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我们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

薛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16-03-08 08:53
来源:澎湃新闻

我出生在3月9日的凌晨,我的妈妈告诉我,原本她在3月8日就已经进了产房,但是坚持到第二天才生下了我。我有点好奇,问她为什么,她扬扬眉说道:

“三八嘛,总是感觉怪怪的……”

人的直觉,有时候是非常敏锐的。就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些年间,“三八妇女节”在官方话语和民间文化两个层面上的分裂,逐渐从潜藏的裂痕演变为明白敞亮的各走一路。一方面,各种“三八红旗手”的评选仍在进行,“妇女节”的庆祝仍然一年不落,单位发发洗衣粉和热水壶,媒体拍拍参会的民族风和女代表,有条不紊,十分和谐。另一方面,随着港台文化的入侵,“三八”一词迅速变成“搬弄是非的女性”的代名词,而“妇女”也越来越多地让人联想到围着锅台和娃娃团团转的大妈大婶,她们被暗示为年老色衰、丧失吸引,不再是被男性注视的对象,而仅仅成为社会中的工具化存在,“三八”与“妇女”的相连,更加剧了这一节日在民间被污名化的程度。

于是,妈妈在我出生之时的那点小小盘算,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隐喻:一个母亲,不会去算良辰吉日、以求飞黄腾达,只想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让她还未出生的孩子,尽力避免被污名化的命运。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逃避那些污名,实在是人之常情。

同样在80年代末期,山东大学在妇女节的相关活动中,率先提出了“女生节”的概念,并选定在“三八妇女节”前夕的3月7日加以庆祝。“女生节”的提出,迅速获得了全国各大高校女生的芳心。一个既能享受男生们的问候、赞美与关爱,又能避免“妇女”这种称呼的节日,让姑娘们如何拒绝呢?

“女生节”踏着轻快甜美的脚步,从一校传遍全国,从高校进入中学。在我初中的时候,学校已经流行在3月7日互致问候、甚至递送贺卡了。我们班上还有一位男生,会在每年的“女生节”带来一大包进口糖果,分给班级的女生们。我们享受着充满水果甜味儿的节日一天,也从未觉得有何不妥。

直到三年后的中考,我考入本校的高中部,因为发挥并不太好,所以对能不能进入实验班心里没底。我和那个发糖果的小男孩相约一起去看分班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名字在实验1班的名单里,而比他高7分的我,却落到了实验2班。

他很肯定地安慰我说,一定是名单搞错了,因为他知道几个成绩比他还低的哥们儿,同样在实验1班。他拽着我去招生办公室找老师,那位女老师非常淡定地告诉我们:为了实验1班男女比例平衡,确实男女生分数线有所差别,因为“女生没有男生后劲足嘛”。

15岁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个消息,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身边的男孩同样满脸意外,非常尴尬。我们默默地走出办公室,在回家的路上,他掏出一颗糖递给我:

“你别哭了,吃点甜的心情会好……”

我知道他并无恶意,但是那一刻,我实在无法接下那颗糖。

我非常想告诉他,我并不想要什么糖果,我只想和你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是我应得的。

回家以后,我问妈妈该怎么办,她沉默良久,最后告诉我:孩子,你是女孩,所以你要更努力才行。

半学期后的期中考试,我考进了年级前十。

那次考试,我们班有8个姑娘,考入了年级前45名。

后来,我高考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北大,然而这种“比他们更努力”所抚平的性别差异,并未因此彻底解决。而且,随着我从本科念到博士,我周围喧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忧心忡忡地为我的年龄、前途和婚姻做打算,觉得一个好好的小姑娘竟然成了“女博士”,她的人生简直要完蛋了,还是快点拴住一个不怕死的男人,或许生活还能获得救赎。某次被迫和传达室大叔进行寒暄,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女孩子,读书差不多就行了,读个博士,四年以后可就二十八九啦……”

“可是大叔,就算我不读博士,四年以后照样还是二十八九啊!还不如多读点书,免得等到年纪大了,还是一副没见识的样子。”

但是口舌之胜终归是口舌,我还是无可救药地掉进了“女博士”这个魔鬼化+污名化的身份之中。

这个25岁的我,和彼时15岁的我,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样的。十年,无论我多努力,所能做的,无非是从一个污名化的境地,逃离到另一个污名化的境地。这不是因为我后劲足或不足,成绩好或不好,而是因为,我是女性。

我们身在中国的知名学府,大多出自典型的中产家庭,收拾打扮一番,样貌也都还算体面。作为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未来的精英阶层,我们有100种方式,可以逃离“污名”,可以不被叫“女博士”而被称为“青年学者”,可以不被叫“老学姐”而被称为“白富美”,可以不被叫“妇女”而被称为“女生”……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年轻,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生节”,享受男生的礼物和赞美。

我们貌美,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神节”,享受屌丝的膜拜和跪舔。

我们有钱,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王节”,享受商家的服务和吹捧。

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年轻、不再貌美、不再有钱,我们是不是就不配再做女性?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能成为供男权社会和商品经济觊觎的猎物,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成为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并且,现实比假设更残酷的是:当你过于年轻、过于貌美、过于有钱,他们一样会窃窃私语,质疑你的身家背景、感情生活、能力道德,然后继续把一盆又一盆污水泼在你的身上。

其实,污名,是无法逃离的。

当他们向这个位置泼污水的时候,我们逃走了。但是他们转而找到另一个借口,向我们现在的位置泼洒污水,我们只能再次逃走了。我们一直奔跑,永不停歇,直到有一天精疲力竭,跪倒在他们面前,要求加入他们,成为递送污水的一员。

我只是想趁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停下来,站到那个已被污名化的“妇女”的位置,和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勇敢罢工示威的女性一起,和二三十年后容颜老去、鬓染风霜的自己一起,告诉那些向我泼来污水的人,他们是错的。

无论男女,我们都可以在停止这场泼污水的无聊游戏之后,变得更好。而这个中止的开关,需要我们共同拉下。

我想要的,不只是今天的爱心早餐,还是二十年后,我在厨房切菜的时候,你在旁边打着鸡蛋和我聊天。

我想要的,不只是你摸着我的脸、赞美我的容颜,还是你拉着我的手、我们彼此讲述光环背后的艰辛。

我想要的,不只是清空了购物车的“买买买”,还是此后一生,无论事业谁强谁弱、薪水谁高谁低,都能够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彼此欣赏。

我并不想当女生、女神和女王,如同我并不想要十几年前的那颗糖一样。我想要的,是成为一个可以被我们彼此都正视的性别身份。

“我们生下来时,社会是这样,是我们的无奈;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时,社会还是这样,是我们的无能。”

我选择和“污名”站在一起,只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的孩子降生的那刻,无论是光棍节还是妇女节,无论是三七、三八还是三九,TA都看到一个干净的世界,都能为自己的性别、身份与生日,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