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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严耕望:钱穆的后半生

严耕望

2016-07-13 16:32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中研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包括《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部分,该书被认为是“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虞云国语),“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罗志田语),自初版即受到学界重视。今年是严耕望先生诞辰100周年,《治史三书》增订再版,其中新增了2万字《钱穆传》,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录部分内容以飧读者。标题系编者所拟。
钱穆
穆到江南任教,唐君毅亦在校。为两人论交之始。三十八年春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旋随校迁香港。穆在广州,曾访陈寅恪、杨树达等,寅恪外出,仅晤其夫人,又从君毅访熊十力,诸人皆不欲离国境。盖八年抗战之后,多数知识分子惮于流离,而于共党政权咸抱憧憬心态。一日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于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其昀先应总统蒋中正召赴台北,幼伟等续筹办校事,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穆为院长。穆自度不能英粤两语,甚感为难,但已向教育司立案,只得勉承。而幼伟突因事赴南洋,书琴亦去台北,乃邀君毅与新知张丕介共同效力。
亚洲书院以三十八年十月开学,夜间上课。明年秋别创日校,择址九龙深水埗桂林街,曰新亚书院。其宗旨在上溯宋明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揭橥人文主义,沟通东西文化。故其课程首重通识,再求专长。其教学,除堂授基本课程外,采导师制度,以导师之整体学养为学生作亲切指导。始创期仅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稍后扩充,分文理商三学院,文院辖中文、历史、哲学社会、英国语文、艺术五系,理院辖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四系,商院辖经济、商学、工商管理三系。初期教授仅穆与君毅、丕介等数人,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陆续来校,或纯尽义务,成为当时国内学人来港者之一荟萃地,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学生多为流亡青年,多得免费。学校课程之外,周末举行公开学术讲座,校外来听者常七八十人。
学校初期经费仅恃新交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非富商,事不能久。其时香港有创第三党之酝酿,闻由美国支持,屡邀穆参加,皆坚拒不应。一日,创党活动中之某君来谈,愿独力支持新亚经费,穆亦缓却之。惟学校经费实已濒绝境,同人乃促穆赴台北,冀获支援,遂有一九五〇年冬台北之行。承各方宴询校政,总统蒋中正邀晤餐聚,嘱总统府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事定,应邀至台湾中南部各学校与陆海军校讲演;北归又在师范学院讲文化学大义,在“国防部”总政治部讲中国历史精神,后皆增补出版。而《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整理而成。一九五一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其冬复到台北。明年春应“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甚为海内外学人所重。盖此书虽不甚精,但别具慧眼,以浅显语辞,阐发中国传统政治内蕴之幽光,殊多胜处,为前此政书与时贤讲论者所不逮。是年四月十六日,应朱家骅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例行讲演,讲坛设淡江学院新建惊声堂。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塌落,听讲者立法委员柴春霖重伤不治,穆亦头破昏迷,幸能康复,时年五十八。
穆在台讲学受伤,而学校亦面临两大困难。其一,新亚校歌云“手空空,无一物”,“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此为穆领导一群流亡学人办学之真实精神,创校以来,奔走乞援,时有山穷水尽之惧。其二,是年香港政府颁布条例,私立学校皆须向工商署登记为商业营利企业,此绝违新亚教育之崇高理想,穆谓,新亚同仁枵腹从公,为教育理想而奋斗,若自承商业营利,乃中国文化之污点,故宁可停办,不能苟全。经大律师赵冰向高等法院奋力争取经年,至明年夏,终获法院与港督特案批准为不牟利学校,乃香港私校之一创格。同时经费亦渐有转机。盖新亚学人艰毅奋斗之精神,渐引起香港社会与美国文教人士之钦敬,一九五二、五三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 Ivy)主动协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教授卢定(Harry Rudin)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作全面支持。时稍后于不牟利登记事。两项困难获得解决,新亚前途始渐稳定。
一九五四年夏,穆应蒋经国邀至台北,在救国团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明年秋,又应“教育部”之邀,率团至日本报聘访问,历访东京、京都、奈良诸地,在两京大学作公开讲演,深感日本上下对于侵华战争殊无悔意,而日本社会则在大变化中,左倾趋向,大堪警惕。其后定居台北,复两度往日韩访问,获读韩国多家理学书,归来有所述作。
