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4千万人受困严重抑郁，低收入低学历者更抑郁？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精神疾病患病率也在大幅提升。中国有多少人受困于焦虑症、抑郁症？
近日，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健康经济学教授谢启瑞和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近日共同在China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重点关注了中国的精神疾病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很高，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为37.9%，严重抑郁为4.1%。
谢启瑞教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精神类疾病可以简单分为5大类：焦虑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和精神病性障碍、痴呆症、饮食失调症。因为后3类疾病还需要经过专业医师的诊断，所以我们的调查基于前2种。”
合作方北京大学共调查了25个省市，其中主样本5个城市，分别为辽宁、河南、甘肃、广东、上海，每个主样本城市入户调查1600个样本家庭。次样本20个省市，一共8000个样本家庭。“调查样本一共是16000户家庭，平均下来每个家庭不少于2个人，所以这次研究的实际调查样本超过3万人。”
此次论文研究使用国际通用的CES-D指标（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来测量研究对象的抑郁症患病情况。“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较为广泛地用于流行病学调查，用以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对象。与其他抑郁自评量表相比，CES-D更着重于个体的情绪体验，较少涉及抑郁时的躯体症状。
调查表罗列出20种不同的情绪表现，如：我经常情绪低落、我不如其他人好、我感到没有前途、我觉得很快乐、我的睡眠不好等。受调查者根据自我情况进行情况符合度的打分。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为37.9%，严重抑郁为4.1%。
“人们常常说老来一身病，年纪大了患病概率就高了。但精神类疾病却是不分年龄的，外界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焦虑、抑郁的产生”。谢启瑞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群体的分布集中于某些地域和人群：低收入人群、低教育程度人群、老年人和生活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人群更有可能患抑郁症。“我们常说经济学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健康也是一样。老年人、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人群由于相对缺乏关注及社会资源的支持，更容易促发精神疾病的产生。此外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女性的抑郁案例也较高，这与生物基因有关。”
谢启瑞教授认为，在阻止精神疾病迅猛发展前横亘着三大阻碍。“一是病耻感，如果一个人身患某种身体方面的疾病，人们往往会表示关心和帮助，但如果是精神疾病，这个人就会被贴上负面标签‘他/她不正常，很可怕’；第二是资金不足，由于认识不足精神疾病不被重视，自然没有资金投入、没有足够的专业医疗人士；第三是卫生体系欠缺，不仅是在亚洲国家，纵使在西方国家，精神病人往往被放在特殊医院，甚至被当成‘疯子’来对待。有同行的学者做过调查，在低收入国家，国家医疗费用花费在精神卫生上只有0.5%，就是100元中只有5分钱。高收入国家比如美国，比例也只有5%左右，中国的投入比例在中等或中等偏下，占比在1.9%-2.4%之间。”
今年4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召开了“走出阴影：精神健康成为全球发展首要问题”国际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没有精神卫生就没有健康”列为《精神卫生行动计划2013-2020》的核心概念。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强调：“精神卫生不仅仅是健康问题，更是经济发展问题。”
为什么说精神卫生是经济发展问题？“精神疾病给个人和国家都带来巨大的负担，我们可以从三个成本来看，”谢启瑞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第一是直接成本，就是医疗成本；第二间接成本，是劳动生产力的丧失；第三是隐藏成本，个人的低信任度和对生活的低满意度。不要小看隐藏成本，一个契约型社会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信任，个体与个体、机构间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信任促成，在一个低信任度国家，许多商业行为都将受到重创，交易成本将大幅增加。而一个生活低满意度、没有生机的个人和社会，也很难有创新。”
除了呼吁社会对精神卫生投入更多关注，还有什么解决之道？谢启瑞教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手头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关于医疗资源提升与精神卫生投入之间的关系。
“从目前情况看很遗憾，即使整体医疗资源加大，精神卫生的投入依然是增长缓慢。不只是中国，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是如此。要改善对精神卫生的投入涉及到很多政策、体制问题，所以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在实施的可行的策略是，并不呼吁国家特意培训精神卫生领域的医生，而是倡导将精神专科治疗与基层医疗体系互相结合，让基层医生有一些精神卫生方面的训练，这样效率会更高。”
谢启瑞教授讲了一个笑话：“台湾有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因为看病花费较小所以有人三天两头去医院做检查，健保局调查发现有的人一年看病三四十次，什么科都看过了，唯独精神科没有看过。这个笑话一是说明大家不重视精神卫生，二是有些医生也忽略了这一问题。可能病人来看头痛，并不是头部疾病，而是精神方面引起的。所以我上述提到的整合式培训，是最可行以及最低成本的方案。”
此外，谢启瑞提出，2008年到2012年，全球范围内中枢神经系统方面的新药有12种上市，美国采用了8种新药，德国、法国采用了6、7种，而中国仅批准采用了1种。“中国采用新药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也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缓慢。当然这背后有很多因素，如果有更多用药的选择，会对病人更有利一些。”
“回到政策层面，我国抑郁症预防和治疗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扩大初级心理健康护理资源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减少。此外中国养老政策、收入分配、城乡发展和资源分配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考虑精神卫生问题。”谢启瑞表示，“由于对精神卫生的认知仍然不足，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也会将精神卫生加入到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