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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黄孙权:从占领华尔街到合作社的社会运动实践

澎湃新闻记者 伍勤

2016-12-02 14:35  来源:澎湃新闻

 
北京新工人乐团的许多在开幕式现场演唱《劳动者之歌》澎湃新闻记者 伍勤 编辑 林顺祺(00:54)
由亚际书院支持、黄孙权任总召集人的“诸众之貌”计划在2014年上海双年展时开始为人所知。黄孙权把“诸众之貌”比喻成寻找亚洲社会动力的种子。参与这个计划的艺术家宣称抛弃了艺术家的身份,把自己定义为“艺行者(Artivist)”——既是艺术家,又是行动者,以艺术介入社会。而“诸众之貌”计划就是这些“艺行者”探访亚洲各地不同文化经验之下的社会实践,所汇集的田野报告,他们收集和展示的档案包括日本樱井大造的帐篷剧实践、台湾工人乐团黑手那卡西、印度的BGVS(学习与科学组织)……今年,与上海双年展几乎同时进行的“青策计划2016”,又把“诸众之貌”带回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以《连结者峰会》为名对这一长期计划进行阶段性成果汇报,今年引入了中国自身的田野——破土编辑部、北京新工人乐团,以及做乡村建设的北京同心社。
开幕式当天,走进上海当代艺术馆《连结者峰会》的展览空间,就像是摆地摊一样,每个摊位是一组田野汇报。“媒体站”强烈视觉化的批判大字报,展示合作社的“替代空间站”中街坊邻里的物件,“剧场站”破漏的帐篷,以及“音乐站”现场演奏的把观展者情绪推至高峰的《劳动者战歌》无序地杂糅在一起。这个展览在评论者谢尔德看来,却是赤裸的对美术馆的占领:一场社会的空间实践对体制内纯艺术场域的占领,一场地方宣传“建造没有艺术(纯艺术/先锋派/展览)的社会的空间实践”这个目标展露无遗。当美术馆、学院已经做到系统地把所有批判的价值都收编起来使之货币化,把刺耳的声音都吸纳进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实践之中的今天,当代艺术能做到真正具有批判性吗?
从占领华尔街开始的都市社会运动:
“你们都在抗争,你们需要看到对方”

澎湃新闻:我们从这个项目的名字“诸众之貌”谈起,人民有很多名字,从西方到中国,从古到今,“诸众”如何区别于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公民,又如何区别于中国左翼实践中的人民群众?
黄孙权:“诸众”最早是斯宾诺莎提出的概念,后来被奈格里借用。而我在这里是较为简单地使用此概念:诸众是flesh,是流动、还未被塑造好的肉体,与flesh相对的body则是一个已经被驯化好的身体,比如遵循都市规则的市民的身体。今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都很喜欢喊“人民”,好像它是一个固定的随时可以被号召进来的东西。而“诸众”并非一个单纯地被号召出来的(主体位置),是这些肉体在共同行动中而形成的过程。“诸众”并不是固定好的、明确的行动主体。所以今天不能问诸众是什么,要问诸众可以是什么,它是个动词,在“共同行动(action in common)中才会出现。
澎湃新闻:你的“诸众之貌”强调诸众的“歧义之貌”,也就是奈格里哈特意义上构成诸众的不可能臣服于任何一种生命权力、无法被(传统的身份符号)所代表的歧异性(singularity)。然而,在你的社会活动经验中,失去物质性基础、无法被代表的诸众在“共同行动”中要以何种方式连接?
