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为何逾越礼制为弟弟建造了清朝最大的王爷园寝
三百年前，京畿一带远不是今天这样枯旱缺水。其时，巍巍太行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地势落差，构成北京西、南、东三个方向密布的河网，“汪洋浩渺”白洋淀、“九河下梢”天津卫，都是赛江南的泽国水乡。九河之中，一条拒马河从太行山麓奔流东向，经过易县紫荆关的崇山峻岭，孕育了泰陵“乾坤聚秀、阴阳合汇”的上佳风水。而在泰陵东北六十里，与其一衣带水，同享拒马河润泽的，还有一处等级很高的清代墓葬，那就是涞水县境内“云溪水峪之右”的怡贤亲王园寝。怡贤亲王，即雍正皇帝的十三弟和硕怡亲王允祥。
怡亲王园寝位于涞水县城北二十五里的东营房西南，原名水东村。根据徐广源、冯其利等学者和一些历史爱好者的实地考查，可以大致看到，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园寝坐东朝西，占地六百余亩，建筑三十多座。园寝自东向西至宝顶处，共有三里多长的神道，气象甚为宏伟。沿神道依次建有神道碑亭，神道碑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着雍正帝御笔所书的“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十七个大字，碑亭后有火焰牌楼、五孔石拱桥、四柱三间七楼石牌坊，其中牌坊的形制与东西陵的一样，只是少了两间。牌坊后有白玉望柱华表两根，华表柱体上雕刻五爪盘龙，栩栩如生，华表顶端蹲坐一对似龙非龙、似犬非犬，遍体鳞甲的望天吼，神气非凡。华表到宝顶遗址之间的建筑大多已经毁于战火，唯有散见的石料、条石，甚至完整的汉白玉栏杆。宝顶和埋葬棺椁的地宫均遭到彻底的破坏，唯有宝顶遗址上尚有完整的砖块，是标准的官造样式，砖块上还刻有督造者的姓名。
功懋懋赏：全面逾制的怡贤亲王园寝
在官方文件如《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朝起居注》的记载中，这座营建于雍正八年的亲王园寝，共包括“享堂七间，享堂外中门三间，内围墙一百丈，中门内焚帛亭、祭器亭，中门外神厨五间、神库三间，东西厢及宰牲房各三间，碑亭一；外大门三间，围墙二百九十丈，大门外奉祀房二十间，石桥二，石坊一，擎天柱二，神道碑一。”并派驻军把守，包括“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丁五十名永远守护，隶太平峪副将管辖。”所谓太平峪副将，即是泰陵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换言之，虽然地隔六十华里，怡亲王园寝守卫仍然被作为泰陵守卫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待。
事实上，根据《清会典》，标准的亲王园寝，只应建享堂五间、门三间，坟院周百丈、墓碑用交龙首龟趺、茶饭房左右各三间，碑亭一座。其守冢人十户，以王府私人奴仆充任，并无派遣朝廷官兵守卫之制。
怡亲王园寝的占地面积、建筑规模、守卫标准比制度高出如许之多，在等级森严的清代，自然是大大的逾制之举，没有皇帝的特许万万不能。事实上，即便出于皇帝的意愿，这样的举动不但显得过于张扬而缺乏节制，也与墓主人怡贤亲王允祥的“薄葬”的遗嘱大相违背。因此，在允祥去世之初，打定主意为他筹建大规模墓葬的乃兄雍正皇帝就示意大臣们：找一个扩建怡亲王园寝的理由。于是，群臣诚惶诚恐地表示死去的怡亲王是旷古罕见的贤王，对他的身后事应予以全面超规格优待，特别是墓葬方面，“宜准从前茔制酌量加增，庶观瞻之下，足慰舆情而又合于典礼”，并设计好了前文所描述的怡贤亲王园寝标准，雍正皇帝便心安理得地“俯从众意”。
不过，礼制问题虽然在群臣的配合下解决了，营葬的经费出处还是个麻烦。根据制度安排，已经分封府邸的亲王，其坟茔的营建费用主要由王府自行承担，朝廷只是本着“亲亲”的原则，以“赏赐”的形式给予“造坟工价五千两、碑价三千两”，礼节性的补贴而已。对于怡贤亲王园寝的建设，雍正帝却不肯让王府出一两银子，而是由自己大包大揽。考虑到工程量浩大，需动用巨款，如果由户部国库开支，实在有假朝廷公器以济兄弟私情之嫌。即便由皇室专门经费——内务府广储司开支，在雍正帝看来，也不太妥当。一则内帑也是由国库拨划来的，无外乎民脂民膏；二则仍不足以表达自己对贤弟的真挚感情。因此他百般斟酌后下旨,动用自己即位前的私人小金库——雍亲王藩邸存银为弟弟建造坟茔，真可谓公私两便，仁至而义尽了。
