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字文学：书同文时代的“奇葩”

近代以前，汉字是东亚世界的通行文字。在古代越南，如同日本、朝鲜一样，汉字文学蔚然可观，成为汉文古典文学中的异域奇葩。

源远流长的汉诗

自汉至唐，越南有约一千年作为中原王朝的郡县，逐渐“通诗书，识礼乐，为文献之邦”。 由于越南系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以边藩自立，故而唐代中原文化对越南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但越南的汉字读音（汉越音）以唐代中原语音为宗，唐诗也为之后越南古典文学所延续。其情思韵致与中国诗歌水乳交融，往往见不出什么差异。

自立伊始，百废待兴。越南的第一个自主王朝丁朝国祚短暂（968—980年），体制未备，学校未建。丁部领“目不识书”，其当政后，“欲以威治天下”，“置大鼎于庭，养猛虎于槛，令曰‘有违者烹啮之’，人皆胁息，无有犯者”。故丁朝几无文学可言。继丁朝之后的前黎朝（980-1010年）国祚同样短促，文学家仍旧寥寥无几，但仍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一首汉诗，杜法顺的《国祚》：“国祚如藤络，南天理太平。无为居殿阁，处处息刀兵。”

李朝建立之后，立文庙，开科举，文风渐盛。大将李常杰的《南国山河》可能是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一首汉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就诗论诗作得还算不错，气魄宏大，运笔老道，置于唐人边塞诗中亦不逊色太多。

李朝之后，越南的汉诗稳步发展。其中有个特点就是历代君主不乏汉诗爱好者。陈朝君主多擅长斯文，以致元人有“安南虽小文章在，未可轻谈井底蛙”之叹。而后黎朝第四代国君黎圣宗（1442～1497年）更曾亲自组织诗社，自称“骚坛元帅”，其诗不乏佳作。即使到了末代王朝阮朝前期，明命、绍治、嗣德等皇帝均精通汉文，有汉诗传世。绍治帝（1807-1847年）更曾做两首回文诗，可见其汉文水平之高。如其中《雨中山水》一诗，“湾环雨下江潮泛，涨溢风前岸沛香。山销暗云催阵阵，浪生跳玉滴声声。潺潺水涧苔滋润，漾漾波洲蓼茂荣。闲钓一舟渔逸讯，向林双翁燕飞轻”， 顺读、倒读皆合律成韵。

其时著名文学家有松善王、绥理王、阮文超、高伯适、白毫子等。嗣德帝（1829-1883年）曾作诗盛赞前四者曰：“文如超、适无前汉，诗到松、绥失盛唐”。 虽说夸张失度，此四人的诗文毕竟不同凡响。如高伯适（1809-1855年）所作的《横山望海》一诗，“君不见海上白浪似头白，怒风撼破万斛舟。雷驰电博惨入目，中有点点浮轻鸥。海风卷山山如纸，山南山北千万里。功名一路范人间，冠盖纷纷我行矣”。由海上境界之壮阔，否定人间功名羁绊的狭小格局，似有李太白遗韵。

即使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占领越南并竭力排斥汉字后，汉文文学在越南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一些爱国志士如潘佩珠、潘周祯等仍用诗歌宣传革命思想，成了越南汉诗的绝唱。如潘佩珠曾作《别友诗》，写道“生为男儿要希奇，肯许乾坤自转移。于百年中应有我，岂千载后更无谁。江山死矣生徒赘，贤圣廖然诵亦痴。愿逐长风东海去，千重百浪一齐飞”。

流传千古的名篇

相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越南（特别是早期）存世的汉籍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历代的战乱。譬如元代蒙古军队攻打越南时，越南从北宋请去的4部印制的《大藏经》和1部《道德经》皆毁于兵火。而越南陈朝绍庆二年（1371年），占城从海路入寇升龙（今河内），掳掠子女、玉帛，焚毁宫殿，“图籍为之扫空”。

但存世汉籍仍不乏佳作名篇。李朝太祖李公蕴（974-1028年）于1010年将国都迁往大罗城（改名升龙），所作《迁都诏》被认为是越南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和书面文学作品。此文以“昔商家至盘庚五迁，周室迨成王三徙”开篇，引经据典陈述迁都理由，文辞雄辩，不愧为传世之作。

到十三世纪，兴道大王陈国峻（1226～1300）在蒙古大军入侵直逼京城升龙，陈朝军队行将溃败的关头，又写下一篇慷慨激昂的《谕诸裨将檄文》，也称《檄将士文》，一口气列出中国历史上许多忠臣义举，鼓舞其将士保家卫国的斗志：“余尝闻之，纪信以身代死而脱高帝；由于以背受戈而蔽昭王；豫让吞炭而复主仇；申蒯断臂而赴国难。敬德一小生也，身翼太宗而得免世充之围；杲卿一远臣也，口骂禄山而不从逆贼之计。……蒙鞑乃不共戴天之仇，汝等既恬然不以雪耻为念，不以除凶为心，而又不教士卒，是倒戈迎降，空拳受敌，使平虏之后，万世遗羞，尚何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耶哉？”其中的纪信、由于、豫让、申蒯、敬德（尉迟恭）、杲卿（颜真卿堂兄）皆中国史籍所载之忠烈之士。

