黄、裁弯取直的办法治河，主要目标是解决董安国和于成龙留下的弊端，并调整靳辅所筑的工程体系，彻底解决下河水患问题。他首先按照康熙指示，拆除云梯关外董安国误筑的拦黄坝，疏通黄河尾闾河道，使黄河下游畅流；疏浚清口，使清水畅出刷黄，整修运河，确保漕运畅通；整修中河、改移北运口，将靳辅旧中河与于成龙之新中河合为一河。其后，张鹏翮采用分水减源和导流归海双重办法解决下河水患，一方面堵塞高家堰六坝，减少里下河地区的水源，同时挑挖人字河、芒稻河诸河，引洪湖盛涨溢出之水流入长江；另一方面分三路疏导下河积水入海。在整修河道工程的同时，张鹏翮上奏革除河政管理制度上的弊端。通过上述举措，张鹏翮在治河的第一阶段解决了海口、清口、下河、中河等黄运治理最棘手的问题，基本实现了黄河安澜和漕运畅通。康熙帝于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阅工后，认为河工告成，对张鹏翮予以肯定和褒奖。其后，黄运河安流十余年，治河不可能一劳永逸，康熙六十一年开始再度出现河患，张鹏翮再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再度受命以大学士的身份勘验河工、筹划方案，指导后辈修治山东运河和河南黄河。
康熙朝的几任河道总督，成就最高的是靳辅，其次是张鹏翮，于成龙勇于任事，但治河贡献比不上靳辅和张鹏翮，还酿成了“党争”，功过参半。在评价几任河道总督的是非功过时，康熙说：靳辅治河时河道甚好，王新命仅守靳辅成绩别无成效，董安国则使河道废坏不堪。他认为靳辅、董安国、于成龙等人都仅知筑堤，不懂疏浚清口、束水攻沙，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张鹏翮最终解决了河患，所以康熙在四十二年南巡时曾赐给张鹏翮一个手书的扇子，褒奖他治河有成。张鹏翮的《治河全书》也便成为清代最为流行的治河专著。此后，康熙的治国重心便转到疆域测绘上来了。
澎湃新闻：靳辅有几位很出名的幕僚，像人称“钱塘奇士”的陈潢。能不能讲讲他的几位核心幕僚都做了哪些工作？
席会东：河道总督治河都是自己聘请幕僚，形成治河班子。靳辅聘请的幕僚有好几类，一类是像陈潢这样有治河才能、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型幕僚。陈潢浙江嘉兴秀水或杭州钱塘人，生来五行缺水，所以取字天一，天一生水，注定其一生都与治水休戚相关。陈潢从小不喜欢读八股文章，年轻时就留心农田水利书籍，未能通过科举出仕。他曾经到宁夏、河套等地实地考察，精研治理黄河之道。康熙初年，黄河决口，海口淤塞，运河断航，水患严重。陈潢自负治河才能，却怀才不遇，康熙十六年在邯郸吕祖祠墙壁上题诗抒怀，碰巧被赴任的河督靳辅看到。靳辅发现陈潢才学过人，就聘为幕僚，让把帮助自己治河。陈潢经过实地考察，制定治河计划。在治河方法上，陈潢继承和发展了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理论，主张把“分流”和“合流”相结合，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施，把“合流攻沙”作为长久之计。在具体做法上，他主张采用了建筑减水坝和开挖引河的方法，用“测水法”使黄河主流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康熙二十六年，靳辅向康熙向保奏陈潢为河道佥事道衔。其后，为了治理黄、淮两河水患，陈潢打破“防河保运”的传统思路，提出了把黄河、淮河全程“统行规划、源流并治”的方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全流域”概念，这一思维很超前，但未为朝廷采纳。康熙二十七年河政当争爆发，陈潢通过靳辅提出的“屯田招垦”之策，被弹劾扰民，因而撤职下狱，最终含冤而死。靳辅复衔后，曾试图为其昭雪，但未能成功。陈潢的治河主张，直到乾隆年间，才被张霭生编为《河防述言》，乾隆帝阅览将其编入四库全书，肯定了其价值，此书一直流传至今。
还有一类幕僚负责解决具体事务的技术型幕僚，比如治河需要画河图，他就雇了上海华亭人周洽来负责河图绘制。靳辅早年绘制的河图不是很精美，康熙看了不满意，让他编绘更精确的河图。靳辅专门聘请了画家作为幕僚负责绘图。周洽是著名的山水画家，组织了一个绘制黄河图的班子，包括其同乡李含渼等人，专门负责河图的绘制。为了帮助靳辅绘图治河，周洽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对黄、运两河进行了实地考察。周洽先从河道总督的衙署中拿到了很多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到地方官衙中调取当地的图籍，一边走一边画草稿，最后在河道总督衙署里整合所有资料，大概用了两年时间绘成了这两套四幅河图。一套留在河道总督衙署里，另一套呈送给康熙帝御览。靳辅主编、周洽主绘的河图，改变了潘季驯《河防一览图》中将黄运两河绘制在一幅图的传统，把黄河和运河分开绘制，于是形成两套图，分别包括一幅黄河图和运河图，有效解决了东西流向的黄河与南北走向的运河绘在一幅图上带来的变型失真。陈潢和周洽都是靳辅治河的重要幕僚班子成员。
