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后殖民时代的共谋:脱欧公投、右翼抬头与社民派的失败

陈荣钢
2016-06-28 15:56
来源:澎湃新闻

《旧约·但以理书》中,巴比伦王布甲尼撒二世梦见一尊巨大雕像。雕像材质不均,越接近脚,材质越廉价而易碎。这尊雕像有黄金的头,却只有半铁半泥的腿,双脚竟是泥土打造。现在的欧盟犹如这泥足巨人,在光鲜外表下,基座不稳,头重脚轻无法站立,仿佛一推就倒。在英国“脱欧”前,恐怖主义、欧债危机等问题已存在了些时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象背后是始于七十年代的欧洲一体化危机。这个危机在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初便存在,与文化和身份认同相关。它是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所遭遇的挫折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到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妥协与转型。当主流媒体为英国金融市场的黯淡前景扼腕叹息时,更糟的是无产阶级在跨国资本、民族国家和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共谋下终结了。于当下挽救欧盟危机,等同于在构想的未来挽救一场旧世纪的社会实验。

一、失败的社民党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大家庭里,英国工党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此次“脱欧”事件中,作为议会反对党的工党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甚至出现了另一种尴尬的状况,工党和工党所代表的选民立场严重脱节。那么这些选民去哪了呢?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窘境?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工党从一开始就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然而大多数支持工党的选民并不了解工党“留欧派”的立场。工党所代表的阶级对工党没有信心,甚至充满了不信任感。同时,工党也不知道如何连通民众的处境。这一诞生于十九世纪末英国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几次变动中逐渐失去了它作为社民党的价值,又在其后的国际背景下找不回通往无产阶级的进路。英国工党和欧洲许多其它社民党一起,见证了欧洲的民主危机。

英国工党1950年代的宣传海报。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工党牢牢占据着执政党的位置(1945-1951,1964-1970,1974-1979)。这段时期,工党着手设立了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推行免费公立教育,同时将其它公共事业和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这些举措使战后的英国顺利转型为福利国家。直到撒切尔政府上台以前,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对这些令英国百废待兴的政策甚至凯恩斯主义保有共识。从撒切尔政府开始,英国实施新自由主义和全面私有化战略。尽管这些举措激活了市场,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延续至今的社会问题,那些在听闻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消息后上街庆祝的民众就是证明之一。

从战后英国经济策略的调整说起,最终要回头审视后来的工党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英国“失去了”工党。从1997年工党重新获得执政党地位到2010年下台成为官方反对党,再到今天,有三件事说明了问题。第一件事是布莱尔政府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废弃过去的左翼路线,重新定位和自由主义的关系。这一思想并非布莱尔的新发明,更像1930年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综合体,或者说是战后其它崛起的欧洲福利国家行动方案的延续。而对于当时的工党来说,“第三条道路”的本质是一个妥协性的方案。委曲求全让工党自世纪之交起变得温和,其意义在自保和求全的过程中被自我消解了,完全没有挑战到保守党自由资本和市场信仰背后的结构和设想。即使工党重新获得了权力,操的也是对手的心。时至今日,除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外几乎所有公共事业部门都已完成私有化,例如多家自来水公司就由外国资本控制。许多民众对此不买账,在工党所代表的阶级中增添了一种不安全感。这是一种微妙的政治心理,人民失去了对本国公共事业的控制权后,工党也背向了他们。

第二件事是伊拉克战争。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卷入了伊拉克战争,致使2001年英国大选的投票率仅为59.4%,这意味着有超过40%的合法选民没有投票甚至没有注册。二十世纪最后五十年内的投票率都维持在70-85%的高位,新世纪的第一次大选有这般风景让工党措手不及。当年,工党在议会中的领先优势降为167席,2005年更降为66席。从长远来看,伊拉克战争严重挫伤英国选民的政治热情。唯一可能在公共话语中代表无产者的政党失信于民,政治宣传不再有意义了。在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就业条件恶化、剥削加剧等问题面前,所有人束手无策。正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刊于《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的那篇著名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伊拉克战争后的欧洲民众生活在矛盾中,主动性被剥夺了。情感的力量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但光有情感是不足够的。没有了无产者的联合,无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无论英国最终有没有通过第二次“脱欧”公投返回欧盟,都已不再重要。英国及欧陆其它国家的无产者失去了联合的可能性,有可能实现战后欧洲一体化构想的行动主体早已终结。

