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部首邀欧美中青年学者组团访华，消除误解并重新发现中国

“猜猜我们的院标有什么寓意？”

每回接待外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对外交流与培训开发部副主任刘根法都会抛出这个问题。标准答案是：三个“人”字叠加的“人才树”。

刘根法此前听过的答案有“毛”字、袋鼠、圣诞树等，这一次，11位年轻的欧美学者给了他新的惊喜。有人说它象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有人说它像曲折的长跑跑道；还有人说出了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引来刘根法连连称赞，“great idea！”

他们都是首批获中联部下属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邀请访华的欧美中青年学者。对于这些中国学研究“新秀”，刘根法所做的中国政治制度介绍的开场白多少有些“so easy”。

他们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芬兰等国的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从副教授、助理教授、客座讲师，到仍在为毕业论文冲刺的博士生，平均年龄30岁出头，其中不乏中国“洋媳妇”，或者交了华人男友、女友；不少人分别曾在北大、清华、港大访学，为一个研究课题遍访中国多个省份，一待数月也是常事。

7月7日至15日，欧美中青年学者考察团先后访问上海、重庆、北京，除了有机会拜会中央纪委、中组部、中联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中央机构，他们还深入到中国最基层考察调研，与中国的资深学者交流研讨。

“近年来在国外学界出现了中国和中共研究的‘热潮’，特别是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和中共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与老一代汉学家相比，这些年轻的学者专业背景更加多元、与中国的交集更加频密，思想也更加开放。此次应邀来访的这些中青年学者，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陪同人员介绍，“邀请这些年轻学者来华访问，目的就是为他们研究中国和中共提供最可靠的渠道和平台、提供最权威和直接的素材。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开明、开放和自信。”

在9天行程中，这些欧美中青年学者们抓住一切机会发问，期待听到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同时也努力为自己的中国研究添上新的一笔。

“首要任务是了解中国”

李钟赫（Jonghyuk Lee）是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中国精英政治。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建立了中国各级官员履历的大数据库，对明星官员的执政经历头头是道。但他还是在刘根法的第一个问题上败下阵来。

中国目前有多少个政党？李钟赫的答案“10个”，虽然比其他学者猜测的“60到70个”接近很多，但还不是最为准确的——答案是“1+8”，1个执政党和8个参与政治协商的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不是民主党，但他们都是被人民选择的。”刘根法充满激情地用英语介绍，上世纪20年代，中国学习西方政党体制时，政党数量达到顶峰，有300多个，“它们各由不同国家支持，互相攻击，十分混乱。”在他看来，政党的根本目标和职责应该是把不同阶级的人团结起来，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代表先进的政党不一定能永远保持先进。”刘根法坦言，政府管理能力、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是党和政府目前面临的四大考验，由此也引出四大风险：工作懈怠、能力缺陷、脱离群众和腐败。“很多时候腐败的一大重要原因是不懂市场经济规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来源以及意识形态在合法性建设中的作用”恰好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生凯莎（Kaisa Emilie Kantola）的研究课题，因此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重庆市委党校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参访行程对她而言尤为切题。她最想了解的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去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国代表时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此番“中共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也成为凯莎选择研究题目的决定因素。

凯莎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她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个敏感话题，“我不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具有合法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关心的是它的合法性来源，比如我目前正在大量阅读的西方理论中的价值情感、绩效等合法性解释。我也需要了解中国本土的理论和看法。”

与观察者网CEO金仲伟的交流给了她不少启发。他更愿意用中国传统思维和常识取代精英话语来看问题，“合法性这个词汇是来自西方的，中国传统里很少‘定性’，而是强调‘度’。合法性是一个区间概念，中国人的说法是失去民心，到一定程度就会翻船，但没有说到哪个点就是‘合法’或‘不合法’。”

在金仲伟看来，媒体批评存在着“对与错”、“善与恶”这两个世界。“对与错的批评是为它好，政府接受度比较高；善与恶的批评是站在敌对立场、要推翻它，即使西方政府也不会允许。”

“我们都还处在学术生涯的早期，还不足以评判什么。目前而言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吕丽云（Wendy Leutert）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助理教授魏廉（William J▪Norris）长时间关注中国经济外交，如今正将自己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一带一路”。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尽管中国现在已经如此重要，但在很多方面，在美国，仍然呈现出对中国极其明显的误解和无知，因此这样的交流行程非常有帮助，它的出发点就是提供更好的交流机会，来消除无知。”