黄孙权:从2008年占领华尔街开始,其实最早在1990年开始,网络带动的社会运动就已经发生改变。传统的阶级运动都有一个非常强势的领袖,有一个层级化地指导运动的过程,如工运。但在1999年十一月的反全球化(西雅图的反WTO)运动开始,会发现现在的社会运动组成却不是这样的,基本上是有人在网络上说哪一天开始上街,然后开始分标语组(做标语),然后认领谁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就去了。到2008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一样,发展出非常多的群众沟通方法,最有名的叫People’s Mic(人民麦克风),因为所有人都可以讲话,可是没有麦克风,所以一个人讲完后他后面的人复述一遍给后面的人听,后面的人再复述一遍,这样传下去。所有人都发明一些手势,表达赞成、表达通过、表达不赞成,用这种手势在广场上表决,这时候你很难说谁代表谁。
关于“歧异性(singularity)”,在真实的运动场景里,考虑其重要性(因而使得运动趋于异质的再生产,而非认同的再生产)是必要的,但不能放弃传统的共同体(community)的面向。想想二十世纪初齐美尔在写《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对我们的提醒,大都会的兴起就是个体性的兴起,个性是追求被文化肯定,从竞争社会产生的,特别是由金钱货币作为一切衡量标准而来的属性,每个人都想不同,却害怕完全不同,这就是流行文化的起源。然而,歧异性并非如此,但区分两者却非常不容易。我们或可将歧异性当成无法被某种文化肯定的个体性,它无法由竞争而得,因为没有比较的基础平面,没有可度量的标准。我们在传统社会是看不到歧异性的,不可能产生的。某种程度这是我们为何必须重视都市作为革命基地的可能——都市的诞生同时支持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也生产了个体性,只有个人劳力成果被以量计算时才生产个体性。在奈格里那里,歧异性就是外部性,都市作为共同体也是外部性。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产生个体性,将量化结果的个体性变成不可共量的歧异性,这也只有在都市中可能。但是歧异性要变成诸众、要变成共同体需要一个制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共同行动。歧异性是大都会,而现在大都会只是资本主义而已。歧异性与诸众是辩证关系,在共同行动过程中形成诸众的时候回过头你才能说,这些人在开始的时候都不一样啊!每个去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动机与索求都不一样,有些是民粹情绪的,有些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有些是好奇的,也有对学生同情的,有些则仅仅是不满政府所有的作为,共同行动中可以看到歧异性,在运动现场,我们看到彼此都在,但都为不同目的而来,这时候在诸众的共同行动中歧异性反而浮现了。但你回到工厂和农村,你面对的还是一个传统的社区式的共同体。我对“歧异性”有所疑虑,是说我还不愿意放弃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战斗基础。
澎湃新闻:今天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在批判这些全球性的以占领运动为代表的都市社会运动,它们似乎都在遭遇左翼运动被右翼收编的困境。
黄孙权:虽然关于占领运动有很多批评,但你不身处其中,就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这么一大群人很难被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驱动,他们是在过程中慢慢变成那样的。比如香港和台湾参加社会运动的那些人,刚开始进去的时候真的是面目模糊的诸众,不知道要干嘛,可是在沟通、开设的民主课堂中,慢慢热衷起来,慢慢变成那个样子。
那些批评是说,这些运动开始是左翼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后来被右翼国家论述收编。事实看起来的确如此。我们只能努力让它们不仅仅只是政治运动或者消费者运动而已,而是走上一个更广阔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道路。
这种努力可能会失败,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反思。参加这个运动后带着巨大的失望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重新努力。例如们合作社的许多成员都参加过台湾的社运,他们非常沮丧,因为共同参加的运动最后为什么变成九人领导小组,听人家的命令,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他们就愿意回到社区里重新搞,这就是运动后反思的行动。
批评很容易,但是它牵扯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左翼运动很容易犯大头病,左翼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也在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阶级运动和都市社会运动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歧——阶级运动不承认都市社会运动,比如包含有机、社区的、妇女的、同志的身份政治运动。他们认为这些运动是中产阶级运动。可是问题是,如果左翼不参与到都市社会运动中,不能改变都市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就会丧失改变资本主义的可能。
澎湃新闻:大卫·哈维的经典批判是,资本主义可以把都市社会运动全部吸纳,可以允许同性恋合法化、可以允许妇女平权,但是不能允许阶级消失。
黄孙权:哈维的意思说我要谈阶级你不能让我让开,但他不是说别的运动就不重要。可是现在老左翼的看法就是什么都要回到阶级。为什么应该支持都市里的中产阶级的运动?因为这也是共同行动。只做阶级运动的话,它就把很多人排除在外了。工人也会是同性恋,也会是女权主义者,工人也想要有干净的水喝,健康的食物,难道另一个身份与欲望就不重要了吗?