第三,工党在英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13年2月,在关于该法案的议会投票中,约一半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或弃权。如果没有工党的强力支持,法案恐怕很难通过。这一事件反映出工党已经抛弃阶级(class)斗争,取而代之地转向群体(group)诉求。群体取代阶级符合欧美社会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少数族裔、少数性见者、环保主义者等等,他们都因某种特定而十分现代的文化与身份认同聚在一起。群体的政治和社会诉求通过有别于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实际上违背了工党作为左翼政党的初衷。并不是说少数性见者的权利不应得到保护,而是工党不应避重就轻地忘记其本来的位置。

英国工党的例子放诸其它欧盟成员国同样适用。2012年,哈贝马斯提出,欧盟国家间应当存在一个总体性的、政府性质的决策执行机构,这样才不致于发生“传话游戏”的尴尬——同一个决策到了不同国家后因照顾选民和地方上的关系而变得和最初的商议大相径庭。否则长此以往,欧盟有解体的风险,或而出现欧元区解体但欧盟仍在的情况。哈贝马斯的话暗示了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政治精英们把社会结构科层化、专业化、官僚化,他们像管理一个冰冷的企业一样管理着自己的国家,而欧洲又缺乏一个整体的、良善的能够被称为“欧洲政府”的机构,于是大家只好自说自话。欧洲一体化的精神内核是福利社会主义,但在这一点上欧盟既没有能力给予各成员国政府足够的支持,更无能探底去保护工人的权利和工作环境。现在看来,这些状况在欧盟内部已经发生了。英国“脱欧”成功将更多台面下的事情摆上了台面。但是,单纯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和哈贝马斯的论点尚不足以洞见近来欧盟遇到的危机,似乎在失败的社民党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背后,还有许多纠缠在一起的东西——资本与民族主义的联合、民粹主义、极右翼的抬头似乎都和这些现象密不可分。

二、作为定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幽灵

佩里·安德森指责哈贝马斯过分在意自己在自由左派中的威望,从而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安德森认为现在欧洲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分关注经济,迫切依附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资本市场,从而忘记成立欧盟的初衷。关于安德森的反驳,我们能从德国保守派对默克尔的反对声浪中找到证据,也能通过切近的英国“脱欧”一事中得到印证。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言辞更为激烈,他警告欧洲正经历一个从民粹主义走向新法西斯主义的过程,诸如希腊“金色黎明”这样的极右政治势力正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位立场偏右的学者马克·里拉认同弗格森的观点,并指出欧洲的右翼确实比美国的右翼走得更远,也更有可能动用民粹从而威胁宪政根基,进而让欧洲彻底衰落下去,而这是哈贝马斯没有注意到的。

工党团结不了无产者,跃跃欲试的右翼决不愿放过这个机会,接下来便是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动员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所有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都是这种情形,只是在几率大致对半分的情况下,这些选民资源非常重要。英国“脱欧”成功的消息甫一宣布,《时代》便刊文表示,此刻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荷兰、瑞典、丹麦、奥地利、波兰和匈牙利的民粹政党们“一起敲着喜悦的鼓点”。加上来自英国“脱欧派”代表鲍里斯·约翰逊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这两位被部分媒体冠以“民粹主义者”的政治人物浩大的声势,欧美社会一场积蓄已久的“民粹主义大反击”几近眼前。

约翰逊曾调侃称自己当选英国首相的概率犹如在火星上发现了“猫王”,或者相当于投胎成了一颗橄榄。如今,大卫·卡梅伦的辞职让约翰逊成了下一届首相的热门人选。英国“脱欧”事件似乎标志着广泛意义上的“建制派”对“民粹派”第一场事实上的战败,舆情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失败持观望态势。不过,在我们决定大肆使用“民粹主义”一词前,不妨先检验一下这个词在眼下欧洲的语境中的内涵,看看讨论的是何种民粹、谁之民粹,以及它与历史上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民粹主义有何异同?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拨云见日,看清欧洲民主政治的现实。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当特朗普借用里根的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参选总统时,约翰逊坚定地站在了“脱欧”立场一边。他和特朗普都是频频亮相媒体的魅力型人物,以组织反对现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阵营闻名。这是民粹政治的基础,但还不够。两位政治人物共享着一些更具体的理念和行动上的相似性。例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代议制和精英政治,批评党内斗争,认为权力争斗耽误了政治行动进程。然而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民粹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民粹主义需要依靠他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代议制和党争,主张“脱欧”的政治家约翰逊也无法和主张“脱欧”的普通选民建立联系。