也是在陈朝，还出现了许多汉文赋，可惜能保存至今的只有十多篇，张汉超的《白藤江赋》名重一时。此赋自开篇的“挂汗漫之风帆，拾浩荡之海月”直至篇末的“不在关河之险兮，惟在鼓德之莫惊”，可谓无一处非对仗，非精通中国赋者岂能为之。“孟德赤壁之师，谈笑飞灰。苻坚合肥之阵，须臾送死。至今江流，终不雪耻。再造之功，千古称美”也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

在这些作者中，文学地位最高的当属后黎朝的开国元勋阮廌，由于他在越南文学方面的巨大贡献，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名人。他的代表作是《平吴大诰》并以此驰名越南历史和文坛。这篇以后黎朝开国君主黎利口气写作的“千古雄文”虽然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在明朝士人看来“语多狂悖”，大大夸大了黎利对明军取得的军事胜利，甚至对明宣宗进行了人身攻击（“遂令宣德之狡童，黩兵无厌”，其实明宣宗当时已经三十岁了）但其文平易流畅，读来真实感人，的确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而文中的“东海之水，不足以濯其污；罄南山之竹，不足以书其恶”明显变换之《唐书》中李密声讨隋炀帝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一句，也体现出古代中原文化对越南汉字文学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即使是在一篇主旨是斥责“北朝”（《平吴大诰》的“吴”指的是明朝，因朱元璋曾称吴王）的政治宣传作品中亦然如此。

汉文小说的流行

自唐以后，中国文学可以概括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其中，除元曲似未南传外，诗词小说，皆见诸越南汉籍。小说是一种容量相对很大的文学体裁，它不仅在形式上可以同时兼容其他文学体裁，而且在内容上，无论从表现社会层面、挖掘文学意蕴等方面都是其他文学体裁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中国古典小说很早就传入越南，并对越南文学与小说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无论在内容取意，还是在体例技法乃至审美趣味上，越南小说的创作都表现与中国古典小说一脉相承的印记。譬如越南古代文学中成就最高的名著，阮攸（1765-1820 年）的《金云翘传》虽然是一部字喃（越南在汉字基础上创造的本土文字）作品，但它的故事不是原生的，而是作者以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章回体《金云翘传》为蓝本改写而成的。

至于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小说也先后传入了越南。其中尤以《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响最大。根据黎贵敦的《北史通录》有记载，他在1760-1762出使中国时，读了《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作品，回国时还带着一部《封神演义》，当时越南经常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改编为各种越南戏曲，在英国博物院收藏的50多种越南木刻版剧本中，有9种是关于三国故事的（年代估计为19世纪前），剧目有《三顾茅庐》、《江右求婚传》、《花烛传》、《荆州赴会》、《华容道》、《截江传》、《当阳长坂》等。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也成为越南小说家撰写汉文历史小说的范本，后世此类作品也大多仿效了《三国演义》的体例与人物与战争场面的描写。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奠基为十五世纪中期成书的《皇越春秋》。此书共六十回，分上、中、下三卷，每卷二十回。描述了十五世纪初期从胡朝代陈到黎利建立后黎朝的一段历史。情节并非特别引人人胜，但可读性较强。在《皇越春秋》中，正史中极少被提及的黎善作为黎利的谋士而出现，成为小说中重点塑造的关键人物，他通过“投书授计”、“决策攻城”、“象阵烧屯”、“玉蕊诱敌”等一系列战役的谋划帮助黎利取得了胜利，体现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其足智多谋，远见卓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足以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相媲美。

二百年后，越南的汉文历史小说在《皇黎一统志》达到了巅峰。这部小说大约写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约相当于中国清朝乾隆末到嘉庆年间。内容主要叙述后黎朝的灭亡和西山阮氏的崛起。全书十七回，先由吴俧写了七回，随后吴悠续写十回，吴任编辑整理。由于兄弟三人都亲历了小说中所描述的时代，目睹了其中的诸多历史事件，这保证了小说中史实与小说艺术的统一。《皇黎一统志》表现出一种难于抗争的非人力因素，这种“天命”似乎支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也使小说带着浓重的宿命色彩。

小说重点塑造的人物是阮整，他开始是作为晔郡府的门客，后来其师黄素履（邓妃党）在权利斗争中被杀，阮整逃到西山，被阮岳兄弟重用；之后引西山军入升龙，保驾有功，得到少主倚重，成为权力的核心人物。他权侔人主，势倾天下，人不敢侧目，最后被西山军所杀。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颇有一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的影子。但《三国演义》对曹操性格的塑造只是突出了“奸雄”的一面，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皇黎一统志》对阮整的性格的刻画既如实地反映了他积极有为的一面，又突出了他的自私自利、贪婪残暴、目光短浅的本性，这个人物形象比之曹操形象更加丰满。可见，越南作家对于汉文章回小说艺术，亦有青出于蓝之处。

无论如何，作为中越“书同文”时代的产物，越南的汉字文学遗产在今天已经成为汉文古典文学这一整体的一部分。甚至较之已弃用汉字的越南本国，熟谙汉字的中国读者反更享有阅读的便利，也颇有令人唏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