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塔夫·高希：我想重建那个拥有语言多样性的世界
鸦片战争对于当代东亚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
澎湃新闻：在您的“朱鹭号”三部曲中，你揭示了一段有趣的历史，即印度深入地卷入了鸦片战争，但今天的印度人似乎早已将这段历史遗忘了，为什么呢？
高希：首先，这场这是一场发生在海外的战争，它没有直接影响到印度，尽管它确实对印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间接影响。
此外，当年那些参与了战争的士兵他们没有和其他印度人交流的渠道。而且还有一点，不论对于印度人，还是对于英国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很耻辱的历史，所以今天的人们不怎么谈到它，它已经完全从历史记忆中消失了。
澎湃新闻：但对大部分中国公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随着中国国力上升，鸦片战争这段满载羞辱和创伤的记忆也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您怎么看？
高希：是的，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还那么在意这段历史。但是鸦片战争对于世界历史、对于当代东亚的形成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鸦片战争之于我们的意义就相当于法国大革命之于欧洲人的意义，当代亚洲就是从这场开始的。
我想重建那个失落的高度世界主义化的世界
澎湃新闻：你曾经说过，很多小说都太有局限性了，“我想让我的作品都填满所有真实世界的元素”，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类充斥大量细节描写的、全景式的写作会不会对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
高希：很可能。当然，我在写之前，不会考虑今天的读者会喜欢读什么，我只关心我想读什么，我想写什么。今天的读者可能喜欢读帝国、超级英雄之类的，我当然不想写这些。
说到细节，我写的是19世纪，那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化的阶段。比如在广州，当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个城市不是完全中国，也不是完全欧洲的，也不是完全印度，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但那个世界已经失落了，没有人再记得。所以我得一砖一瓦地重建那个世界。
澎湃新闻：人类学、历史学的背景如何影响你的小说创作？
高希：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但其实我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对于我来说，这些不同的身份不是存在我脑中不同的区域的，一部分是历史学，一部分是记者，一部分是人类学，我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些背景的作用。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我有这些工具，我知道怎样去做研究。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里的人物会说各个地方的语言，广东话、马来语、印度语、英语、孟加拉语等，你怎样做到在小说里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么丰富多元的语言？
高希：这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困难的。我描写的那个世界本身是一个语言非常多元化的世界，你无法想象当时有那么多广东人是会说英文的。而且，当时的人们还创造了交易专用的语言，而且这些交易的语言最后变成了正式的语言。
我想去呈现当时这种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
当然，这是一本用英文写的小说，我的方法是用不同类型的英语来写，水手的英语，英国人在印度人说的那种英语，中国人说的英语。重现这样一个多元语言的生态确实是一个挑战。
而且我特别想说，如果你去看19世纪的英语，它里面有很多来自亚洲的词语。而这种英语曾经有的丰富性已经消失了。在我书写的那个年代，要比《牛津大词典》还早。大词典是1880年代，英语的书写此后越来越标准化。而有了大词典之后，很多我提到的这些外来词都被剔除出去了。所以这也是英语的一个矛盾，随着它越来越霸权，越来越流行，它的丰富性却越来越小。
澎湃新闻：说到英语，在中国，很多中国人喜欢嘲笑印度人的英语口音。对于这个所谓的“口音政治”的问题，像新加坡人推行过鼓励全民说“标准英语”的运动，摆脱新加坡口音，在印度有这样的情况吗？
高希：没有，印度人从来不对自己的英语口音感到羞耻。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呢？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新加坡人要对新加坡腔英语感到羞耻，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妙的英语之一。为什么要什么东西都标准化呢？如果我在印度，我说的英语会和现在我和你说的英语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是完全正常的。
印度人对中国一无所知
澎湃新闻：现代的印度和中国就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除了一些模糊的印象，西方媒体上最热衷的关于中印经济比较的讨论，大部分中国人对印度知之甚少，印度人对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
高希：完全正确。让人震惊的是，印度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不要说一般印度人，在我写《罂粟海》之前，我对中国也一无所知。我写《罂粟海》的一个发现是，即便在18、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有那么深的联系，但民间完全没有任何对于中国的认识，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这是非常让我感到惊讶的。
印度人对西亚非常了解，对东南亚也很了解，但中国是一大片黑暗地带。印度和中国有这么长的国境线。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同寻常的，两个拥有这么长国境线的国境会对彼此如此无知。即便德国和法国过去老打仗，但两国人民互相非常了解。甚至德国和俄国都没有共享的国境线，他们彼此之间也很了解。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每年都举办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学节，但很少见到中国作家的身影。
澎湃新闻：对这种彼此的无知，你有什么解释吗？
高希：我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我只能说，在19世纪，中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高度中介化的关系，是以西方为中介的，这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澎湃新闻：尽管中国公众普遍对印度缺乏了解，但是在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印度思想、印度思想家（查特吉、阿帕杜莱、南迪等）的兴趣却越来越浓。为什么当代印度思想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高希：的确，这一代印度知识分子确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论是政治科学、文学还是人类学。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这些印度思想家是唯一创造了非西方理论、思想资源的一群人，他们开创了有别于西方的话语空间。
作为小说家参与电影节评审：评委间会抱团
澎湃新闻：你曾经担任过洛迦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作为一个小说家，你会从哪些方面去评定一部电影？
高希：非常难。这些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大秘密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发现大部分参展的电影都很糟糕。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你要密集地看几十部电影。有的电影你喜欢，别的评委不喜欢。然后有了一个入选名单之后，大家就会又开始争论。这也是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过程，评委会抱团，也会有很多内部操作的东西。
澎湃新闻：从电影节评审过程中你获得了什么？
高希：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电影的世界跟我熟悉的文学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电影的世界要更光彩夺目、更丰富。
澎湃新闻：你最近有看什么有意思的电影吗？
高希：我要承认，近些年我很少看电影了。过去，我看很多电影。在1970、1980年代，那时我对电影的兴趣非常大，那时觉得电影是所有文化里最前沿最先锋的。那时，看到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日本、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的电影，你会非常兴奋。但现在电影很难给我这种兴奋感了，因为现在大部分电影都是大制作，越来越陈词滥调。好莱坞越来越霸权，很少有独立电影能在世界各地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