经过两年的营建，怡贤亲王园寝在雍正十年的秋天竣工。是年九月，停灵在京西昌运宫的怡贤亲王金棺由雍正帝仅有的两名成年皇子弘历、弘昼护送，运往涞水安葬。
久注圣心：君臣兄弟的棠棣深情
营建墓葬对于古人意义重大，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以雍正帝之日理万机，对怡贤亲王园寝的营建如此重视，如此苦心孤诣，百般周章，又确乎别有因由。当然，这其中最根本的，是二人超乎寻常的君臣兄弟之情。
二人的交谊来自幼年。允祥辞世后，雍正多次亲往祭奠，至葬期，特于灵前读御笔祭文，其文辞之真情流露，绝非翰林侍臣捉刀之作，殊为感人。其中谈及两人早年情形，称：“ 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贤弟克尽恭兄之道，朕兄深笃友弟之情。天伦至乐，宛如昨日事也。”可知二人不但是兄弟，尚有师生之谊，且友于之情建立在未有任何权力争夺之时，纯然无杂。年纪稍长后，二人又多次同随康熙帝出巡江南、五台山、盛京、塞外、京畿永定河工等，特别是康熙四十一年、四十二年的两次南巡，皇子中都只有皇太子与二人相随护驾，太子身份特殊，故二人单独接触交流更多，唱酬不断。至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之后，允祥骤然失宠，巡幸不得随行，两人的交往也变得隐秘起来。
雍正帝即位之后，允祥作为他坚定的政治盟友，受命担任总理事务大臣，掌握机枢重权，特别是财政大权。至于政治局面逐步平稳之后，允祥又作为乃兄处理日常政务和宫廷私人事务的最重要助手。“掌职大而且繁者有九。议政关系机密；户部掌领度支；三库掌领出纳；兴修畿辅水利以厚民生；管领汉侍卫以育人才；至于诸皇子之事务，旧邸之事务，以及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养心殿监理制造，巨细事件皆一人经划料理。”这段是雍正四年，皇帝在召开“全体高级官员大会”表彰允祥功绩时对他此前的工作业绩做出的总结。不过，对于会议召开时允祥正在承担的两项重大而机密的任务，皇帝并没有提及。一项是正在秘密筹备对伊犁准噶尔部大本营的作战部署，允祥肩负着军需总调度的重任。一项是正在秘密进行雍正帝本人陵寝的选址，允祥是选址的总负责人。
殚心竭力：允祥对泰陵的选址经营
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关于他的一切事情，并没有清晰的公私界限。譬如陵寝选址，这固然是一件宫廷事务，但帝王的墓葬风水，在古人看来又是国运所在，大政所关，必须要极其慎重才行。
雍正三年夏秋，华北地区暴雨连月，京西、南、东各水系纷纷决口，洪流漫漶，泽国千里。京畿地区受灾百姓背井离乡，纷纷涌向天津、保定等大城市甚至京城，一时天子脚下物价飞涨，社会矛盾突出。为了尽快控制灾情、赈恤百姓、保证京师地区的社会稳定，雍正派出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这样高规格的团队赴一线赈灾，并希望他们借此机会找到治理京畿水患的根本办法，早日变水害为水利。在经过一系列的水源勘察后，允祥向雍正帝上奏，建议在畿辅地区施行水利营田工程，不但进行治河、疏渠、建闸等传统水利活动，还要大规模营制高产量水稻田。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允祥经常往来于直隶各府县之间，组织营田活动，这使他有条件充分了解京畿地区的地势水土，并借机为雍正帝选择合适的陵寝。
