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法国梦
恐怖袭击和移民危机让法国陷入了多重纠结之中：是继续坚持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还是加强对穆斯林人口的融入和同化政策？是继续履行“阿拉伯之春”以来高调主张的“保护责任”，还是为法国利益而拒绝和遣返难民？是为实施欧土协议而满足土耳其的价码，还是继续反对土耳其入盟的传统立场？
不断的危机挑战也使法国社会陷入深深的纠结：一方面右翼民粹力量大举抬头，高举排外、反欧盟等主张，另一方面左翼运动也走上街头，发动“黑夜站立”呼吁更多的民主，批判代议制弊端。二战后，法国乃至欧洲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拥有较强的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产生了几代伟大的政治家。然而，如今的局面却显示出，共识已经破碎，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重新凝聚。
一时间，法国似乎失去了方向，纠结在历史的宿命中。
纠结一：伟大梦与幸福梦
最近，中国网民围绕“有国才有家”这个主题产生了不少争论，甚至有文章拿二战中捷克投降来说明保存国民与文化比国家的光荣更重要，作家龙应台也大谈“不在乎大国崛起，更在乎文明的刻度”。这种看法看似动人，实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很多时候，国家的伟大与国民的幸福，是一对微妙平衡的辩证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在这方面，法国的经验是最好的教材。
不是每个民族都像法国人那样渴望伟大。法国是这样一种国家——地理上被强邻环绕，资源与人口上也与邻国交错纠缠，面临着永恒的生存困境，如果不追求伟大就会陷入沉沦，连国民的“小确幸”也无以保障。拥有不同地缘政治环境的英国、美国就不大能够站在法国的鞋子里思考，不理解法国人追求光荣的冲动。所以，拿破仑回敬英国人以“店主国家”的称号，法国前总理克里蒙梭则称美国是“唯一一个从野蛮直接走向堕落，中间没有经历过文明的国家”。
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资格像法国那样要求伟大。法国最早在欧洲大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到“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学习榜样。看一看德国、东欧乃至俄国十八世纪的建筑、文学和制度，就知道法国的影响有多大。法国还有庞大的人口和坚毅的民族性格，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将超过十分之一的子弟送上战场，堪称悲壮。因而，戴高乐说：“如果不伟大，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即使在力不从心的时候，法国也会通过外交、谋略和文化等手段来放大国家的伟大。正如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塔列朗、二战后的戴高乐那样，法国政治家有一种“持二等票坐一等舱”的技艺和传统。
但法国并非一味追求国家伟大，而不顾苍生冷暖。法王亨利四世就曾以“让每个法国农民锅里有一只鸡”而享誉后世。可是，国家的伟大与人民的幸福这一对辩证关系，却不那么好平衡。当法国为了追求伟大而透支力量时，人民就会在光荣的幻觉中“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托克维尔语）；而当国家无法维持安全和秩序，仍是人民在付出代价。法国在这两方面都有过惨痛的教训。直到二战后持续几十年的大国无战争时代，才使法国纠结的心在福利国家的幸福港湾里慢慢安定下来，短暂地实现了伟大与幸福的平衡。
然而，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马赛克化以及地中海南部政局混乱的加剧，法国的伟大和幸福同时遭到了挑战。而这次，似乎两者都不那么容易得到了。对于正在追求伟大复兴和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法国曾经的纠结无疑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纠结二：自由梦与平等梦
法国大革命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是自由与平等常常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的张力也给法国带来了长期的纠结摇摆，既推动了进步，也带来了磨难。
美国人比法国人幸运，在开国立宪之际，主要面对的是如何保障自由的问题，因为平等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是一种现存的社会状况（实际上自由程度也相当高了，只是需要用一种宪政体系来加以保障）。因而，美国的开创者可以为了自由而克制平等，为了财产而制约民主，虽然会引起人民的反弹，但财产平等的“民情”（当然仅限于白人男性之间）使他们不用担心掀翻桌子的革命。美国的奠基者可以尽情建立自由的宪政制度而不至于遭受来自平等诉求的冲击。直到立宪40多年后，法国人托克维尔跑到美国来，最惊叹的还是美国的平等，虽然在那时的美国，平等已经受到诸多约束。
英国人也比法国人幸运，专制王权未能象在法国那样充分发育，且同时存在着辉格党式的自由爱好者和托利党式的秩序爱好者，在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博弈使他们得以避免暴力的平等革命。
法国则同时面临着自由和平等的问题。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拥有财产、做生意和控制国家的自由，农奴要求摆脱国家和教会盘剥的自由，甚至老贵族等地方势力也需要削弱中央集权以方便自己征敛的自由。
在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占据人们心灵的理性主义的鼓动之下，渴望不同自由的人们麋集于经不起严谨推敲却能激动人心的革命口号之下。他们渴望建立自由的制度，又渴望建立平等的制度，却没有能力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渴望自由的同时，每一等级都希望与上一等级取得同样地位，为此不惜将上一等级拉到与自己一样低的地位上。于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不能平等地享受权利，就要平等地受奴役，“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
大革命同时设定的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梦想，让法国饱受精神分裂的折磨。当革命走向极端平等时，人们的自由成了牺牲品；当资产阶级获得最大自由的时候，劳动者的平等权利却受到最大的伤害。直到经历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社会才在福利国家的包裹下，短暂地实现了自由和平等的平衡。
