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杀人案”所在的西北小城白银:从拓荒移民到厂矿三代

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 发自甘肃白银 实习生 尚芳剑
2016-09-18 07:25
来源:澎湃新闻

甘肃省白银市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在知乎上,有人回答:“感觉可能是唯一一个因为连环杀人案而出名的城市。”

题为《命案告破的那天晚上,我在白银市》的文章中,一位白银出生的导演写道:“惨案过去久了,就是谈资……白银从来不会缺乏这种谈资,因为这里从来不缺乏暴力和血腥。”几天后,网友“白银小孩”以《命案发生的那个城市,我在那里长大》作为回应,她写道:“请不要将一个残忍的杀人犯与一个城市划上等号。”

2016年9月3日,白银供电局家属院里,两只小狗追逐打闹着,主人在一旁“劝架”;棉纺厂小区的空地上,几名少年在打篮球,青春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东山路旁的金鱼公园,老人们搬着小板凳在树荫下打桥牌,听秦腔;暮色四合,人民路上的火锅店人声渐旺,热气喧腾;永丰街小区对面的小广场上,则响起了广场舞的歌声。

28年过去,当年命案发生地附近,很多人对于案件的记忆遥远而模糊。对大部分白银人而言,这个工矿城市曾经极度辉煌,又极度落寞;包容四方,又躁动不安。

血色的记忆需要时间去忘记,但生活的广阔,总给人一种无法阻挡的向前的力量。

绿皮火车仍旧穿行在白银市区与厂矿之间,从最后一节车厢往外看,铁轨一片苍茫。文内图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

工矿城市

2016年9月4日,下午三点十五分,绿皮车摇摇晃晃从“临时火车站”开出。车门随意开着,站在车厢连接处,灰白色的山石几乎触手可及,偶尔有乱蓬蓬的草在石缝里顽强生长。拐个弯,山忽地远了,视野突然开阔,土色的房屋、高高的烟囱、暗红色如桶状的巨型工业设备,不时从眼前掠过。

临时火车站附近的铁轨。

“临时火车站”的历史比白银市火车站还长,绿皮车每日三班,是白银公司的“通勤车”,一路经过运输部、铅锌厂、三冶炼,都是白银公司下属单位。

终点站是深部铜矿。厂区人烟稀少,办公楼的标语风格和标牌成色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栋楼荒废着,窗玻璃只剩一半。这里最早是露天矿,一号坑和二号坑各占一个山头,开车都得十几分钟。闭坑后只留深部铜矿,转入地下开采,1987年3月投产。

深部铜矿外景。

 以金属命名的城市,真的曾是遍地金属矿产,产铜、产铝、产铅锌矿。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白银公司有持续三十年多年的辉煌历史:铜硫产品产量和产值利税率曾连续18年居全国之首。职工出门时都不自称白银人,只说是白银公司人。

如今唯一还在开采的深部铜矿表层内景。

1951年,地质部641地质队到白银进行矿区普查,先发现了黄铁矿,又勘探到铜矿。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随后在兰州成立,1956年2月迁至皋兰县郝家川(今白银市市区所在地)。那时候,郝家川只有四五户人家,周边方圆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户不过千,人不逾万。

1956年7月,白银公司进行3次矿山大爆破。三声巨响,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们响应号召,背井离乡来到白银公司。戈壁滩上灯火通明,厂房和市区建设起来。1959年10月1日,白银公司露天铜矿正式投产。最繁忙时,“临时火车站”的铁轨上一天来往四五十趟火车。

燕离的爷爷曾日日往返在这条铁轨上。他从河北来到白银,是白银公司第一批蒸汽火车司机。和他同时期来的,还有从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分配来的146名毕业生,从东北、上海等地重金属工业单位调配来的工人,部分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复员军人,还有从甘肃其他地区农村招来建设厂房的合同工。

1992年,朱镕基视察白银公司时的题词。

如火如荼的开采遮不住戈壁滩最初的荒凉。燕离小时候去同学家听故事,人家的奶奶来自北京,说当年到了兰州,再往白银走,越走越荒凉,心也越来越凉,到了某一个点,终于彻底崩溃,嚎啕大哭。

那时候,不管什么人来到白银,首先发放的劳保用具就是口罩。郝家川总共十几棵树,目力所及之处,都是灰色的石头山。气候干燥,常刮风沙,风卷着地上的石子,打在脸上生疼。喝水也困难,要用汽车去黄河里拉水。