重新发现中国

吕丽云一直以来都专注于央企改革研究。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听介绍时，她纳闷道，为什么许多民企高管也会到干部学院来培训？

事实上，虽然名为“干部学院”，除了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也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培训对象，以推进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升国际竞争力。不少国际商业巨头和中国民企领军人物会坐到一起就各类话题沟通交流。

李钟赫脑中也不时冒出许多问号。在参观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德国馆时，他细心地留意到，展馆内摆放着不少“青年文明号”的旗帜和标牌，不禁感到好奇，难道共青团组织可以出来做生意吗？

随后，中方工作人员的介绍消除了他的误解：“青年文明号”是共青团中央在各行各业开展的优秀青年集体评选活动，鼓励敬业和创新。

此前，李钟赫一直以为，共青团组织只有党政机关才有，没想到企业里也有。后来参观服务众包平台猪八戒网时，他特别留意了“重庆共青团改革”的宣传板。

该公司财务负责人兼党委书记向他介绍，公司党团组织负责人都是兼职，以党建带团建开展员工活动，并以此与其他公司建立联系和活动共享。李钟赫称赞，“这样的network很有效。”

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此次受邀访华的许多欧美中青年学者集中关心的问题。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交流过程中，刘根法多次强调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举例称，中共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树立注重基层的导向，提拔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必须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选拔时不仅考核你过去的工作经历，还会拜访你的邻居，看你的日常行为和社区志愿活动。”

刘根法还向学者们介绍，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每5年应培训3个月，增强党性修养，提升执政能力。培训机构包括中央、省、市、县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全国有近3000所，堪称“全球最大培训网络”。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树立了情景模拟式教学品牌，在国内率先建设了媒体沟通情景模拟室、危机管理情景模拟室、党性教育主题教室等6个主题实验室，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案例研讨、学员交流等方式，不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某起爆炸事件一发生，当天就可能作为案例进入模拟演习。

刘根法说，曾有学员反馈，培训完回到领导岗位后，遇到与模拟课堂类似的突发事件，一步一步按课堂学到的步骤处理，最终问题顺利解决。

“韩国也有针对普通公务员的培训课程，但都是在大学里，内容过于理论化，教师也缺乏实际经验，我的一位朋友参加后告诉我，工作中用不上，帮助不大。”李钟赫说。

触摸基层脉搏

通过此行与上海街道干部、重庆大学生村官以及北京广安门内街道干部的交流，欧美中青年学者们触摸到了中国基层党组织的脉搏。

7月8日下午，学者们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参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与社区居民一起打乒乓、观赏书法、品茶。

如果不是街道党委副书记杨景明介绍，他们很难想象这个社区覆盖2.12平方公里、8万人口，其中党员超过1万人。

“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走访居民家庭、了解居民需求、并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杨景明介绍，对于个别病患或贫困户，基层党员可以直接帮扶；对于普遍性需求，则要将其反馈给党组织研究制定政策；对于社区精神病患康复或老年人就餐等更专业的服务，则通过购买市场化服务来解决。

吕丽云对这次考察印象深刻。她说，过去做央企研究时，她曾有机会接触和访谈到中国精英人群，但这次是第一次有机会深入中国基层社会，了解基层公务员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例如如何处理基层矛盾等。

法国巴黎十二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教授艾米丽（Emilie Frenkiel）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协商民主，加入考察团前她正在成都调研村民“议事厅”。因此她对上海居委会如何实现居民自治尤为感兴趣，针对商品房小区和老公房小区居委会管理差异的提问，也让杨景明感叹“非常专业”。

杨景明介绍，居委会委员由居民选举产生，主要承担“矛盾调解、治安保卫和环境卫生”三方面职能，后两项职能在商品房小区里由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承担。居委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反映到街道办。基层居委会还可以逐级选举人大代表，代表居民利益，协商讨论例如道路、桥梁、电力等问题，并上升到公共政策。

杨景明提到，每年上级区政府向临汾路街道社区拨款达1个亿，分配给20个居委会。在社区层面有代表大会，各居委会也有相应的议事机构如“议事会”、“议事厅”、“议事堂”等，讨论资金分配。

听了上述介绍，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员单毕生（Samuel Alexander Beatson）顿时羡慕不已，“没想到上海一个社区就可以获得这么多资源，在我们国家可能一个城市的预算就这么多。”

7月9日下午，在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镇石梁子社区，学者们又认识了该社区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欧阳。

