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黄克武：中国男性气质如何由“文弱书生”转向“健美”

对当代国人来说，强身健体是一个很普通的观念，我们对各种医疗保健广告也习以为常。但是，回溯到百年之前，这些观念却经历了传统与西化势力的交互激荡。近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先生出版了《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一书，谈及身体观的转型。趁黄先生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学之际，我们请他谈了谈相关话题。

澎湃新闻：在新文化史兴起后，性别史成为一个新兴领域，然而多数作品集中于女性史（或称妇女史），男性史作品并不多，您的这部作品着眼点是什么？与女性史相比，男性史写作有什么异同？

黄克武：因为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父权宰制下的男女不平等，历史研究也深受此影响。过去的性别研究认为女性的历史被遮蔽或者歪曲了，所以很多人都着力于挖掘女性史，注重女性在历史上的活动和特质。其实，男性史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象，不能把男性的历史当成普遍的历史，它也有特殊之处。

男性史研究除了要注意男性的主体性之外，我觉得男性史与女性史的写作有很大的重叠性，两者都要从性别关系的角度来谈。过去一部分的女性史研究，光从女性来谈女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而男性的历史，大家虽然知道得不少，但有关身体与情欲的特点为何、传统到现代有何变化、男性气概的塑造如何受到历史与文化影响等，仍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传统的历史学家，一般不处理人类的情绪、情感、身体这一块内容，他们可能觉得这些东西或者是人类普遍性的反应而缺乏变化，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他们关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还可以接受，但再进一步，去谈情欲、身体的历史，他们就比较难以接受了。文化史兴起后，身体史研究变多了，但情绪史、情感史、心态史还是要到法国的年鉴学派之后才被注意。

我是从明清时代的笑话谈起的，比如研究《笑林广记》《镜花缘》、明清俗曲《白雪遗音》、艳情小说《肉蒲团》等文本中的笑话，特别是和身体、情欲相关的笑话，从而来看传统的身体观和士庶心态是怎样的，身体和幽默的结合（即言不亵不笑）又是怎样的。过去历史学往往强调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将文史割裂开来，我希望把文史打通，其实在中国传统中文史原本是不分的。我在这一本书中即尝试用文学史料、视觉史料来谈心态史、文化史，对此有些学者颇不以为然，认为我剑走偏锋。然而我觉得首先身体与情欲的课题有其重要性，值得从心态史的角度来挖掘，其次如果史料应用得当，能打通文史、探骊得珠，则并无不妥，反而能看到一些独特的历史面向。例如明清的黄色笑话反映出特定时空下的幽默感；艳情小说之中有大量夹杂了现实与想象的性爱描写，则可以了解身体观与情欲想象的多样性。这些历史的面向在属于 “严肃论域”的文本之中十分罕见。

澎湃新闻：那么在古代中国，人们的身体观是怎样的，儒释道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身体观有什么异同？

黄克武：我认为，儒释道三教合流，都构成礼教的一个部分：儒家的家庭和伦理观念、道家的养生观念、佛教的果报观念。这三块内容基本上构成了礼教的核心，共同控制着人们心灵上和身体上的情欲展现。如果我们把礼教与情欲看成两股力量，那么礼教的伸张往往会造成对情欲的压抑，而如果压抑过强又会形成情欲的反扑。所以，传统身体观实际上是处于礼教与情欲之间的张力状态。传统意义上的修身，其实也牵涉自我对情欲的管控。比如杨天石先生研究蒋介石的日记，反复看到他年轻时在天理与人欲方面的挣扎。明清艳情小书的流行，也可以看成是针对宋明理学严格管束情欲之反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明清的艳情小说、性笑话等，一方面声称要放浪形骸、突破礼教，另一方面又受到礼教的束缚，它们的放浪是礼教束缚下的放浪。这也是我在书中所说的“社会安全瓣”（social safety valve）的一个功能。这些文本以略为开放的言说空间，适度地纾解礼教对情欲的压抑，藉此来维系现实秩序的运作。这样一来，情色书写与礼教管束实有相辅相成之处。