包括白银公司总经理在内的所有人,都住在窑洞样式的平房里。每天早上起来,床上、被上都是一层灰。稀有的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唯一的小楼房是白银市第一招待所,给前来援建的苏联专家住。建厂房的工人们用砖砌两个柱子,中间用土坯码起来,就是一座小平房。

苦中作乐,沙窝里搭个大席棚,放电影,是工人们难得的娱乐。白银饭店自建成日起便跳舞成风,周六周日,工人干部,苏联专家,晚饭后一起忘情舞蹈,直至子夜。

工作服除了黑色就是蓝色,人手一套,加上口罩,分辨男女只能看头发长短。重工业企业男性比例远大于女性,人们为白银发明了一句顺口溜:“风吹石头跑,荒山不长草,男的多女的少,对象不好找。”

为平衡男女比例,轻工业逐步入驻。1965年,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青岛纺织机械厂、郑州纺织机械厂内迁部分设备和职工,建立了白银纺织机械针布厂。

张家奶奶时年32岁,在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当女工。单位打出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旗,可工人们知道西北苦,都不愿意去。领导劝张家奶奶:“战士最听党的话。”又许诺她,内迁后子女就不用去插队。最终,张家奶奶卖了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二层小木楼,和丈夫一起携带5个子女,举家内迁。

小女儿不懂苦,对迁来后的日子留存着愉快的记忆:跟在收麦子的车后面捡麦穗,回家爆“爆米花”,或是捡煤核、从旁边的木器厂偷偷扒树皮回来烧。回忆起当年的母亲,她却红了眼眶:“太苦了,工作服一年只发一套,全是补丁。”每个月定量供给的粮食大多是麦子,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家里偷偷拿出一部分换些大米,一个月吃一顿。

1966年3月,邓小平来白银视察时说:“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就成为了一种白银精神。”

艰苦卓绝的日子却是露天矿的鼎盛期。白银被称为“铜城”。人们说,解放军每打3发子弹,就有一发是白银公司贡献的。

当年的厂房。

移民

程建1975年从插队中被招工至白银公司三冶炼。当学徒工的三年里,每月只挣27元钱。撞上喜欢大搞生产运动的年代,他干劲倒是足。每年1月1号被称为“起步日”,他和同事们都要全体加班加点,炼出当年的第一批钢。

厂里单身的小年轻们结伴去针织厂、棉纺厂看姑娘。上海来的姑娘洋气又骄傲,穿着红裙子走在路上,让土生土长的小伙子们心都跟着裙摆跑。但也就是看看而已,要说娶媳妇,大多数白银公司的年轻人,还是中意本厂的姑娘。

那时候每个厂每个车间,都有一个传说中最漂亮的姑娘。程建看上的就是同车间的“花儿”。他们有时候在一起干活,说说话,以工作之名互相帮助。帮着帮着,就在一起了。婚后,公司分了套一室一厅的小平房。几年后,女儿程婷婷降生。

程婷婷的妈妈是标准的“厂矿二代”。她1958年出生于白银公司职工医院(现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从记事起就住在永丰街。那一片连带附近的几条街都是白银公司的地盘,

“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中的受害者“小白鞋”家也住这一带,“小白鞋”的哥哥就是三冶炼的员工。

白银公司俱乐部售票处。八十年代,俱乐部是职工们看电影和举办演出、比赛的好地方。

程婷婷的姥爷是从抗美援朝战场来的第一批铜城开拓者,妈妈又是兄弟姐妹四人中的老大,因而妈妈下乡不到半年就被招工,又回了白银公司。


1984年,露天矿闭坑,采矿业转入地下。1985年,白银恢复建市。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展开以有色金属、化工、能源等为重点的大规模开发,促进白银产业结构多元化,三冶炼达到鼎盛。


三冶炼逢年过节都发米面粮油,常有奖金,福利比市上好得多。白银公司人的归属感也强。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见多识广,从不屑于省城兰州的名号。

生于斯长于斯的厂矿二代,甚至剥离了父辈们关于遥远故乡的记忆。他们大多不会说家乡话,也不说兰州话,只用普通话交流。天南海北的词和某些特定的口音被融入其中,用着用着就为所有人共享,化为特殊的白银公司版普通腔。

祖籍的最大意义,是更轻易获得外界的消息和物资。职工俱乐部旁边就是邮局,发电报很容易。无论什么样的外部信息,白银公司都比市里知道得快、流传得广。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亲属人脉在南方的职工,常能倒腾来最新奇的玩意儿。烫卷发,高领毛衣、喇叭裤,那个时代的潮流,也都是白银公司的人在引领。