在现实政治中,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它必须依附于其它意识形态才能发挥效用。因此,民粹主义是待政治精英征用的工具。或者从语法的角度讲,“民粹”更多被用作一个定语。英语世界中,词语“民粹主义(的/者)”(populism/populist)的使用历史不长。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英语中开始出现这两个词,而高频率地使用它们要到1950年代以后了。但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民粹主义”(populism)的出现频率都远低于“民粹主义的/者”(populist)。无论是“民粹主义的”还是“民粹主义的(人)”,“民粹”都是一个定语,而用作定语的“民粹”更接近民粹的本来面目。它的修饰性显现在句子中,正如它需要在确定的意识形态中担当政治动员工具一样。

如果找到民粹主义在英国“脱欧”公投的例子中充当了哪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就能找到公投中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支持者立场的深层次原因。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具体分析此次公投中的英国民粹主义需要考虑三件事。首先,眼下在欧洲盛行的民粹主义和此概念出现之时的民粹主义拥有不同的内涵。以赛亚·伯林认为,早期的民粹主义支持者不关心政治体制的未来状态,他们先信仰社会,而不是先信仰国家。然而,英国的“脱欧派”不仅关注国家,而且把脱离欧盟以完成英国的自治视为信念。在伯林讨论的语境中,信仰社会的民粹主义者所信仰的是人类精神崩坏之前的自发社会状态,他们把古代价值带到当下。伯林的民粹主义概念是去现代化的,因为其内涵中并不包含属于且仅属于现代社会的必要内容;相反我们能从许多礼俗社会的不同阶段发现民粹的身影,甚至能将中国北魏末年的周礼复兴运动视作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古代版本。现在的“脱欧派”将“崩坏的精神”等同于民族国家的自治利益,则是不早于现代的概念。

其次,现在的欧洲民粹主义不同于二十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第三世界国家的民粹主义,也不同于渗透在德国纳粹和苏联布尔什维克中的民粹主义。加文·基钦在研究拉丁美洲民粹运动时强调,拉美的民粹主义者依附于民族解放,他们明确反抗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邻避主义(nimbyism)成为普遍社会风气,为民族独立的强烈诉求统一行动。尽管宣传话语中透露出对各自国家精神的坚持,但这些不是现在的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家思考的内容和方式。相反,他们通常把被动员的民众原子化。他们只提供选票,投票即行动。最终,他们的反映作用大于行动作用。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选民反映了一种政治心理、一种“反”的姿态——反执政党、反难民、反欧盟、反伊斯兰世界等等。这些“反”集合成一面镜子,照出了资本全球化下矛盾的代议民主制和新自由主义共同面对社会差异时对多元性的否定和对同一性的偏执。“反”的一个个主体表现出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回应,却只能成为民粹主义这条变色龙身上的一个个色点罢了。约翰逊和特朗普永远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政治精英中的一部分人试图获得统治地位而不得时,就会求助于民众。

第三个点落在对民粹主义所依附的意识形态之上。民粹主义需要确定的意识形态,但并不表明确定的意识形态就是真相。相反,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概念只不过为社会现象作了注脚。意识形态只是现象,而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通过不同的社会管道改变着人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结合以上两点和前文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思,我们不妨再次拿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展开讨论英国“脱欧”同它的关联。

对普通选民来说,关于英国“脱欧”与民族国家的概念关系最近的大事是恐怖主义。诚然,少数族裔对资本市场的宽容能转变为欧洲政府对现行政策的自信感,但文明的冲突永远不会面面俱到地照顾到。为了心中长治久安的理想状态,“脱欧”立场的选民选择离开大共同体,转向小共同体。从去年一月巴黎“《查理周刊》事件”开始,欧洲大陆频传遭到恐怖袭击的消息。无论在巴黎还是布鲁塞尔,死伤者甚众。这些在媒体上迅速传播的恐怖事件不仅左右着英国民众看待欧盟政策的态度,甚至影响到大洋对岸美国大选的局势。本以为发生在本月12日的奥兰多夜店枪击案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前的最后一次袭击了,没料想公投当天从德国黑森州菲恩海姆的一座剧院里再次传出枪声。即使有的恐怖事件同伊斯兰极端主义无关,但已然足以影响摇摆不定的选民做出最终选择。恐怖袭击的动因对民众不重要,选择相信恐怖应该远离自己的人不会同时选择充当接近恐怖真相的侦查者。这是恐怖主义公开挑战民主制度的第一个面向。