澎湃新闻：治河过程中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严重吗？
席会东：历代河工都是肥缺，黄运河直隶是王朝重要的国家水利工程，所以国家会投入大量的钱。有固定的岁修经费，也就是每年修筑维护水利工程的费用；还有很多临时性的水利工程经费，这都是从国库中拨付的国帑。为了修疏黄运两河，明朝王朝都设立了专门的河臣体系，有总河或河道总督领衔，其下设立河道、河厅，管理河营、河标、河夫，形成一个庞大的河员群体。河道总督是总督级的官员，级别相当于一个省的总督；“河道”是省的派出机构，级别介于巡抚和知府之间；“河厅”是府的派出机构，级别比府低半级。巨额的河工经费和庞大的河臣体系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河工习气”，即在河臣上报水利工程的时候，多报一些预算，从中贪污渔利，这个问题一直是有的，而且还较为严重，形成了庞大一个利益集团。甚至有几个因为河臣系统进驻而繁荣的城市，像黄运交汇处的淮安，因为有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这两个总督级别的衙署存在，有大量的河臣、漕臣的进驻，加上在治河漕运经费的流入，人流、物流的汇聚，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发展。
澎湃新闻：您的很多研究成果是基于河图的。康熙一朝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河图？清朝河图的绘制水平如何？
席会东：康熙朝最有名的河图是靳辅编、周洽等人所绘的大型山水卷轴《黄河图》和《运河图》，它至少有两套传世，分藏在海峡两岸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排名第二也是流传最广的应该是张鹏翮的《治河全图》，它是系列河图集，包括黄河全图、运河全图、淮河全图以及具体的水利工程图，有好几个绘本和刻本传世，分藏海内外多家机构之中。其次应该是台北故宫所藏于成龙等人编绘的《江南黄河图》，这幅图最大的特点是开创了分省河图的先河。因为治河是康熙中期的“天子一号工程”，河图绘制也成为当时重要的国家工程。除了河臣所绘的河图之外，还有些宫廷画家的也都绘制过河图，像“四王”之一的王翚画过一幅《王石谷全黄图》也非常有名，此图现藏大英博物馆。因为王翚本身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黄河图也成了许多宫廷画家临摹的对象。
关于清朝河图的绘制水平，从数学要素去考量并不是特别精确，但从地理要素来看信息非常全面、很实用，从整饬要素来看地图附加的文化因素很丰富、文物价值很高。河图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文字来说明治河方略，黄河图、运河图都要绘制一条很长的线性河道，河道是曲折多变的，为了保证河道时刻展现在图的中间，绘制者就不再追求数学比例上的精确，没有采用明代政区图中的方格网或清代政区图中的经纬网坐标，致使河道在图上的方位不是很准。但是从应用的角度上看，采用传统的山水画法绘制的河图，地理要素是非常全、非常细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它会把每个水利工程和沿途村落都展现出来，沿途的地物景观和地图完全能否对上。另外，河图基本上都是长卷式的，属于案图，往往采用卷轴装或经折装，因为黄河和运河的河道很长，所以河图本身的尺幅就比较大。康熙时的河图，因为受到皇帝的关注，河臣一般都组织非常有名的画家来绘制，河图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
此外，康熙帝是很有科学精神的，西方的数学知识、测绘技术在他治河实践中是得到运用的，后来一直到光绪年间，这套知识体系才再度开始运用。河图是运用西方测绘技术比较少的一类图，相较而言，疆域政区图用得特别多，例如康熙时期的《皇舆全览图》，用的就是西方耶稣会士传入的三角测量法、经纬网和投影。所以这套测绘技术是有的，但是在河图的绘制中运用不充分，只有康熙本人有意识地在运用，所以他用立体几何知识制作了立体的河图模型，但河臣没有运用，也就是说西方的科技影响了皇帝本人，但是对官僚系统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澎湃新闻：之前的学者研究黄河的水患都是从《河渠志》这样的文献角度入手，您是怎么想到从河图这个角度切入的？
