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雨花记忆︱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郊区概况
百年党史·雨花记忆︱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郊区概况 原创 飞梦雨花 飞梦雨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世界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在一穷二白、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顺利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各项任务，长沙市郊区党委在省委、市委的领导下，积极而慎重地进行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基层党组织工作，为全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沙市郊没有独立完整的行政建制，东、南、西、北四郊分别为文艺、金盆、岳麓、会春四个区（又称外四区），直属长沙市政府管辖。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当月下旬，长沙市政府接管外四区旧政权，先后建立文艺、金盆、岳麓、会春四个人民区公所。
1950年1月6日，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中共长沙市委郊区党委成立。3月30日，长沙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成立，外四区划归郊区管辖。8月，长沙市政府明令废除保甲制度，将郊区所辖的37个保划为18个乡和11个居民委员会。从此，郊区才有较规范的政权体系和独立的行政区划。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全图。长沙市郊区环绕城区四周，湘江纵贯全境，将全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北起捞刀河，南至柏家河，东接湖迹渡、阿弥岭；西部，北抵下大同岭，南达新江河，西临小望城坡，全区面积10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2556亩(水田24859亩，旱土7697亩)，山林5万余亩。1950年，全区总户数35143户，总人口144915人，其中农业人口38612人，城镇人口106303人，分别占总人口数的26.65%和73.35%。
建郊伊始，长沙市郊区党委和郊区办事处面临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
政治方面，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反动地下武装组织负隅顽抗，妄图颠覆新生政权。封建帮会、反动会道门和恶霸相互勾结，破坏活动十分猖獗。游民、乞丐充斥街头，强讨恶要、盗扒抢劫不断发生，烟毒为害甚广，娼妓暗操旧业，失业、难民众多，社会秩序混乱。
▲1949年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经济方面，市场衰败、经济萧条、生产停顿、物资匮乏，加之少数奸商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推波助澜，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时有发生。区内虽有一些作坊、旅社、药店、日杂等个体工商户，但利润甚微。部分地区利用集镇“庙会”“赶集”，自由交易，经营一些南货、农具、种子及农副产品，也多为自产自销，小本经营，税收根本无从谈起。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区内只有少数碾米、榨油缝纫和湘粉等传统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技术落后，地主仍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地少收入低，一遇洪涝旱虫等自然灾害更是苦不堪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生产。教育事业方面，全区无一所中学，仅有小学54所，其中中心国民学校10所，保国民学校33所，私立学校11所。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部，首先接管了外四区10所原中心国民学校，随后对45所小学逐步进行接管，直至1953年全部完成对小学的接管工作。同时，对教师队伍和教材内容等开始进行整顿，初步解决了贫苦子女的入学问题，成人扫盲教育也开始取得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人扫盲班。卫生事业方面，城郊沟塘淤塞、污水横流、饮水污染、饮食不洁,各种疾病时有发生。疟疾、天花、麻疹、脑炎等十多种疾病猖獗一时，尤以疟疾、霍乱、天花危害最大，民间有“谷子黄，摆子（即疟疾）鬼上床”的说法。据1950年调查统计，全郊区70%以上的人患过疟疾，患天花的死亡率高达60.3%。区内医疗设施简陋，药品和医务人员匮乏，只有走江湖的郎中和少数私人诊所，根本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治疗疾病的需求。
交通方面，郊区区域内的长潭、长浏、长常、长平四条城际公路都是砂石路面，路窄弯多，且客运班线少，压班、停班现象时有发生。区内道路既少又差，桥梁也多为临时性构造，能通行车辆的极少。运输主要靠土车、水运和肩挑背扛。
▲长潭公路修筑场景。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郊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虽然受到基础薄弱、经济困难等方面的制约，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郊区党委和办事处领导全区人民迅速稳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工作向社会主义轨道转移。
原标题：《百年党史·雨花记忆︱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郊区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