她是2009年重庆市公开选派的大学生“村官”，最初是武隆白马镇的党支部书记助理。两年后她考核成绩优秀，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镇党委换届中，她通过公推直选来到了仙女山镇。她骄傲地说，自己出身农村，自愿选择继续留在农村工作。

在分享中，欧阳讲了自己带领20户农民卖土鸡蛋的故事，“普通鸡蛋1斤0.8元，我们的鸡蛋卖1.5元。绿色养殖让农民致富，让我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同时也获得了组织的认可。”

这个故事给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亚洲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博大安（Antoine Louis Adrien Bondaz）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次访问前，他在清华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还曾用6周时间周游中国。对他而言，中国的地大物博和飞速发展都不是新鲜事，不会给他带来特别大的震撼。

但这位大学生村官着实打动了他，“她没有很丰富的经验，讲的都是很朴实很具体的工作，如何与村民交流等，让我们看到年轻人对党的工作真诚的看法，非常受益。”博大安说。

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占到约总人口1/4的老年人，为街道的养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多位中青年学者在参观了核桃园社区的服务站后，发现这里的老年人脸上都是幸福的表情。

“在美国，人口结构经历了老年化的过程，医疗行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里，有没有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有没有越来越多的压力？如何解决？”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赵雅芬（Erin Ashley Baggott）向广安门内街道工委书记李剑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李剑波坦诚，压力是有的，每天都面对。他具体介绍了政府对老年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兜底政策，而街道则主要承担“拾遗补缺”的工作，即在政策之外关注到老年人包括情感交流在内的其他问题。

一根筷子和“五大发展理念”

单毕生是个中国文化爱好者，尤其喜欢李小龙等香港功夫电影。走在重庆武隆乡间，他乐于与村民打招呼，道声“师傅好”，一时兴起还会表演起太极。

“英国和中国不太一样，住在乡村的都是有钱人。”这是单毕生第一次到访中国农村，他毫不掩饰兴奋劲。和预想的一样，这里美丽、宁静，村民朴实又和善。

不过，武隆县仙女山镇石梁子社区还是超越了他的想象。风情小镇、商业街、遍地都是的宾馆，现代化程度与城市无异。

站在石梁子社区中心宽阔的广场上，当地干部指着四周的居民安置房说，这里人以前年收入不到5000元，现在最好的一户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元。

“在旅游开发前，这里曾是个破落的山区，男的找不到媳妇，孕妇吃不到肉。”听到这里，单毕生忍不住鼓起了掌。

在李钟赫过往印象中，中国城市绿化稀疏，武隆行让他眼前一亮。回到重庆主城区后，某次晚宴中的发现又让他有了意外之喜。

在餐桌上，他第一次看到环保接头筷——上半部是普通木筷，下半部插入可替换的一次性竹筷，这类新型筷子近年来在中国逐渐流行。“这个做法很聪明。以前我不相信中国真的care生态环保，现在我相信了！”李钟赫笑着说道。

参观重庆两江新区规划馆时，李钟赫对着几分钟时长的宣传片按下了手机视频录像键。其中部分重要篇幅聚焦的正是生态，新区超过一半土地用于山水生态建设保护，将建成100个公园，人均公共绿地超过15平方米，绿色、低碳、智能型理念将引领“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蓝图。

除此之外，江北嘴金融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带、都市经济产业带、物流加工产业带、高端装备产业带……听完“一心四带”的总体产业布局，连金融与商业研究出身的单毕生都称赞不已。

作为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已成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重庆果园港、寸滩保税港区都是欧美中青年学者访问重庆的重要站点。

从城市到乡村，从互联网企业到搭上“渝新欧”快车的跨境电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贯穿考察全程，也正是这次行程安排的用心所在。

虽然与研究领域直接关联的考察内容不多，吕丽云还是拍了很多照片，并为认识到更广阔的中国而高兴。她说，博士毕业顺利申请到教职后，她可以在课堂上展示这些照片，并将考察见闻心得分享给学生们。

“我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交流，因为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是目前这些已经足够有趣了，我们能借此机会接触到中国的官员，听到他们的观点。”赵雅芬告诉澎湃新闻。

回去后，赵雅芬将着手自己的书稿写作，“这本书里有一个特别的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在促进中美彼此信任这方面有推动作用。我希望能将我们这次交流中讨论的内容添加进去。”

离开前，李钟赫悄悄向中联部工作人员提出了请求，“这次我是以美国学者身份参加的，下次能不能再组织一个东亚青年学者考察团，我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