席会东：我2004年到北大历史系跟李孝聪老师读研究生，刚一入校的时候李老师就说河渠水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李老师从90年代开始做古地图的研究，所以他除了让我们看历代的《河渠志》、《地理志》以外，还给我们开设了专门地图史课程，让我们了解了古地图的价值和海内外藏图的情况，我从那时开始接触河图。
接触之后发现我很有兴趣，因为这类文献可读性比较强，起码比文字的视觉效果要好。其后，我发现地图和文字文献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水利专著、《河渠志》等文献记载的河患在有些河图上是有反映的，文字和图像就建立起对应关系了。后来我深入研究河图的时候，我发现必须把它们放在河渠水利史的脉络中去考察，这样才能对图有比较详细和深刻的认识，因为大部分古地图既没有图题，也没有绘制者和绘制年代，解读是非常困难的。你只能去解读图上的内容来判断其绘制年代，河图尤其要看水利工程，看它跟文字记载的水利工程的关联性。绘本河图都是单独传世的，而最初的时候往往都是有其上呈的题本和奏折附件。我们通过图上内容解读先判断出大致年代，然后再和文献比对。比较重要的河图都是要画两三幅的，首先要画一个稿本，之后再画一个给皇帝御览的定本，通常还要再画一幅自己保存。通过《河渠志》了解重要水利工程是哪一任河臣在哪年修的，再去翻河臣本人的文集和水利专著，其中往往绘有他编绘的河图。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文字文献、刻本图、绘本图联系起来了，从而建立起同源古地图的谱系。总体上讲，由图的解读可以联系到文献，能做这个研究也与近几年国内外收藏机构地图的陆续公布有很大关系。古地图的研究往往都是从海外藏图做起，走得都是边缘包围中心的路线，国内收藏机构在资料开放度、管理精细度和数字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澎湃新闻：您通过河图来研究黄河水患的问题，跟前人相比有哪些突破呢？
席会东：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层面，一是河图本身对黄河研究的价值。第一，对很多水利工程的形态有了直接的了解，看文字记载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现在通过河图，比如专门记载治河工具的《河工器具图说》等，对于古人治河的工具、工程的具体形态以及实施过程都了解得非常清楚，通过河图看到的工程情形可能跟当时人看到的是一样的，能了解到它的原貌。第二，通过河图来研究还可以了解整个清朝河务管理体制的具体运作，比如说河务中很重要的内容是河工经费的申请与核销，首先要画一幅工程预算图，叫“资估图”，工程量有多大多长、从哪到哪，都要画在图上，工部根据这个预算图来评估、批经费，并在所有贴签说明的地方都盖上印，以防篡改；工程结束后要再画一幅图，叫“题销图”，这两幅图工部是要拿来比对的，审计也好，到现场也好，看究竟是不是按照这个规划来实施的，经费的使用情况要向工部说明，这单纯通过文字是很难搞清楚的。第三，通过河图能看出当时的河臣最看重什么，因为河图并不是把所有的地物都画下来，通过图像表示出来的段落和工程就是他重视的，这些在图上是一目了然的，文字没有那么直观。总体来看，我们通过河图能够具象地了解水利工程形态，抽象地把握河臣的治河方略和总体规划，还能够直观的了解河道沿线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这些是文字无法给予的。
其次是我个人研究的突破点。第一是发掘运用了大量第一手图像史料，开创了古代水利专题图研究新领域，从文献学、地图史和制度史的角度梳理出清代河图的渊源与类型，归纳出清代河图的鉴识与判定方法，从文化史的角度说明现存清代河图的源流谱系，理清了众多河图的绘者、绘制时间、绘制过程和运用管理机制。第二是把清代专题图研究和清代河政史、黄河史相结合，确立了河图与相关人物、事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而论证了清朝“治黄保运”政策的实施与河图绘制呈送机制之间的关联性，实现了以图证史、以图明史和以图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