同时，传统身体观跟道家关系很密切，道家提倡逍遥自在，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比如以导引、丹药、房中术等养生的方法来追求长生。在此观念影响下，男子的理想首先在追求“壮阳”，因此迷恋阳具的粗大、有力与持久。壮阳的方法颇多，在食补方面可食用韭菜、龙眼汤或人参等，在药补方面则依赖各种药方，如“金枪不倒丸”、“海狗肾”等，以强身健体，补大阳具。其次有赖于男子对性技巧的掌握。这方面的艳情小说反映出传统“房中术”对情欲活动中“采”、“补”功能的看法。其观点或是以性活动为男女双方角力之战场，在此过程中男子应避免早泄、多泄，其理想是“多御女而少泄”、“采阴补阳”、“还精补脑”，防止因遗泄过多而影响身体健康，此一观点与民初报刊医药广告中对“补肾”的追求与对“肾亏”、“遗精”的恐惧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则以性活动为阴阳之调和，因此情欲活动的重心在使伴侣达到高潮迭起，充分满足，同时亦追求本身之欢愉，以培育子嗣，传宗接代。如此方可谓“驭女有术”。

至于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身体观，从艳情小说方面来看，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主要是中下层士绅与庶民。这涉及传播史和阅读史的问题。我们所的同事王正华教授研究过晚明日用类书的生产与传播，她认为，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晚明有城市阅读人口的出现——这些读者，当然是略通文墨、小有资产，在城市里以阅读为乐。我想，这部分人口当然是艳情小说的受众。我进一步发现，艳情小说打破了士庶（甚至男女）界限。大家都是读的，只不过有些士人读了却不敢说而已，即使说也板起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认为“言之污口舌，书之污简册，可焚也已然”！

澎湃新闻：那么近代中国的身体观发生转型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黄克武：当然，首先是西方的冲击。这包括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科学知识的传播、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广告话语的影响等。所以，我在书中特别用报纸广告和医疗书籍来谈新的身体观的出现。但这个新身体观又不是全然新的，其中夹杂了很多传统的成分。中西交杂在文化上的呈现势必影响人们关于身体的观念，这是我所说的近代转型，包括延续与断裂。

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形成尤其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晚清时期，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形成，它们在各个国家布局，推销其产品。其中出产强身或治病药品的大药厂，也几乎都是全球布局的。这些大药厂为了促销药品必须进行广告宣传，而广告的内容则需要能打动本土的消费者而采取了本土化的策略。我对媒体广告的研究是想说明全球市场对近代身体形塑的影响。

举例来说，我书中谈到了几个广告，这些广告是围绕着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来打造的，尤其是最传统的三个观念：补肾、补心、补血。这三个观念在古代医书里就有。但全球市场形成后，人们其实是面临着中西两套话语体系，直到现在，中医和西医还是不同的话语系统，它们对身体的基本看法就不同，出发点不一样，治病的手法也不一样。但在晚清，补肾、补心、补血三个观念恰恰处在中西话语体系的交接处。

特别有趣的是肾，它对应的英文名是kidney，但英文中的kidney在现代医学中其实是与血液、尿相关的过滤系统，与中文语境下的肾其实不完全是一回事，尤其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中补肾的“肾”不是一回事。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肾是与生殖能力相关的一个系统，所以国人对肾亏有恐惧感，因为它代表了性能力的不足。而广告就利用了这种话语翻译中的重叠性、模糊性来卖药，迎合了中国人的补肾需求。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中西医的混杂性。西方的kidney pill，是保肾丸的意思，翻译过来后，就变成了补肾丸，具有补肾强精，治疗遗精、早泄或不举的作用。有些西方的保肾丸也混用中药，如葫芦巴种子（中医用来治疗男子早泄与性欲衰退等症状的一种草药）。因为中药的形成有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有些中药其实是唐宋时期从中亚、阿拉伯地区传入的，比如《回回药方》。但这些传入中国的药品具有不透明性，于是广告话语就成为说服用户的重要因素。拿《申报》来说，每天都有大量的医疗广告，谎话重复一千遍也就成真了，也就植入读者的脑中。这种广告策略，一直延续到了当下。