清代从顺治皇帝起，就将皇室陵区选在了京东遵化州，即今天人们所说的“清东陵”区域内。因此，本着子随父葬的原则，雍正帝最初也欲在东陵附近择一吉地，但苦无良选，后来勉强选定了九凤朝阳山作为吉壤，并开始从南方运输物料，初步营建。这一工作从雍正四年延续到雍正七年，一直在允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雍正帝称其“竭力殚心”“经划有年”。可惜，虽然经过了多年的苦心经营，最终，允祥和他带领的堪舆专家团队，仍然认为九凤朝阳山的风水“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不能担负起“万年吉地”的大任。他建议雍正帝彻底放弃在遵化境内择地的初衷，重新选择陵址。
这样的想法就选陵而言，当然是慎重且正确的，但从全盘的政治考量上，却显得非常大胆。毕竟，远离父祖独辟陵区，可以被拿来指责“孝”道上的瑕疵。更何况做出这一决定时，正处于湖南山民曾静揭发雍正帝弑父杀母十大罪状，试图“传檄天下”之后。事实上，后来确实有人将远葬西陵看作是雍正帝得位不正的证据之一，认为他害怕在死后面对乃父的灵魂，所以另辟葬地。
在这一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雍正帝和他的弟弟“深相契合”，他决定图帝王陵寝“万年流嘉祉”之实，放弃已经确定的九凤朝阳山，命允祥和精通勘舆的总督高其倬在直隶境内重新选择吉地。因为对直隶地区整体的山川形势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这次选址的速度非常之快，雍正七年十二月，就选定了北京西南的易县永宁山太平峪作为新的万年吉地，并马上破土动工。
事情做得如此迅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这个冬天，兄弟俩都患上了不轻的疾病。大概是出于一定要尽最后之力完成选陵的责任感，允祥身带重病却雷厉风行，在去易县的路上“往来审视，备极辛勤。又恐随从人等烦扰居民，将饮馔之属俱不令前驱预备，常至昏夜始进一餐”。然而这样的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难以支撑，回京之后就一病不起。
投桃报李：雍正帝对弟弟的追悼与酬答
雍正对允祥抱病选陵特别感激，他马上下令，在自己陵寝旁边选择一块“中吉之地”，赏赐给允祥作为日后的园寝，以示百年之后兄弟二人可以常欢聚于地下。事实上，雍正帝即位之后，赐给允祥的王府（在东华门外，即今天王府井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一代）、别苑（名交辉园，与雍正年间的夏宫圆明园紧邻，乾隆年间改名绮春园，并入圆明园内），都与自己的居所紧邻。不过墓地的安排更有特别的考虑。毕竟帝陵旁边，要规划大面积的皇后陵和妃嫔园寝用地。更重要的是，后代帝王陵寝要依傍祖陵而建，形成陵区，中间夹入规模较大的陪葬墓，其实是不符合明清以来皇陵布局传统的。
或许是太过着急酬答贤弟的功劳、安慰他的病体，雍正帝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后续问题。但作为臣的允祥却不能不考虑，因此，他坚决拒绝了兄长的美意，自己物色了一块“平善之地”作为身后之所，这就是后来位于涞水县云溪水峪的怡贤亲王园寝。择定葬地后，他病中屡次敦促皇帝下旨准许，雍正帝迫不得已，姑且依允。允祥又恐怕皇帝改变主意，急速派人前往云溪水峪取回一块泥土，一吞而尽，以示必葬于此的决心，并特意画了坟茔图一幅，完全按照《会典》所载亲王园寝的标准，指示王妃及诸子，一定要按照礼制而行，丝毫不得逾越。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允祥病逝于城中府邸，雍正十分悲痛。即便病痛缠身，他仍然连发数十道谕旨，历数允祥的功绩，并不断破例，使其身后的各方面待遇远远超过亲王的标准。而得知允祥的遗愿后，雍正觉得若坚持将贤弟安葬在自己身边，未免过于违拗逝者的遗愿，但完全按照普通亲王坟茔的礼制建造园寝，又太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追思之情。群臣揣度皇帝的心意，于是为允祥设计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那座远远超过典章规制，这成了有清一代占地面积最大、建筑等级最高的亲王园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