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钱穆的后半生
【编者按】“中研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包括《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部分，该书被认为是“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虞云国语），“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罗志田语），自初版即受到学界重视。今年是严耕望先生诞辰100周年，《治史三书》增订再版，其中新增了2万字《钱穆传》，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录部分内容以飧读者。标题系编者所拟。
穆到江南任教，唐君毅亦在校。为两人论交之始。三十八年春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旋随校迁香港。穆在广州，曾访陈寅恪、杨树达等，寅恪外出，仅晤其夫人，又从君毅访熊十力，诸人皆不欲离国境。盖八年抗战之后，多数知识分子惮于流离，而于共党政权咸抱憧憬心态。一日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于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其昀先应总统蒋中正召赴台北，幼伟等续筹办校事，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穆为院长。穆自度不能英粤两语，甚感为难，但已向教育司立案，只得勉承。而幼伟突因事赴南洋，书琴亦去台北，乃邀君毅与新知张丕介共同效力。
亚洲书院以三十八年十月开学，夜间上课。明年秋别创日校，择址九龙深水埗桂林街，曰新亚书院。其宗旨在上溯宋明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揭橥人文主义，沟通东西文化。故其课程首重通识，再求专长。其教学，除堂授基本课程外，采导师制度，以导师之整体学养为学生作亲切指导。始创期仅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稍后扩充，分文理商三学院，文院辖中文、历史、哲学社会、英国语文、艺术五系，理院辖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四系，商院辖经济、商学、工商管理三系。初期教授仅穆与君毅、丕介等数人，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陆续来校，或纯尽义务，成为当时国内学人来港者之一荟萃地，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学生多为流亡青年，多得免费。学校课程之外，周末举行公开学术讲座，校外来听者常七八十人。
学校初期经费仅恃新交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非富商，事不能久。其时香港有创第三党之酝酿，闻由美国支持，屡邀穆参加，皆坚拒不应。一日，创党活动中之某君来谈，愿独力支持新亚经费，穆亦缓却之。惟学校经费实已濒绝境，同人乃促穆赴台北，冀获支援，遂有一九五〇年冬台北之行。承各方宴询校政，总统蒋中正邀晤餐聚，嘱总统府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事定，应邀至台湾中南部各学校与陆海军校讲演；北归又在师范学院讲文化学大义，在“国防部”总政治部讲中国历史精神，后皆增补出版。而《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整理而成。一九五一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其冬复到台北。明年春应“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甚为海内外学人所重。盖此书虽不甚精，但别具慧眼，以浅显语辞，阐发中国传统政治内蕴之幽光，殊多胜处，为前此政书与时贤讲论者所不逮。是年四月十六日，应朱家骅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例行讲演，讲坛设淡江学院新建惊声堂。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塌落，听讲者立法委员柴春霖重伤不治，穆亦头破昏迷，幸能康复，时年五十八。
穆在台讲学受伤，而学校亦面临两大困难。其一，新亚校歌云“手空空，无一物”，“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此为穆领导一群流亡学人办学之真实精神，创校以来，奔走乞援，时有山穷水尽之惧。其二，是年香港政府颁布条例，私立学校皆须向工商署登记为商业营利企业，此绝违新亚教育之崇高理想，穆谓，新亚同仁枵腹从公，为教育理想而奋斗，若自承商业营利，乃中国文化之污点，故宁可停办，不能苟全。经大律师赵冰向高等法院奋力争取经年，至明年夏，终获法院与港督特案批准为不牟利学校，乃香港私校之一创格。同时经费亦渐有转机。盖新亚学人艰毅奋斗之精神，渐引起香港社会与美国文教人士之钦敬，一九五二、五三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 Ivy)主动协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教授卢定(Harry Rudin)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作全面支持。时稍后于不牟利登记事。两项困难获得解决，新亚前途始渐稳定。
一九五四年夏，穆应蒋经国邀至台北，在救国团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明年秋，又应“教育部”之邀，率团至日本报聘访问，历访东京、京都、奈良诸地，在两京大学作公开讲演，深感日本上下对于侵华战争殊无悔意，而日本社会则在大变化中，左倾趋向，大堪警惕。其后定居台北，复两度往日韩访问，获读韩国多家理学书，归来有所述作。
