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那些年，英国人瞎掰的中国故事
前一阵子，英国国会辩论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盖因英国反对党工党的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纳尔，在下议院拿出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引用了“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一句。当然，麦克唐纳尔引用语录且口称“同志”的本意，是对执政党允许中国大量投资英国尤其是投资一些重要领域的行为表示不满。
对于这一事件，中国国内的主要关注点，没有集中在吐槽“英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故乡，也曾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之，作为轰开他国大门的理由，而自己却往往执行的是保护主义政策”。
经历了网络时代的娱乐化洗礼，很多中国人不过将此视作一件好玩事儿而已，就像看到一些外国人唱着中文歌，乃至说着中国地方方言一般。自然也有少数人在急急争辩中国影响力的问题，大概是由于相较扑朔迷离的西点军校雷锋像、或者虚无缥缈的海湾战争美军士兵行囊中的《孙子兵法》，这次引用事件本身是切切实实的。
所谓切切实实，一来麦克唐纳尔的发言，通过视频保留下来，证据是确凿的；二来麦氏没有胡编乱造，这句话确实出自语录中，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原话。要专门找寻出来，想必麦氏和他的团队成员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如若有人说笔者的要求是否太低了，正确引用一句中国人的话，有何必要专门提出来？那是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人们太习以为常了，肯定难以想象在东西方交流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正确的信息传递并不容易。彼时，中国的事情历经万里传到欧洲，无意的误传误导已很难避免，有意地去编造远方故事也不少见。其中麦克唐纳尔的祖先们，近代以前和近代的英国人也“贡献”良多。
13、14世纪，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一批欧洲旅行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所留下的游记，为欧洲的读者带来了比较直接的中国记录。这一时期，不少涉及中国的旅行记录问世，不过其中也不乏以假乱真，鱼目混珠者，比如署名为约翰·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该书的原作者已经不详，据推测为一位英国骑士，其写作时间当在14世纪中叶，最初用拉丁文写成，后方译为英文，以飨“同胞”读者。在被彻底证实为一本伪书之前，尽管有不少人对《游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直到其面世之后的四五百年，仍有不少人相信确实存在过这样一次旅行。
在16世纪以前，《游记》已经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流传，其各种版本多达300多种，远远超过今天更为著名、也更真实的《马可波罗行纪》（70余种）。故而有人认为《曼德维尔游记》是当时最为畅销的非宗教类作品，也是欧洲人对于世界认识和想象的重要来源。
《游记》中的曼德维尔爵士，出生于英国的圣奥尔本斯，自1322年启程，至返回家乡记录下一切，已经是1356年，旅途消耗30余年。基本路线大致是一路向东，由欧洲入地中海，游历了君士坦丁堡、埃及、耶路撒冷等地，进入阿拉伯地区，再经印度、东南亚到达中国，此后再向东，来到传说中东方祭祀王约翰的国家。此处已经是大陆的尽头，一片黑暗之区，即是与天庭乐园的毗连处，再往前就是伊甸园之所在，凡人无法入内。东方的伊甸园、伊甸园中泉水造就的四条大河的描述全部来自《创世纪》。曼德维尔由此折回，返乡并完成了这一部游记。书中最后言之凿凿地宣称，蒙教宗特许，此书被上交到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批，并证实了其“所言非虚”。不过，当代的读者肯定能够判断，这个传说中的委员会是无法对《游记》中的光怪陆离和南辕北辙的地理描述负责的。
据学者通过文献比对研究分析，《游记》的作者大量参考了文森特编撰的《世界镜鉴》，而作品的东方尤其是中国部分，主要来源是鄂多立克的《东游录》。从行程和叙述次第来看，鄂多立克先是由海路经印度洋来到中国，复走陆路返回欧洲，从地图上来看，其路线呈一U字型，中国正在U字拐点上，也是最东之处，其叙述严格按照行程顺序，先西（中东、印度），后东（中国、东南亚），再西（中东）。
曼德维尔的游记虽然连这样的叙述顺序也照搬了过来，但显然对于实际的地理位置不甚了了，故而在其叙述中，曼德维尔是一路向东的，导致了地理上的错乱。最明显的例子是两书都提到了山中老人哈桑建立“恐怖组织”的方式，在山中建造乐园，诓骗人们将之视为天国，并许诺执行了暗杀任务之后，便能永享其乐，以及其组织被剿灭之事。不过《东游录》中，鄂多立克是在离开了大汗之都（汗八里，即元大都）后，向西先到所谓约翰长老之国（当日西方盛传的东方基督教国家，鄂多立克将之定位为今中国陕甘一带），再向西来到山中老人营造的“天国乐园”旧址。《游记》中，曼德维尔却是一路向东行走，所以只能让约翰长老之国坐落在大陆的尽头和海岛上，山中老人更是也屈居一岛，虽保留“山中”名号，但实际上成为了岛上老人。