从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看，法国也是处于自由和平等的拉锯战之中。美国和英国所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更多强调自由，愿意为自由和经济活力而牺牲一定的平等和福利，而以德国为主的“莱茵模式”则混合了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伦理，相对更重视平等，在社会福利、劳动关系、民主权利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对资本的自由做了较多的约束。
如果把从美国到德国比作一个光谱，那么法国差不多处于这个光谱的中间地带，既不像崇尚竞争、低税和股东管理的美英模式那样自由，又不像强调高税收、高福利和实行合作管理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那样公平。1980年代以来，法国的改革不断在这两端之间摇摆，30多年后的今天，法国在经济活力上逊于美英、在发展后劲和社会公平上又不如德国，陷入了比较尴尬的困境。最近，巴黎的“黑夜站立”运动则从一个侧面显示，法国式的自由民主逻辑已经难以自洽，在现有体制下，法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纠结中踯躅前行。
纠结三：国家梦与欧洲梦
法国长期在国家安全的不同路径之间纠结。近代以来，法国面临左右夹攻的安全困境，南有西班牙、东接德意志，每当法国试图集中精力解决一个方向的问题时，背后的强国总是成为更可怕的问题。
英国人津津乐道的“光荣孤立”，对法国人则是寝食难安的梦魇。英国幸灾乐祸地称法国为“瓶中之蝎”，与群蝎争斗却爬不出欧洲大陆的瓶子。特别是19世纪德国统一以来，来自东方的威胁成为法国的心头大患。从普法战争到二战，法国人饱尝了“德国问题”的苦涩滋味，以致法国人产生了“只有分裂的德国才是好德国”的信条。
基于世界大战的残酷经历，在冷战和欧洲复兴的背景下，法国认识到，法德问题只有放在欧洲框架内才有可能解决。为了国家安全的梦想，法国热情地拥抱起欧洲梦。法国人发明了煤钢联营、原子能共同体，推动欧洲政治和军事一体化，最早提出了欧元和《申根协定》等一体化构想，在欧洲一体化中长期起到主导作用。
然而，欧洲一体化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却使法国在欧洲的地位遭到了德国经济发动机的威胁。法国离不开欧洲，可是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却似乎注定法国相对于德国地位的下降，这是法国摆脱不了的另一个纠结。今天的欧洲，德法“双发动机”的结构几乎已经终结，无论是在债务危机、欧元危机还是难民危机中，法国的声音都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除了法德关系和欧洲事业，对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的焦虑还带来了法国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一系列其他纠结：冷战中，当西欧坚定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时，法国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走钢丝；北约成立过程中，法国在加入西方集体安全和坚持军事自主性之间纠结，最终选择留在北约但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甚至将北约总部逐出法国；当西方要恢复和武装西德以对抗苏联时，法国又在防备德国还是防备苏联之间纠结，最后极不情愿地接纳了德国的再次崛起；冷战后，在德国即将重新统一的大势面前，法国又在欧洲安全增强和德国威胁上升之间纠结，法国总理密特朗曾明确反对德国统一，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巴以冲突中，法国在两方间不断摇摆，既得罪美国，又未能笼络阿拉伯世界； 199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华制裁期间，法国先是坚定反华并向台湾出售武器，令中国不快，1997年却又和德国率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附议美国提出的涉华人权提案，让美国大为光火；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法国在跟随美国和反对单边主义之间纠结，结果被美国人怒称为“老欧洲”和“反犹主义”……
这些纠结都可以理解，根子都在法国人追求独立和行动自由的骄傲之心。上文提过，法国政治家有着在各方力量之间游弋平衡的高超技艺和传统，只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在其相对国力持续下沉的轨道上，法国想要“持二等票坐一等舱”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值得一提的是，萨科奇上台后，法国一度不再纠结。在萨科齐治下，法国曾打破外交传统，先是提出“相对大国论”，事实上是放弃了几百年来的“伟大梦”；然后以“回归西方大家庭”之名，依附于美国的中东政策，既牺牲了法国外交的自主性，也违背了重视多边外交和国际制度的欧盟传统；最后还不切实际地追求在地中海地区的主导性，实际上是做起了不合时宜的“帝国梦”。及至“阿拉伯之春”，法国既出钱又出力，积极干预利比亚、叙利亚事务，终于造成北非、西亚政治秩序的崩溃。而秩序的缺失，又使得恐怖主义蔓延，反过来直击法国的心脏。
今天的法国，背负旧的移民包袱，面对新的难民潮，又开始了在人道主义、政治正确和法国堡垒、政治极化之间的新一轮纠结。
法国梦对中国的启示
法国的经验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首先，国家不应为追求伟大而糜费资源，牺牲人民的福利；但更要意识到，作一个大国，绝无偏安的可能，国家伟大才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拿破仑式的伟大不可能长久，但维希政府式的投降论调只会自断国运。任何只持一端的极端观点，都是哗众取宠，贻害无穷。
其次，要清醒认识自由和平等（以及民主）的真实含义和辩证关系。强者需要自由，弱者需要平等。但过度的自由会使社会撕裂，终使人丧失自由；过度的平等和民主又会使国家失去秩序和力量，使人们陷入平等的奴役状态。今天的中国尤其要当心自由主义的论调。政治价值观中的自由主要指的是拥有财产和市场交易的自由，但是自由主义者在为自由声辩的时候，却经混淆这种自由和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身和思想自由，用后者来粉饰前者。
最后，一个国家要清醒认识自己的地缘宿命、战略限度和力量极限，在此基础上冷静分析并慎重追求国家利益。无论是轻率地使用力量，还是盲目地坚守价值，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自诞生以来从未受过严重的安全威胁，而法国则长期挣扎于安全困境之中，中国与两者都不同。因而，同样的制度、战略和政策，在美国行得通，在法国就行不通；在法国行得通，在中国就行不通。国家命运不是游戏打关，无法选择地图，无法退出重来，一招不慎，百劫难复。法国的辉煌与挫败，都是历史留给今人的宝贵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