是年秋，新亚在嘉林边道增租新舍，两处上课。旋复由卢定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建校舍，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拨地兴工，一九五六年落成。新亚自一九五〇年创校，至此六年，始有自建校舍。
穆办学，意在宏扬中国文化，初期虽经费无著，仅创办系院，但无时不思积极筹办研究所，期能培育专才，步入研究之路。至一九五三年，获亚洲协会支持，开始筹办，设址太子道。一九五五年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赖谢夫（Edwin O. Reischauer）来港，始全力支持在嘉林边道正式开办招生，并专款购置图书，出版《新亚学报》。新亚创办初期，无力购书，至此始设图书馆；新舍落成，图书馆面积七千余平方呎，为全校各部门之最，迄穆离任，图书存藏除杂志期刊外，逾十万册，内有明版、手稿、初刊等珍籍。盖穆以为一校之灵魂在图书，故建校以图书馆为中心，极力搜求备用也。研究所即设图书馆上层。学生毕业，择优留所任助理研究员，为期五年，俾能潜心建立基础；今分布海外大学任教者数十人。而《学报》为当时香港唯一大型学术性期刊，选刊师生重要论著。学生有成，《学报》享誉，遂渐奠定新亚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永久性校舍落成，国际地位提升，自此新亚前途始步上康庄大道。
穆办新亚，虽获美国多方协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故校内悬挂孔子画像。雅礼代表建议，并挂耶稣基督像，穆以新亚非教会学校，断然否决。
其时，香港私立书院七八所，惟穆所办新亚获美国多方面作财力支持，深为港府所注意，遂于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学毕业礼中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穆原配早逝，民国十八年，续姻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大陆。穆战时避地滇川，大陆易帜，流寓香港，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至一九五六年春与胡美琦缔婚，生活始上轨道。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地香港，就学新亚，旋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渐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范大学，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香港居民以华人为主，而无华语大学，教育舆论各界早有呼吁。其时新亚既获美国多方面协助，美国各教会旋又支持创办崇基书院，亚洲协会亦资助其他五所私立书院，合并为联合书院，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鉴于此种情势，遂有集合三校创办公立大学之议。惟新亚同人多持异见，穆以为新亚建校，本供流亡青年就学机会，今时局已定，为诸生前途计，应交港府负责；且自感精力日衰，宜当摆脱行政。参加大学之议遂定。
一九六〇年正月，穆应耶鲁大学之邀在其东方学系讲学半年，由李田意翻译，故能畅所欲言。课外多暇，续撰《论语新解》。学期结束，耶鲁特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并请李田意在典礼中以华语作介绍，为耶鲁典礼中未尝有之先例。
穆旅美期间，曾游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在哈佛东方研究所、哥伦比亚丁龙讲座、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由芝加哥经大峡谷，到旧金山、西雅图，折返芝加哥至水牛城，游尼加拉大瀑布，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复返美东纽约，中途作千岛游，再由纽约至英国，践离港前之约，与富尔敦爵士(Lord John Fulton)商创办大学事，为校长用人，数度争持，定议聘任华人。后乃遍游伦敦诸胜，深感民情保守，而社会闲逸，与美迥异。及转巴黎，乃感民风闲逸，又胜于英。会学校函促速归，乃急转罗马回港；择居沙田西林寺后和风台，面临海澨如平湖，风光俨如江南。其时富尔敦又来港，议校名，穆谓不如迳名中文大学，众无异议。大学以一九六三年十月成立，新亚为基本成员学院。
穆自中年以后本已无意行政，其办新亚，实出一时之计，故早欲引退。但念“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既已作始，必有一终。”此时新亚不但创校之艰难阶段已过，且三院十二系及研究所、图书馆皆具规摸，根基既固，前途发展亦可稳定无虞，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明年夏，再度请辞，董事会知不可留，遂定议休假一年，明年卸任。穆自办亚洲文商书院，至新亚辞职，十六年间，为其平生最忙碌时期，学术研究，较前显有逊色。至此始复能杜门研作，再创新猷。
穆幼年就读果育小学，从顾紫翔受《大学章句序》，自后于朱学体悟日深，常思作透实研讨。一九六四年休假之始，即暂移居青山湾乡村小楼，幽静尤胜沙田，拟定退休生活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九六五年夏，南洋大学商聘出任校长，马来亚大学亦邀讲学，穆不欲再涉行政，遂应马来亚之聘；惟不胜南国湿气，胃病复发，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旧址。至一九六七年十月迁寓台北。承“总统”蒋中正礼遇，于士林外双溪，筑庭园小楼，背山临溪，署榜素书楼。盖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征中国文史学界不同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乡居多暇，获哈佛专案研究费，悉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七年成书，自谓不卸新亚校政，绝不能成此专著。穆治学本擅考证，中年以后，为矫时弊，强调通识。此书为其晚年大著作，以考证之功夫成其通识之意境，书成复挈要汇通为《提纲》一篇，更见精卓。杨联陞读之，赞叹不置，谓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联陞为国际汉学批评名家，态度向极严肃，定非虚美。凡能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略有认识者亦当不河汉斯言！近有所谓新儒家学派者，或列穆名。实则穆为传统正宗儒家，故特重历史传统文化，而于前代学人最重朱子，故专题研究，成此巨著。其传统儒家之本质于此两事，尤可显见。若新儒家者，倡言道学，以道统自居，迹近宗教，已远离传统儒家之务实精神；穆立身治学，绝非其类也。