从内容上来看，《游记》所述也多袭自《东游录》，比如关于大汗的狩猎、宴席乃至皇后、皇子的座次等等，基本完全一致，只是描述极尽夸张之能事。
鄂多立克是圣方济会的修士，游记颇多关注各地宗教信仰情况，他曾注意到杭州有一和尚给数千动物喂食，并将这些动物视作是贵人灵魂之宿主，如此离奇的故事自然也被《游记》收录。值得一提的是，鄂多立克记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矮人国，国人身高仅仅三拃（拃：手掌张开时大拇指尖至中指尖的距离），善种棉花，当地正常身高者的子孙也往往是矮人。《游记》里则添油加醋了不少内容，比如矮人只能活六七岁，还有开采金银的技能等，添加的内容有两点当引起重视，一是矮人会与鸟类发生战争，二是矮人由正常身高者帮忙干活，大汗还需要保证其繁盛。
在人类对于稀奇古怪民族的想象中，矮人或者巨人大概是最为常见的了，相当程度上是来自于对观察的夸大和简单的推衍想象。东西方各地都有关于矮人（小人、侏儒等）民族或国家的大量传说，其起源可能各不相同，但矮人与鸟类之间的恩怨和寻求正常身高者的帮助，这样的说法就比单纯的矮人传说要值得考究。
中国方面最早提到人鸟战争的是成书于汉末六朝的《神异经》，说西海外有鹄国，人身高七寸，“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鹄,过辄吞之”。不过鹄国人不但不短命，还很长寿，能活三百岁，且能日行千里。成书于唐代的《括地志》中的小人更高大，但也怕鹤来啄食，要靠大秦即罗马人来保卫之。这和《游记》所述颇为接近，只是小矮人们的保护者由罗马帝国变为了元帝国。在西方，鸟类吞食侏儒的记载更早，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有飞禽“给侏儒种族带去屠杀和死亡的命运”之说，此后类似记述颇多。
故而学者推测，中国斗鹤小人国的传说来自于西方，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伊利亚特》比《神异经》成书年代早了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不过自西徂东的传说，经过包装传回西方，地域由罗马之南变而为长江之滨，保护者由大秦变而为大汗，足见中西文化交流之妙趣横生。
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后，随着西方航海家和传教士的东来，将中国历史、现状等种种情况传回，由此，欧洲各国的上层人士开始比较集中地讨论中国。在各国知识阶层和思想界中，对于中国的评价和论述层出不穷，出版过一定数量的相关论著。尤其是与欧洲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态以及教化方式，更是引起了思想家、学者们的关注和点评。当然，这些评论大多有借中国杯酒，浇自家块垒的醉翁之意。法国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对中国认识的不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贵族传统与绝对主义王权之间的竞争。德国莱布尼茨和之后的康德、黑格尔等对华评价的变化，实际上也牵涉到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演化。
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不少虚构作品，借助“外人”之口，言说内心所想。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此中高手，孟氏《波斯人信札》自不必多论，伏氏也有虚构中国人对话录的行径。在伏尔泰《哲学辞典》一书中，有《中国教理问答》一篇，内容是孔子的弟子榖俶与鲁公子虢之间的对话，主要涉及宗教和政治，其中充满了地球、佛教和喇嘛等穿越词汇。这次对话的时间被定位于公元前417年周安王时代，不过实际上该年掌权的是安王之父周威烈王，自然孔子的弟子和鲁国也都找不出榖俶、公子虢这般人物。
相比欧陆人士，英国人在虚构中国故事这方面也不遑多让。除了上述的《曼德维尔游记》，还有国人熟知的《鲁滨逊漂流记》——出版于1720年代的续集。在《续集》中，鲁滨逊没有再去未开化的无人岛，而是来到了“半开化”的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作者笛福借着鲁滨逊之口，对中国大加贬损，表现得极不以为然。早在1705年，笛福曾于《丛录；杂忆月球之行》（The Consolidator;or Memoirs of Sundry Transactions from the World in the Moon）中讽刺性地盛赞了中国。在《续集》中，笛福不再使用反讽的口吻，而是直言中国政治糟糕，军事落后，百姓也缺乏教养。《漂流记》最初的中译者林纾曾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不过出于警醒同胞的目的，还是将之翻译出版。另外，有学者注意到正、续两部漂流记中，对中国瓷器表现出的极大恶感，甚至让鲁滨逊在小说中单枪匹马发明了瓷器，这很可能与笛福不成功的砖瓦厂经营受到中国瓷器的冲击有关。