白银公司内部有一套封闭式的循环系统。职工看病没人去市人民医院(现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都去职工医院(现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从托儿所到高中都有子弟学校,白银市的人想进来都得托关系、走后门,厂矿子弟没人想过去市里的学校。

对于工人们来说,不管是机械厂、氟化盐、动力厂……都是“我们白银公司的”,坐下就能一块儿喝酒。剩下的,则是“他们白银市上的”。市上很多人来自甘肃其他地县,在白银公司人的眼中,就是乡下人。

“气质上就看得出来,(白银)跟其他甘肃地县市区都不一样。”燕离说。他六七岁时就在妈妈教书的学校见过苹果电脑,黑屏幕,绿色字,可以玩算数学题打飞艇的游戏。工厂里也有电脑室,机房里铺地毯,绒线里嵌着铜丝,厂里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但只有晚上放节目。

熟人社会

城市小,生活有种传统宗族社会的感觉,人和人绕几个圈都能找到联系。比如程婷婷妈妈的老师是小姨夫的老师,也是她的老师,上小学程婷婷都是步行,十分钟就到。一路上都是白银公司的房子,同届学生上学时间一致,楼上楼下的小孩儿都一起走,路经谁家就在楼下喊一声,一来一串儿人。

串门是特别自然的事。小孩子们四处跑,哪天家里大人倒班不在,就去别人家吃饭。在晚饭时间,住平房的好多人家连门都不关,有人就站在门口吃,你家吃的我分一口,我家吃的拨你一筷子。

大人们也四处串门,男人们下象棋,女人们打毛衣,工厂里的八卦总是传得特别快。也有人在家看电视,晚上八点多推门吼一声,孩子们便四散开来,乖乖回家睡觉。

1989年,白银市成为仅次于兰州的甘肃省第二大工业城市。工厂的烟囱在凌晨排放,黄色青色的“硫酸烟”笼罩城市上空,冬日里的口罩是居家必备。离工厂近的地方,“酸烟”落到树上,树叶迅速干枯。

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翻涌。1992年8月27日,甘肃省首批股份制企业试点单位——白银铜城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白银饭店被私人承包,年轻人们在周末和夜晚来到这里跳舞,“不会跳两步交际舞的人,成了孤独的人。”

白银公司动荡的90年代来了。

属于金属的城市遇到资源危机,铜矿资源大幅减少,企业效益下滑。在时间的荒野里,人和城市命运如同一叶扁舟,起伏翻转就在瞬息间。白银市志记载,20世纪90年代后,职工下岗、社会失业率上升。至1995年,城镇人口和无业人员不断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

厂矿人心涣散。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进了厂区大门,你准会看到在路边堆着,随便就放的铅、锌;但到了90年代后期,厂区门外就有人收矿,夹带一铁皮饭盒的铜,出门就能换三四十块钱,还有毛驴车从矿山的另一边绕过去,厂子内外的人勾结,大批量倒卖。

柏油马路替代了八十年代的土路,却越发尘土飞扬。旱冰场盛极一时,燕离和小伙伴们穿着铁质的老式旱冰鞋游荡在路上,看小城一天天躁动起来。市里单位的工资逐渐超越白银公司,燕离所在的公司一中,职工都闹着要从白银公司分出去划归市里。市里不接收,拖了好几年。医院也是一样。

老国企人的幸福感和价值观不再稳定。有人选择了主动跳脱,甚至有一部分人回到原籍,还有一些亲缘关系在外地的,就去投靠了那一支脉。更多的一二代建设者们不适地抗拒着,对生意人的态度在看不起与羡慕之间徘徊。

那时候,燕离刚小学毕业,突然有了阶层感。“小时候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没什么贫富之分,也能玩到一块去。那段时间就好像突然,谁家的家长消失了几年,回来买了一辆桑塔纳。我们小孩也会说,谁谁谁买了小霸王游戏机。”他记得很清楚,1992年游戏机风行的时候,一个游戏机要300多块钱,而他爸爸的月工资才100多。

小城里弥漫着焦虑的气息。读书的少年们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包打“拳王争霸赛”,周末约群架是常有的事。东山路附近归“黑龙帮”统治,“大什字”周边归“七兄弟”,后来还发展出了“铁血十三鹰”,都是些青少年的小帮派。有辍学的初中同学在酒吧当服务生,燕离高中时去找他玩儿,常从第一家喝到最后一家——城市太小,到处都是熟人。酒吧一条街俗称“破头巷”,酒便宜,人也杂,每天都有人打得头破血流。