学案既成，遂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课，台湾大专师生多人旁听，成《中国史学名著》与《双溪独语》等书。复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每日到院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家诸集，续有撰述，成《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穆不常作诗，但好读古人诗集。以为“吟前人诗，如出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乐趣”。其于前代诗家，特重渊明，自谓“性偏刚进，陶诗闲适，高明柔克，实于自己偏处求补”。而此《诗钞》，亦皆取心境恬淡胸怀洒落之作，示学者以“进窥理学一新门径”。其时又自编平生有关中国思想论著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分时代为八册；唯《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仍各独立为书。
一九七七年，穆年八十三，胃痛剧作，几不治。明年春渐愈，但两目失明。会新亚创设钱穆讲座，恳邀为首次主讲人，情不能却，题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又明年，新亚创校三十年纪念，复到香港，前时热心协助新亚之卢定，亦来港与会，把晤言欢，回念前尘，感慨不已！
一九八〇、八一年，复两度到港，获与留居大陆三子拙、行、逊，两女易、辉，及长姪伟长先后相见。三十余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一九八四年秋，穆复到港，在港门人为庆祝九十寿辰，大陆子女与孙松、孙女婉约亦得来会，其时精神仍甚健旺。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为新亚创校四十周年，穆以九十五高龄，仍能应邀到港与会，于个人，于新亚，皆大可欣喜事，但健康已大不如前！
一九八六年，穆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吿别杏坛，“总统”蒋经国念穆学林泰斗，民之硕望，特礼聘为“总统府”资政，以表尊学崇德之忱。一九九〇年五月迁寓台北市区内杭州南路新居，劳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穆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终至失明。但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极少改订，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故仍能撰述，惟不能亲改，必赖夫人诵读，口授订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曰《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属纪实。
穆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理生活。抗战期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料，常致胃病肆发，苦受折磨；及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爱情深，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夫君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起居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及穆年近期颐，脑力衰耗，时失记忆，且乏食欲，夫人千虑百计，寻医进药，期能延年于万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以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许，安详中一瞑不视，享年九十六。魁斗星沉，国府褒扬，士林震悼！明年一月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一九七四年，穆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梨山、武陵农场等地，撰《八十忆双亲》，后又撰《师友杂忆》。此两《忆》，不仅为穆之自传；其前半且为清末民初江南社会教育文化风貌之珍贵实录，穆一生行谊思想意识亦正由此一环境诱育而成。而观穆行谊，终其一生虽一介书生，但治学之暇，喜游历，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宁中，得人生至趣；又于棋管游艺无所不爱；交游颇广，论议敏健，先后办学，一以理想为依归。兼此诸端，可谓多采多姿，亦可谓学林一异人！惟其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学研究。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