近代欧洲，通过幻想类小说或者虚构异域故事表达政治意见和观感是一种常见的手法，笛福的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皆是如此。不过好歹作者们并不像《曼德维尔游记》一般，强烈主张作品中的旅行为千真万确。不过就在18世纪初，笛福写作月球故事的差不多同时，一部署名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azaar）的《台湾史地概览》（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横空出世，轰动一时。相比作伪界前辈“曼德维尔”的脑补旅行，“撒玛纳札”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索性宣称自己来自台湾岛，是当地的土著居民，被传教士带到了欧洲。如同曼氏一样，今日已难以搞清撒玛纳札究竟是何人，只知其出生于法国南部，早年接受过神学教育，因生活所迫，在欧陆多国流浪，最后来到英国，写作出版了《概览》，由于书中大力赞扬英国圣公教，而把天主教、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抨击了个遍，也可算作是个“精神英国人”。
《概览》一书分两卷，第一卷从地理、历史、信仰、习俗、生活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台湾的大致情况。第二卷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作者来到欧洲的“经历”，其次是冗长的宗教认识和观点。由于作者本人原先是打算冒充归信基督宗教的日本人，但是协助他去英国的牧师英尼斯觉得这一身份不够劲爆，就对外号称来自于更显神秘色彩的中国台湾，为了说得通，他不得不辩解称台湾被日本占领了。不过此时康熙皇帝已经收复台湾并设官管辖二十余年，消息也传到了欧洲。为了避免穿帮，谎言必须用谎言来掩盖，撒玛纳札充分发挥想象力，编造了一套跌宕起伏的东亚历史。
先是台湾被鞑靼皇帝入侵，历经三朝统治，鞑靼皇帝逼迫台湾人信伊斯兰教，引起人们的反抗，终于打败了鞑靼人，实行了自治。此后又面临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到来以及荷兰势力的蚕食，最终还是驱逐了荷兰人。此时，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里安大奴（Meryaandanoo）登场了，他还是一个中国人，去到日本为官，深得日本国王和王后的欢心。此人是个大野心家，他一面讨好国王和王后，一面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势力。在时机成熟后，他挑拨王、后关系，谎称王后与贵族私通，用喂毒的兵器杀死了王、后。因国王的儿子都是庶出，而莫里安大奴有军队的支持，遂在混乱中窃取了王位。此后，莫里安大奴打起了台湾的主意，他假称生病需要到台湾祭祀，在运送祭祀物品时，悄悄把士兵埋伏在大象驮的轿笼里。埋伏的士兵同时突然发难，逼迫台湾人投降，遂占领了全境，台湾由此被日本派来的“邦主”统治。
以上这段“历史”，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皇帝、成为日本国王的中国人、有如特洛伊木马的大象轿笼等，放在今日受过最基本教育者看来，估计都会发出感叹：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尽管如此，撒玛纳札还是各种反复强调，言之凿凿。此后他又将道听途说与想象相结合，编造了台湾的风土人情信仰习俗等等，最难为他的是还编出了一套台湾字母表，可称英国仓颉，不过却也载在上面，因为别人让他用这种“文字”写同一段话，不同时间写出来的竟然不同，想必其还没有运用纯熟。
在撒玛纳札之后，1760年代，奥利佛·哥尔斯密写下了《世界公民》（原名《中国人信札》），1820年代沃尔特·兰多写下了《想象的对话》，前者显然模仿《波斯人信札》以中国人李安济的名义写信，后者虚构了中国皇帝和出使过英国的中国大臣清蒂的对话。两书都用“中国”旁观者的视角批评了欧洲，尤其是英国在政治、礼俗等方面弊端。1840年代后，五口通商，中西交往更加密切，敢于明晃晃出来吹牛的人几乎消失，以虚构异域故事来针砭时弊的风气也逐渐消散，此类胡编乱抄的中国故事才不再以宣称为亲身经历的方式出现。
总而言之，中英订约以前，英国人瞎编的中国经历和中国故事，大体用意有二。其一，实说白了就是图个乐子，以光怪陆离的神秘异域风光和奇闻异事引起读者的兴趣，搏名图利。其二，则是借他者之口，述自家心事，借杯酒，浇磊块。这两种情况下，真实的中国究竟如何，实际并不重要，只要达到言说者的意图即可。“中国”成为了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容器，或者装载着奇异可怪，满足英国人的异文化想象，或者装载着冷静的旁观者、榜样抑或是负面典型等等各种身份，当然这些都不一定与真实的中国有关。
仍然回到开篇的“小红书”事件。今日的交流，洵非当日可比。《毛主席语录》上的话在英国国会出现，撒切尔夫人的名言也在中国网络上流布，中国资本来到了英伦三岛，中国的教师也走上了英国学校的课堂，似乎真正的中国和真正的英国之间，在全球村的架构下沟通无碍，然而果真如此么？以对方为符号容器，借杯酒浇垒块的情形并没有消失，只是不似往日那般嚣张与肆无忌惮，而是如同幽灵一般，隐藏在各种“真实”的身后（“我亲自去过，我看原版书”云云），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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