澎湃新闻:在今天资本主义系统把所有批判的价值都收编了起来使之货币化,成为美术馆、学院的一部分。在这种语境下,怎么理解“艺行者(artivist)”?它看起来似乎致使参与社会的运动最终变成了可收藏的文献,把所有刺耳的声音都吸纳进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实践中。如何让这些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表征?
黄孙权:2014年上海双年展,我们请樱井大造来搭帐篷,在上海当代艺术馆的外面搭帐篷,那时候我们觉得很爽,想着的是我们可以从外部来批评内部。两年后现在我们进来了(美术馆内部),进来就要面临很多实际的挑战,比如内容有很多会被删掉,但问题是你要不要做。行动者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是不能有洁癖的,一有洁癖就没办法做事情。反倒我可以很骄傲地说,《连结者峰会》这个展览是上海当代艺术馆开幕以来,第一个没有艺术家与作品的展览,这已经是具有开创性的破坏了。我们可以自己来产生文献,而非让机制来文献化我们的行动。
艺行者是要制造实践者之间的通道,在每一个社会运动里头的实践者,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中心的主角,阶级运动觉得自己是改变历史的核心,都市社会运动里的中产阶级觉得自己是主力,他们都觉得聚光灯照在他们头上。可是问题是,你们都在抗争,你们需要看到对方,这才重要。连结者若是舞台上的主角,艺行者就是打亮舞台间通道的光。生活场景是由不同舞台以及中间的通道所构成,这是哈维常说的长战线(long forniter)的意思。

媒体、音乐、剧场……
“把工具夺回来,为人民所用”

澎湃新闻:你们这个计划所强调的对”貌之呈现”是奈格里哈特意义上对主体的生产吗?
黄孙权:是。例如,这个展览中的台湾工人乐团黑手那卡西,发现被歧视者内部也存在着相互歧视。麻风病人歧视妓女,他们也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性生产规则。妓女受到的歧视和麻风病人受到的歧视不一样,在都受到歧视的情况下,麻风病人觉得他们受到的歧视是自己不能选择,但是妓女是可以选择的。所以要让他们彼此互访互唱,相互理解有着共同的压迫结构,相互理解而愿意共同行动。从而,生命政治再生产了,新的主体诞生。诸众的联合也是某种生命政治的再生产。
再比如媒体那个环节里,有很多优秀的评论者,他们陆续参加运动后就去做农夫了,不跟系统玩这个游戏了,这里的逻辑是:我与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帮农民说话,不如去加入农夫,这样的抗争更有正当性,这就是生命政治的再生产嘛,完全进入了另一种身份和想象。
资本主义的主体生产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无法抗拒的号召,一个人也许无法抗拒,可是很多人作为集体行动出现时,就会发现是有能力抗拒的。
澎湃新闻:你同时关注把团体连接在一起、展现其面貌的工具,比如媒体、音乐、剧场……然而在今天这些工具同时也被你们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所用。所以,在你们这里,媒体、音乐、剧场等工具可以有不同的逻辑吗?
黄孙权:让大家手拉手,肯定要有一个媒介,右翼会使用它们,左翼更应该要去夺回它们。比如我以前在台湾做《破报》的时候就定下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我们要重新建立一套区别于主流的编辑政策。我们规定了四个观念,任何一个新闻都应该从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年龄的视角重新审思。新闻分析原则是一切事情都要讲谁得利、谁受害、谁赞成、谁反对。第二个是我们不要和传统媒体一样,由主编来分派记者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大桌子讨论,编辑、广告、送报员,一起来决定下面做什么。我想证明媒体歧视可以这样操作的。
再比如我们这个计划中的另一个团体,印度的BGVS(印度学习与科学组织),他们都是科学家,他们六十年代到苏联留学,当那些科学家回到印度的时候发现,印度百分之六十的人都不识字。BGVS创始的几个人一开始都在搞核能与高科技技术,后来他们开始觉得核能对印度人民没有用,科学应该成为人民的知识,而不是科学家的知识。这些人辞去高薪的工作,参加印度共产党,开始编教科书。对他们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启智的工具。所以你会看到,一流的科学家在编小学教科书:女孩子为什么会有月经、月蚀不是月亮被怪兽吃掉的。他们把编好的教科书拿去村庄里宣传,起初没有人愿意读教科书,但是他们发现村庄里的人喜欢唱歌跳舞,所以他们把教科书编成戏剧,带他们演戏,村里的人就开始很喜欢教科书。这时候剧场也是工具,舞蹈也是工具,他们也把它们拿回来,为人民所用。
掌握或者说夺回那些技术很重要,不可能不掌握技术跟人家斗争。比如如果左派不用网络,是无法斗争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用开发比特币技术的那个blockchain(区块链)来开始做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黑客积极参与开源(open source)运动,都是要把技术拿回来。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把亚洲的抵抗运动放在一起谈?在这里的亚洲似乎并不是一个过去的抵抗西方霸权的范畴,而是区别于西方抵抗运动的主体性范畴。亚洲的抵抗运动和西方的占领华尔街式的有什么不同吗?