是年秋,新亚在嘉林边道增租新舍,两处上课。旋复由卢定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建校舍,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拨地兴工,一九五六年落成。新亚自一九五〇年创校,至此六年,始有自建校舍。
新亚书院桂林街校舍
穆办学,意在宏扬中国文化,初期虽经费无著,仅创办系院,但无时不思积极筹办研究所,期能培育专才,步入研究之路。至一九五三年,获亚洲协会支持,开始筹办,设址太子道。一九五五年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赖谢夫(Edwin O. Reischauer)来港,始全力支持在嘉林边道正式开办招生,并专款购置图书,出版《新亚学报》。新亚创办初期,无力购书,至此始设图书馆;新舍落成,图书馆面积七千余平方呎,为全校各部门之最,迄穆离任,图书存藏除杂志期刊外,逾十万册,内有明版、手稿、初刊等珍籍。盖穆以为一校之灵魂在图书,故建校以图书馆为中心,极力搜求备用也。研究所即设图书馆上层。学生毕业,择优留所任助理研究员,为期五年,俾能潜心建立基础;今分布海外大学任教者数十人。而《学报》为当时香港唯一大型学术性期刊,选刊师生重要论著。学生有成,《学报》享誉,遂渐奠定新亚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永久性校舍落成,国际地位提升,自此新亚前途始步上康庄大道。
穆办新亚,虽获美国多方协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故校内悬挂孔子画像。雅礼代表建议,并挂耶稣基督像,穆以新亚非教会学校,断然否决。
其时,香港私立书院七八所,惟穆所办新亚获美国多方面作财力支持,深为港府所注意,遂于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学毕业礼中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穆原配早逝,民国十八年,续姻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大陆。穆战时避地滇川,大陆易帜,流寓香港,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至一九五六年春与胡美琦缔婚,生活始上轨道。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地香港,就学新亚,旋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渐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范大学,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香港居民以华人为主,而无华语大学,教育舆论各界早有呼吁。其时新亚既获美国多方面协助,美国各教会旋又支持创办崇基书院,亚洲协会亦资助其他五所私立书院,合并为联合书院,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鉴于此种情势,遂有集合三校创办公立大学之议。惟新亚同人多持异见,穆以为新亚建校,本供流亡青年就学机会,今时局已定,为诸生前途计,应交港府负责;且自感精力日衰,宜当摆脱行政。参加大学之议遂定。
一九五九年,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
一九六〇年正月,穆应耶鲁大学之邀在其东方学系讲学半年,由李田意翻译,故能畅所欲言。课外多暇,续撰《论语新解》。学期结束,耶鲁特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并请李田意在典礼中以华语作介绍,为耶鲁典礼中未尝有之先例。
穆旅美期间,曾游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在哈佛东方研究所、哥伦比亚丁龙讲座、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由芝加哥经大峡谷,到旧金山、西雅图,折返芝加哥至水牛城,游尼加拉大瀑布,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复返美东纽约,中途作千岛游,再由纽约至英国,践离港前之约,与富尔敦爵士(Lord John Fulton)商创办大学事,为校长用人,数度争持,定议聘任华人。后乃遍游伦敦诸胜,深感民情保守,而社会闲逸,与美迥异。及转巴黎,乃感民风闲逸,又胜于英。会学校函促速归,乃急转罗马回港;择居沙田西林寺后和风台,面临海澨如平湖,风光俨如江南。其时富尔敦又来港,议校名,穆谓不如迳名中文大学,众无异议。大学以一九六三年十月成立,新亚为基本成员学院。
穆自中年以后本已无意行政,其办新亚,实出一时之计,故早欲引退。但念“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既已作始,必有一终。”此时新亚不但创校之艰难阶段已过,且三院十二系及研究所、图书馆皆具规摸,根基既固,前途发展亦可稳定无虞,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明年夏,再度请辞,董事会知不可留,遂定议休假一年,明年卸任。穆自办亚洲文商书院,至新亚辞职,十六年间,为其平生最忙碌时期,学术研究,较前显有逊色。至此始复能杜门研作,再创新猷。