1996年,白银市制定《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同年,燕离的爸爸“内部退养”,跑到白银下设三县两区去养猪。几乎同一时段退休的,还有一大批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白银公司有厂矿子弟“退休顶替”的传统,取消毕业分配后,为了子女能够顶替上岗,父母们主动请退。

燕离记得,小学时,妈妈对他的期待是,考大学再分配到大国企,可以不在白银,但一定要稳定,要能享受福利分房待遇。到了高中,妈妈再和别人坐在一起聊天时说起他的未来,除了必须考大学没变,其余的只剩一句话:“让他自己闯去。”

1998年,白银城连发四起命案,警察半夜挨家挨户敲门查户口,学校晚自习也停了,白银公司所有职工配合公安部门按了手印,女职工下班都有丈夫或男职工陪同。但在变幻的年代,人们对未来的迷惘和希望超过命案带来的恐惧。

资源枯竭

白银火焰山矿山公园里,退役的蒸汽机车被安置在一角。如今铁轨上运行的还是老式绿皮车,车头却已经换成了内燃的。

白银公司在1990年以后便没再招过工。运输部原先有两千多人,如今只剩六百多;改过两次名,第一次叫铁路运输公司,后来又改作铁运物流公司。“十几年没什么效益,维持而已,现在可能考虑转型做物流吧。”工人老杨说。


露天矿旧址。

山路上,连绵的灰白裸岩和黄绿色的废渣看得人心生苍凉。深部铜矿巨大的矿坑还在那里,积水囤积在底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光。

2008年3月17日,白银市被列入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在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中,白银市属于历史欠账最多、财力状况最差、生态环境最恶劣、面临困难最多的城市。”一份官方发布的《甘肃省白银市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规划》中写道。

上述规划将白银市转型后的功能定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国西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青藏高原矿产资源加工基地”。

露天矿旧址。

2008年9月21日,位于金鱼公园的重新修缮的“铜城开拓者纪念碑”揭牌。手持管子钳和地质锤的青铜塑像仍保留了1984年初建的样子。

但蒸汽火车已经没有了,燕离的乡愁无处安放。记忆中其它和故乡有关的,是苏式风格的工厂和大排的平房,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开蒸汽火车的姥爷退休后带着姥姥回了东北。爷爷奶奶对老家河北仍有挂念、有感情,但那里已无房产、无亲人,年纪也大了,便回不去了。

燕离大学毕业后定居兰州,做软件技术类工作。生活无忧,没有太大压力。每年有一两个月会待在上海。从考大学开始,白银就已经脱离了他的人生规划:“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在哪个城市,但一定不在白银。就跟你命运的定数一样。”

白银公司衰落之后,多数厂矿二代的期望非常明确:希望孩子离开,去更大的城市,过更好的生活。程婷婷说:“我们很像候鸟,飞向所谓更有前途的地方。”

但白银公司仍是保底的选择。老杨的儿子在南昌工作,他不想让儿子回来:“只要能闯,就让他闯闯吧。哪天实在闯不动了,我和她妈还在这儿,想回来也可以回来。”

程婷婷觉得自己是肯定回不去了。她的户口还在白银,却在西安生活了很久,如今在北京工作。她对白银怀有深沉的感情:看到白银被与连环杀人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她会不平,也会积极推动朋友转发《命案发生的那个城市,我在那里长大》,为白银正名。大城市的漂浮感严重,她还是很怀念小城里“全城都认识”的感觉。

程婷婷的丈夫也是白银人,也是“厂矿三代”。两人在异地的大学里相识,“绕山绕水最后又绕回白银公司了。”她笑言。

母亲随着程婷婷去了北京,常常念叨“还是我们白银好”,城市小,买东西方便,熟人也多,一个电话就能约着聚起来,不像在北京,待着孤单。“她说北京的雾霾好糟糕,而白银,气候也好,冬暖夏凉,人没那么多,生活舒适。”程婷婷笑着帮母亲传话。她说,母亲保留了白银公司人的淳朴,常常自来熟似的与邻居打招呼、聊天,这在大城市的公寓里显得有些奇怪。

但“故乡”这个词对燕离来说,有些捉摸不定: “白银是我的故乡,但它没有历史,没有人文,没有方言。”顿一下,他又补充道:“有方言的地方才能称之为故乡吧。”

这个因厂矿而设立,以重金属命名的城市里,祖辈们抛弃了根、隔断亲缘,来到这里。二代们将终生奉献于此,第三代又如候鸟般飞离。等到第四代出生的时候,多半又将重归五湖四海,并把二代们的身和心再次带离。

(文中程建、程婷婷、燕离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