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助推中国重返奥运赛场背后的权力角逐

作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东道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体育强国，今年夏天中国在里约奥运会的累累战果也验证了这一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因素，中国曾长期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直至1980年才回归。

这次回归的前奏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就北京申请参加1974年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进行的谈判；众所周知，亚运会是在国际奥委会支持下举办的区域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谈判中，中国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巴列维国王重视对华关系，1971年中伊建交，之后，两国又在“共同抗苏”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这次谈判也是以泛亚主义和反西方为口号。例如，来自伊朗的亚组委秘书就警告那些“来自欧洲的超级大佬”不要干预亚洲国家之间的赛事谈判。

这次谈判的背景是海峡两岸的代表席之争，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的参赛格局。 双方都声称是“中国”的唯一代表，不愿意参加另一方参与的赛事，因为反之则意味着公开接受“两个中国”的存在。从1958年起中国一直缺席奥运会。然而，1973-1974年当“文革”开始略微平静时，中国面临的外交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项地缘政治的变化促使伊朗想要用中国制衡苏联。1971年10月，中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此前这个位置由台湾当局占据。几个月之前，伊朗刚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默契。更重要的是，自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最终使伊朗相信可以利用中国来牵制苏联。毕竟，一方面，美国卷入越南战争难以脱身，这意味着伊朗不能指望华盛顿会及时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等地区斡旋；另一方面，苏联自1970年代初以来对这些地区兴趣日渐浓厚。

苏联对这些地区的兴趣缘于英国1969年的一项声明，该声明决定：过度扩张的日不落帝国将于1971年之前永久撤出位于苏伊士以东的所有部队。这一决定大大促进了波斯湾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同时，伊朗政府预计，苏联也将因此加强对该地区事务的干预，包括向伊朗的敌对国伊拉克输送武器。于是，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因卷入越南战争而无暇顾及波斯湾事务这一杠杆来提升自身的区域政治地位。一方面，通过使用石油收入大规模购买武器（特别是与美国的交易），伊朗构建了主要海上石油贸易航线的防御体系。同时，伊朗政府提议建立了某种形式的“亚洲联盟”，与印度洋的沿岸国家结盟——这个联盟以地区安全为宗旨，宣布中立立场，继而与美苏交涉以限制它们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比如，通过举办亚运会加强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政治文化手段支持这一事实上的反苏计划。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奥委会与伊朗就中国参加亚运会一事交流日渐频繁。1973年8月，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古拉姆•礼萨•巴列维（即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弟弟）提交了参加亚运会的申请。古拉姆•礼萨•巴列维当时担任伊朗奥林匹克委员会兼亚运会主席。这一做法与此前中国重返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方式如出一辙：北京方面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唯一代表，这意味着北京的回归和台北的逐出不仅仅是参赛名单的改变。 很明显，台湾的体育官员对此颇有抱怨，并试图保留台湾作为独立的成员身份。

1973年11月16日，各国代表在亚运会联合会上达成最终决议。通过诉诸西方体育组织笼罩下的亚、非、拉地区形象，伊朗及其支持者在会议上谴责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所有支持台湾和中国大陆作为两个独立成员的国家和组织，斥其为懦弱之邦或西方的帮凶。这些讲话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古拉姆•礼萨•巴列维决定弃用秘密投票的手段。最终，迫于外交考量，或者说外交压力，许多成员国公开投票表决。结果，台湾方面从亚运会中除名，直至1990年恢复参赛资格。而国际体育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疲于应付冷战时期围绕奥运会的长达数十年的政治争端，最终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德黑兰亚运会。这次回归对中国重返奥运会赛场有重大影响。1980年中国首度派代表团参加在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开启了全新的奥运会历程。而台湾则经过长期协商，最终于1979年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得以继续角逐奥运会赛场。然而，伊朗的反苏“亚洲联盟”计划最终破产，巴列维领导的沙阿政府也于1979年垮台。

（Stefan Huebner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英文新著《泛亚体育与现代亚洲的崛起：1913-1974》（Pan-Asian Sport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sia, 1913-1974）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10月在亚洲和北美同步出版。本文为新书部分篇章的中文翻译，由Stefan Huebner博士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