黄孙权:其实我觉得要反思今天提“亚洲”这个概念。斯图亚特霍尔提出过西方和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而今天我发现中国的艺术家、学者在国际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时非常容易说出“中国和西方世界”(China and the West),其他的地方都不见了。在这样的话语中,一个新的霸权在浮现。在这种情况下谈亚洲,很容易的中国就成了亚洲的代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谈亚洲作为方法是有意义的,因为反殖民的过程还没结束,而现在这样谈亚洲已经不太足够了。
亚洲内部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关联性,跟西方民主自由社会大家都可以发言的抵抗运动形式是很不同的。亚洲的运动包括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台湾,某种程度上在一开始是非常层级化的,与冷战与民族独立运动非常相关,是不同于早期西方的工农运动的。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形成我们的理论。我想知道这些运动如何在亚洲转化。我们用某种方法搞运动,但不是西方社会运动的脚本,这样算不算社会运动?比如亚洲有非常多运动是宗教团体搞的,想想台湾慈济在国际上的救灾行动及组织力与西方基督教的差别,或者台湾佛教有机事业体里仁连锁商店与西方消费者运动的差别。如果说八十年代他们谈的“亚洲作为方法”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话语,那么现在亚洲社会运动的内部经验则是相互学习性的。例如香港在2005年反WTO部长高峰会时,见识到了韩国农民三跪九叩的仪式化表达,后来这种抗议仪式在香港运动场景与台湾的乐生运动都出现了。韩国光洲事件的歌《光洲之歌》在台湾黑手那卡西改编成《劳动者战歌》之后,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菲律宾都陆续被改编成为工人而唱的歌曲;台湾的黑手那卡西,香港噪音合作社,大陆的新工人乐团,重D音之间的相互影响学习关系,就是一个亚洲运动主体的生产与再生产,与英国的Billy Bragge的工人摇滚与美国的Bruce Springsteen草根白种工人摇滚非常不同的。菲律宾的民众剧场影响了中国台湾的锺乔,而锺乔与王墨林影响了中国大陆的草台班,中国台湾引介了樱井大造,而大造进到中国大陆带动更多不同的戏剧表演方式,两岸三地与更为广泛的亚洲连带向来交流频繁紧密,但我们缺乏自己的故事,我们总是学习西方的社会运动方式与社会运动理论,忘了我们彼此所滋养的可能远胜于他们。
今天谈亚洲内部的社会运动,不一定是西方理论式的论证,好像将地图翻过来就行,不仅仅应是认识论上的,同时也必须是方法论上的,思考佛教左派与马来西亚回教左派的联盟如何可能的方法,比起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亚洲作为方法”,可能更亚洲一些。
从抵抗运动到合作社:
激情之后想象另一种可能性

澎湃新闻: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旧式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斗争,也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本身就错了,这斗争会衍生出现代性本身已有的问题。所以他们还提出区别于经典左翼的政党政治诉求,他们提出另类的现代性——即利用内在性的劳动力量构建一个不同于资本所塑造的世界。你有很丰富的社会运动经验,能谈谈这种自主的、自我组织的内部反抗吗?你又是为什么从反抗转向搞合作社的?