穆幼年就读果育小学,从顾紫翔受《大学章句序》,自后于朱学体悟日深,常思作透实研讨。一九六四年休假之始,即暂移居青山湾乡村小楼,幽静尤胜沙田,拟定退休生活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九六五年夏,南洋大学商聘出任校长,马来亚大学亦邀讲学,穆不欲再涉行政,遂应马来亚之聘;惟不胜南国湿气,胃病复发,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旧址。至一九六七年十月迁寓台北。承“总统”蒋中正礼遇,于士林外双溪,筑庭园小楼,背山临溪,署榜素书楼。盖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征中国文史学界不同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乡居多暇,获哈佛专案研究费,悉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七年成书,自谓不卸新亚校政,绝不能成此专著。穆治学本擅考证,中年以后,为矫时弊,强调通识。此书为其晚年大著作,以考证之功夫成其通识之意境,书成复挈要汇通为《提纲》一篇,更见精卓。杨联陞读之,赞叹不置,谓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联陞为国际汉学批评名家,态度向极严肃,定非虚美。凡能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略有认识者亦当不河汉斯言!近有所谓新儒家学派者,或列穆名。实则穆为传统正宗儒家,故特重历史传统文化,而于前代学人最重朱子,故专题研究,成此巨著。其传统儒家之本质于此两事,尤可显见。若新儒家者,倡言道学,以道统自居,迹近宗教,已远离传统儒家之务实精神;穆立身治学,绝非其类也。
杨联陞在新亚书院。
学案既成,遂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课,台湾大专师生多人旁听,成《中国史学名著》与《双溪独语》等书。复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每日到院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家诸集,续有撰述,成《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穆不常作诗,但好读古人诗集。以为“吟前人诗,如出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乐趣”。其于前代诗家,特重渊明,自谓“性偏刚进,陶诗闲适,高明柔克,实于自己偏处求补”。而此《诗钞》,亦皆取心境恬淡胸怀洒落之作,示学者以“进窥理学一新门径”。其时又自编平生有关中国思想论著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分时代为八册;唯《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仍各独立为书。
一九七七年,穆年八十三,胃痛剧作,几不治。明年春渐愈,但两目失明。会新亚创设钱穆讲座,恳邀为首次主讲人,情不能却,题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又明年,新亚创校三十年纪念,复到香港,前时热心协助新亚之卢定,亦来港与会,把晤言欢,回念前尘,感慨不已!
一九八〇、八一年,复两度到港,获与留居大陆三子拙、行、逊,两女易、辉,及长姪伟长先后相见。三十余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一九八四年秋,穆复到港,在港门人为庆祝九十寿辰,大陆子女与孙松、孙女婉约亦得来会,其时精神仍甚健旺。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为新亚创校四十周年,穆以九十五高龄,仍能应邀到港与会,于个人,于新亚,皆大可欣喜事,但健康已大不如前!
一九八六年,穆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吿别杏坛,“总统”蒋经国念穆学林泰斗,民之硕望,特礼聘为“总统府”资政,以表尊学崇德之忱。一九九〇年五月迁寓台北市区内杭州南路新居,劳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穆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终至失明。但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极少改订,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故仍能撰述,惟不能亲改,必赖夫人诵读,口授订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曰《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属纪实。
穆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理生活。抗战期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料,常致胃病肆发,苦受折磨;及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爱情深,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夫君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起居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及穆年近期颐,脑力衰耗,时失记忆,且乏食欲,夫人千虑百计,寻医进药,期能延年于万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以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许,安详中一瞑不视,享年九十六。魁斗星沉,国府褒扬,士林震悼!明年一月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一九七四年,穆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梨山、武陵农场等地,撰《八十忆双亲》,后又撰《师友杂忆》。此两《忆》,不仅为穆之自传;其前半且为清末民初江南社会教育文化风貌之珍贵实录,穆一生行谊思想意识亦正由此一环境诱育而成。而观穆行谊,终其一生虽一介书生,但治学之暇,喜游历,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宁中,得人生至趣;又于棋管游艺无所不爱;交游颇广,论议敏健,先后办学,一以理想为依归。兼此诸端,可谓多采多姿,亦可谓学林一异人!惟其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学研究。
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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