恐怖主义公开挑战民主制度的第二个面向有一个现成而生动的例子。英国“脱欧”公投前一周,“留欧派”议员乔·考克斯在西约克郡举行公投宣传活动时遇刺身亡。事后看来,考克斯的遇害并未动摇“脱欧派”选民的决心。不过,回过头来看主流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时,我们很难发现有媒体用“恐怖主义”(terrorism)形容此事,有的只是“可怕的”(horrible)这样的形容词。

对比其它恐怖事件,哪怕对比那些不确定是否与“伊斯兰国”(IS)有关的恐怖事件的事后报道时,不难发现媒体和政府话语界定了“恐怖主义”的边界。换言之,难道乔·考克斯被一个当地人杀害,就不叫“恐怖主义”了吗?恐怖主义几乎默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这是非常近期的事。媒体有意无意地在报道考克斯遇刺案中规避了“恐怖主义”一词,这不仅呼应了上文中提到的民粹主义“反”的姿态,而且披露了两个许多人不愿承认的事实:第一,大众传媒对恐怖主义的责任不可豁免;第二,去政治化的恐怖袭击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平民的袭击。

如此看来,将恐怖袭击的范围缩小至肇始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去政治化且针对平民的袭击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国乃至欧美民众的国土安全意识,以及政治家的下手之处。作为1972年最早一批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公投退出欧盟的国家,英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边界的重建。英国“脱欧”的第一步迈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自那时起一种新的有些危险的民族国家形式就有了被构建起来的潜在条件。在“后民族国家”时代,以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为目标的欧盟被新的民族国家界线分裂了。在民族主义的重构面前,欧美国家所共享的其它启蒙时代遗产已然显得杯水车薪,人们很难再相信欧洲仅凭理性主义就能携起手来。

三、共谋

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是否会效法英国“脱欧”成了人们拭目以待的话题。

英国是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之一,然而如今的情形不同于十九年的欧洲,更不同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施加负面影响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式发端于二十世纪中叶。正如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构造》中所洞见的那样,资本、民族和国家从一开始就相互纠缠、互为补充。它们被右翼政党抓住了,成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更难以阻挡的是这一潮流同文首讨论的经济自由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失败形成了共谋关系。这不难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跨国公司导致国家主权丧失的迹象就开始显现出来,七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危机让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对社会公平和经济环境失望、警惕、反感的民众将情绪宣泄在主张恢复跨国资本所破坏的事物上,即国家主权和独立自治。不承想,“反叛者”特朗普和约翰逊背后也是他们所要反对的那一套东西,本质上是同构的。因此,恢复只存在于和资本的共谋中,民族国家的幽灵化作肉身,携手民粹主义者走出幕布。

另一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战后”后殖民时代的到来,我们今天仍然处于后殖民的语境之中。后殖民时代下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化资本运作方式拖延社会危机,并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易手统治阶级代理人。过去几十年,即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再激烈,人们依然选择相信我们正阔步走向三好将夫所批判的“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a borderless world)。总之,支配世界的结构却没有较以往变得良善和公正。民众选择不再相信他们,与他们合作;宁愿选择离开,选择重建边界。“人民应有优先权”中的“人民”被随意征用,旧帝国的民粹主义政党抓住了他们,利用不对等的消息和民族保护主义培养出强烈的“我们”的意识。这一意识优先于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构想,每逢恐怖袭击和难民潮的“紧急时刻”,单一化就成了民粹主义者的首要策略,紧接着便是地区分裂主义盛行、民族中心主义和移民政策的调整。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公投结果已然显示出他们同南部英格兰人的立场差异,台面下的真实通过合法的公投成了台面上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苏格兰是否会再次公投“脱英”以及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是否会效法英国“脱欧”,都成了拭目以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