补脑也是一样。西医特别重视脑部，我们所的同事张宁教授写过《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西医的影响。脑也成为了销售的重点，特别是把脑和神经结合在了一起，正如我们现在还说脑筋很好，这一词汇就是为了翻译脑与神经结合而成的身体系统。神经这个词也是从nerve翻译过来的日本词汇（严复将之翻译成涅伏，后来为日译所取代）。综合起来看，脑是主管记忆的，对人的知识能力的发展也很重要，所以脑是需要补的，西方补脑的药也随之进来了。当时比较有名的补脑药，除了艾罗补脑汁之外，还有散拿吐瑾，号称对文人学士因思虑过度造成的“脑筋衰弱”、“神经衰弱”十分有效。鲁迅、徐志摩、顾颉刚都是爱用者。

第三类药品是补血类。当时最有名的补血药，可能是五洲大药房所出产并宣称可治疗贫血的新药“人造自来血”和加拿大韦廉士大药房生产的“红色补丸”。补血药的广告一方面强调人体血液循环功能，另一方面亦利用中医传统认知中的“气”、“血”关系，以及“生精补血”、“精血相生”的观念，强调血与性能力之关系，来作为广告推销主轴。

除了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主要包括现代国家对身体的控制，冯客先生已经对此做了很多研究，特别是有关近代的优生学、身体观、性观等。而通过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刷媒体的大量传播，优生学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由此体现出国家对身体的规训与管制。如果国家要遂行统治，身体是最基本的单位，情欲理所当然也要被管制起来。所以，在身体观的近代转型中，国家与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我的研究内容虽然看起来谐谑不经，但背后是有这个关怀的，企图了解从礼教、法制到国家权力对情欲的管束。无论如何，现代国家对个人情欲管束的界限与方式真是一个值得好好展开研究的课题。

再者，还有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对身体观的影响亦不容忽略。从晚明以来，关于情欲解放的言论就很多，如汤显祖、冯梦龙有“尚情思潮”。清代考据学者戴震的很多说法，如“达情遂欲”、“理存于欲”等，其实也是对程朱理学的反扑。戴震顺着孟子“寡欲”的观念，进一步提出欲的正当性，以及“欲”与“仁”之间的关系。到了晚清，严复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解放的苗头又起来了，对他来说，西方的自由与中国传统道家的逍遥精神是相通的，也等同于儒家的絜矩之道。新文化运动继承了这个传统，特别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都是冲破对个人身体的控制。当然新文化运动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却也不乏传统之根基。我的书中有一章是谈《镜花缘》，它出现于1820年代之前，也就是在西方冲击之前。该书利用《山海经》《淮南子》等传统思想资源，以海外探险的故事来反省中国文化传统之缺失。它在主题上恰恰是追求男女平等、反对缠足，所以胡适等人很看重这部书。

澎湃新闻：正如您所说，现代国家加强了对国民身体的管制，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官方推行了体操、军训、军国民运动等措施，社会上也出现了精武会等团体，都希望“踢”掉“东亚病夫”的招牌，您怎么看这种中西身体上的竞争意识？

黄克武：这牵涉近代以来对国民的想象——好国家的基础是健康的国民，其特质又可细分为民德、民智与民力三方面。这是严复依据英国学者斯宾塞的教育思想而提出的。晚清以来，中国启蒙思想家为了追求国家的富强，对国民品质这一点更为看重。国民品质的想法无疑环绕着强壮的体魄，然而这不但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因为“母肥”方有“儿健”。同时，优质的国民不但需要身体健康，也需要接受现代知识与培养道德情操，三者并重方是好国民。近代国家追求国民身体的健康涉及“东亚病夫”这个话题，台湾政治大学的杨瑞松教授专门写过一本《病夫、黄祸与睡狮》的书。这种国族之间身体上的竞争，是近代转型之后才出现的。这种论调认为传统中国人的身体和西方人比起来是不行的。当然，这也与清末梁启超受日本武士道观念影响，提倡新民观念与尚武精神有关。他认为过去中国人太文弱了，需要以传统的任侠精神为基础，提倡中国的武士道。此后配合报纸媒体之宣传，于是出现了反转，开始强调肌肉猛男。虽然中国有武术传统，但对肌肉猛男的强调，是受西方审美观念的刺激而产生的。

近代民族国家介入个人身体的部分，尤其表现在晚清开始以尚武精神为基础的“军国民教育”之上。早期的体育课称为“体操”，学校中有所谓的“兵式体操”，以军事化的操练强调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1920年代以后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内容更为多元化，然其目标仍是培育具有“健康美”的现代国民。这方面可以参考我的同事游鉴明教授的专书。

