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副秘书长：在新丝路建设中，交大必将承担更重要使命

交大西迁是1955年3、4月间启动的。60年后看交大西迁，有几个基本方面：

一、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7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党。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交大的情况是这样：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1952年起，一批综合大学如清华、浙大等改办工科，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大、天大和哈工大。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3所：交大、清华和哈工大，教授交大最多。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第一个建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等尖端专业。因此，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是很光荣的。

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同样是出于中央后来的精神，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形势缓和，国家急于建设，内地管长远，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总理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总理在1957年5、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讲话。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是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二、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交大迁校是高教部根据全国教育发展实际提出的，实际上也具体指挥了交大迁校。高教部长杨秀峰来学校多次，特别是1957年6、7月间他连续在交大工作61天，忙起来常常彻夜不眠。他在上海座谈、谈话共计86次，在西安也多达76次，往往一天中就要安排几次，而当时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杨秀峰历来是主张全迁的。

陕西省为交大迁校付出巨大努力，地要多少给多少，要哪里给哪里，一切特事特办。这样，5月看地方，10月就建房子。1956年迁校后，连给外宾吃的大米都先紧交大用，菠菜到广州去运。为解决交大调爱人、子弟就业，把自己的人先调出来。所以总理讲，省上和市里给交大照顾够多了，别的单位都要眼红了。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都来学校与学生座谈，市里开人代会的一致呼声是把交大留住，情景十分感人。

上海从陈毅主政时就赞成交大西迁，柯庆施上任后一如既往支持，为西迁开专列，敲锣打鼓欢送。但也有压力。中央要求加强沿海建设，上海很着急，要求新建机电学院，但对交大西迁仍是无保留支持。1957年迁校发生争论，柯庆施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正如杨秀峰所说：“上海市委考虑支援内地，中央考虑，要照顾上海。”将支援内地和照顾上海紧密结合起来，既立足于长远，高度重视大西北建设，又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和潜力，就成为一校两地新迁校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

三、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交大西迁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动作很快。接到电话通知就进行部署，一个月之内请示了高教部，联系上陕西和西安领导机关，并选择新校址。彭康带领几大教授来到西安实地考察时，正好是他接到电话通知的一个月。紧接着学校又做了迁校决定。基建方面10月动工，次年6月就可以住人，8月就可以迁来上课了。

其次是组织严密。彭康总览全局，行政上由唯一的副校长陈石英负责，党内由唯一的副书记邓旭初负责。苏庄调来任副校长后，整整4年全面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西安分党委接受上海市委和西安市委双重领导。新校园建设和搬迁是由总务长任梦林负责完成的。

第三是迁校、日常工作两不误。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学校科研起步，任务很重；同时学苏联，建专业，办新专业；本科改为5年制，研究生招生扩大，教学质量还要保证。又要建校、迁校，又要提高质量，这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务。

第四是抓好后勤保障。迁校中的后勤保障好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几乎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迁徙前什么都想到了，迁徙中感到很顺利，到达后是一团温暖。加上调爱人解决得好，食堂、医务所、幼儿园都有，中小学也很快办起来了，上海的服务业进了校，“西安有个小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紧张心理。

第五是正确处理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1957年4至7月间，由大鸣大放引起，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关，也与全社会氛围相呼应，加上迁校本身的一些问题，非常复杂。彭康和苏庄带着大家分别在上海、西安两地做工作，加上高教部和地方党委支持，化解了矛盾，保证了西迁新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第六是调动积极因素。交通大学饱经沧桑，但内迁西安却要算它有史以来所经受过的一场最严峻考验。因为它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它不同于战争年代临时性的迁徙，而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去开创大业。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巩固不起来，迁校就难以成功。而这所有的积极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建功立业、成就事业。

交通大学师生的大部分迁到了西安。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占教师总数七成。1954级、1955级学生80%以上，1956级新生全部入住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全部历史档案，相继运抵西安。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彭康为标志，交通大学的主要领导力量转移到了西安。1955年1月学校首届党员大会选举出的党委委员14人中，有10人迁往西安工作。迁校中学校党委常委共有7位，其中6位迁往西安工作。

四、正确认识交大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交大迁校重要决定，周恩来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陈毅副总理说：迁校对不对，十年后看结果。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成为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5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当年是对迁校报告圈阅过的，胡耀邦1965年任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时来交大讲过话，习仲勋两度来过交大。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与北大、清华等10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1984）。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1993、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他写给沈尚贤的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曾庆红出面解决部分西迁教职工住房问题。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首批进入“211”（1996）、“985”（1999）工程，成为“985”第一层次建设的2+7高校之一。

教育部的评价：

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后，高教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

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大发表讲话指出：“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再过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的长篇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与未来相连接。可以想见，在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西安交大必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贾箭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