黄孙权:在奈格里和哈特的意义上,帝国是没有外部的。以往可以谈通过夺权改造新人,但是今天在帝国的语境下,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在今天你很难分清资本和国家哪个力量比较大,在数字时代也分不清夺权到底是什么意思,facebook和google掌握的权力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旧时的政党夺权逻辑已经不太可能成立了。
我关注的是,今天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年轻人很积极很迫切地想要改变,通过参与、通过对可见制度的抗议等方式,但是其实改变的效果都有限,根源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想象世界的方式的话。我早期在台湾参加、发起过一些社会运动,在其中的思考是,参加社会运动的时候是很爽的,在现场革命儿女一般满腔热血,然而回来后就很悲伤,因为改变不了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工厂女工的抗议活动,二十年前台湾有很多电子厂,倒闭后恶性遣散了这些工人,然后到中国大陆设厂。遣散后那些女工跟他们打官司打了二十年,用过各种方法,比如去银行每人带一大把一块钱的零钱排长队换成一百,再重新排队把一百换成一把一块的零钱,通过这种方法、而不是抗议的方法让曾经是工厂资助者的银行系统瘫痪掉。直到去年,这种抗议终于成功了,政府愿意花钱赔偿这些工人。然后我看到这些已经成为大妈的曾经的工厂女工,他们的脸上并未露出高兴的神情,因为他们回去还要过日常的生活,还是要到7-11去买食物,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才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种另外的可能性,不是在外部,不是推翻什么,而是可以在内部来改变的——合作社就是一个方案。
这个展览合作社那个环节的标语“一天后的第一天”就是在说,革命都已经成功了你要干嘛?你开始要过什么生活?然而社会运动者会发现运动完后你还是要过一样的生活。资本主义不会被打倒的。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假装革命已经成功了,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搞合作社一个基本的精神。我们可不可以具体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做一个桥梁,因为我们不管怎样都在生产领域或是消费领域做事情,合作社是唯一一个机会把生产和消费连接在一起。
之前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社非常成功,它现在已经是十几万人的工厂。它曾经来中国设厂,然而在中国设厂又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合作社基本是一个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场域,而它在中国设厂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结果就遭到左翼的批评,他们认为这违背了合作社最基本的原则,作为合作社的员工不管在哪里都应该工资平等。所以蒙德拉贡把中国厂收了——这就是合作社精神。他们就从一个教师开始组织一群工人,自己办学校,自己生产产品,到现在规模已经几十万人了,真的改变了很多事情。台湾的主妇联盟也是一样,有五万多社员,专门和有机小农签约,让中产阶级的妇女可以吃到干净的有机的食物。韩国首尔的icoop合作社联盟,有25万社员,想想他们改变了多少生产消费炼。
奈格里在大同世界里举了一个例子,大黄蜂和兰花的故事,是讲一种“非生产性的爱”:大黄蜂干兰花,但是它不采花蜜的,所以这里的爱是“非生产性”的,并不是为了占有。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这个逻辑,比如合作社里投票是一人一票,完全不取决于你出多少钱,而取决于你付出多少劳力,这是和传统的资本主义逻辑完全不一样。中国曾经保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能量,可是现在完全没有了。
澎湃新闻:但是合作社这种中产阶级运动的困境是,生产者却没有能力消费自己生产的食物。
黄孙权:从传统的左派观念来看,这都是中产阶级运动,可是现在的工人都是在7-11、在超级市场购买食物,让这些工人和小农按照环保的方式来生产,为什么不行?在这个过程中小农一旦有稳定收入就可以试试有机的非传统农业,这需要长期酝酿。台湾的主妇联盟影与里仁影响了很多人,也在实质意义上让农民受惠。消费合作社化、生产合作社化,就可以革资本主义的命。
澎湃新闻:在这个计划中,你还在搞合作社的联合,即合作社的合作社。能谈谈这个的意义吗?
黄孙权:中国美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在十二月中,会在上海举办一次合作松(code for co-ops),就是正式回应这个问题,希望能有成果。简单的来说,一方面企图从平台资本主义的全面获胜中想想平台合作主义的机会,一方面避免蒙得拉贡的困境,巨大的组织一定会有阶层化与管理的困难。相对而说,韩国首尔的icoop就是合作社联盟,而这个模式至今为止看起来是很成功的。
责任编辑:伍勤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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