但国家介入个人身体的隐忧是民族主义与优生学的结合、对残障者的威胁与迫害，这是很难处理的一个议题。这相当于是说，在一个人来到世界之前，管制就已经开始了。

澎湃新闻：回到身体本身，在古代，它似乎就不是一个可以自主的领域，到了近代，有什么变化？

黄克武：身体与情欲是每一个个体最后的、最核心的隐私部分。在欧洲，从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开始，就有隐私观念了，但privacy在西方作为一种rights（个人权利）也是很晚才出现的，至1980年代才有隐私权。然而，中国传统一直缺乏隐私的观念。我在研究严复时特别提过，严复在翻译西方个人主义之时，自由（liberty）、品味（taste）、隐私（privacy）这三个词是最难翻译的，这三个环节与中国文化差距太大。中国传统有“阴私”的观念，它是一个负面性的东西，其实在中国语境中的“私”，也几乎都是负面的，具有自私的意涵，而现代的隐私观念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或者正面的词汇，具有正当性。而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身体慢慢变成了隐私的一部分，后来又跟权利结合在了一起。

不过，近代以来在中国的私领域与隐私权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涉及很复杂的因素。中国传统思想倾向于将公与私做二元划分，而强调大公无私的重要性。诚如王汎森先生所说：人们毫无疑义地认为“为了道德转化，‘私’的领域应该全部透明，应该将个人全部的隐私置于公共之处，以便在他人的帮助之下，去除藏躲在暗处的渣滓”。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礼教禁忌又让人们对情欲话题讳莫高深，甚至长期以来健康教育中有关男女身体的章节都不敢公开讲授，而要学生回家自行阅读。这两者的反差颇大，而出现颇为悖论的情形，一方面反隐私，另一方面对身体与情欲又三缄其口。这些现代中国身体观念都值得加以反思。

澎湃新闻：能否举例说说新型身体观的一些表现内容？

黄克武：我主要处理的是现代身体观中的中西交织的部分，这在当时的广告话语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是1920年代开始，广告的形象就开始转变了。在古代，用来描述中国男性特质的词是“文”或“武”，我的研究中加上了“性”的部分，比如从《金瓶梅》到《肉蒲团》，理想男性几乎都是文弱书生，表现出阴柔之美。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观念传入中国，比如大力士形象的出现，人们开始展开对肌肉的想象，再加上国族主义和军人文化的兴起，新的身体观就此逐步形成。在新观念中，阳刚性质特别突出。前面我讲“补肾、补心、补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和药品广告的反复出现，到最后形塑的是一种健美的观念——“健”和“美”。

澎湃新闻：还想请您谈一些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前面说到晚明的阅读人口，那么受限于近代中国的开放程度，口岸城市和内地差异就比较大，这些医疗广告的受众情况是怎样的？

黄克武：这是历史研究很难处理的问题，我们必须依靠史料，而史料多半是文本，比如报纸、书刊等，而这些文本的具体受众数量与比例是难以解答的，它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从口岸城市开始，逐渐往内地传播。对历史研究来说，这些文本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后现代的挑战就更难应付了。而对这些文本的分析，能帮助我们去刺探更复杂的历史图景。报纸、书刊就在那里，可以反复地去检验。当然，有一些材料记载了人们对媒体的反应，最近有一些学者使用地方上挖掘出来的日记史料，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记载了个人对时代转变之反应的痕迹。

从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来说，基本上是假设这些文本所传递的观念是经由传播过程而形塑出来的。所以，这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澎湃新闻：在您的身体观叙述中，似乎隐含着一种逐步“解放”的历史过程，这种线性的叙事模式会不会存在问题？

黄克武：这当然是现代性叙事共通的走向：现代就像一列火车。但如果你要抓到现代转型这个主轴的话，这种写作手法是不可避免的。我同意，在这个转型发生的同时，有很大一块是不动如山的，甚至还会往相反方向走。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只相信中医，有人只相信西医，很多人其实都处于中间地带，哪个好用用哪个。过去一百多年来，中西医是混杂的，同时源自传统的身体观在现代冲击之下逐渐转型，西医药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国逐渐现代化，不过传统的影响却从来就不曾完全消失，身体之中保存了历久不衰的文化传统。

（本文载2016年8月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黄克武谈近代中国的身体观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