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曾三评屠呦呦获国际大奖争议：一人获奖不公平吗？
【编者按】
北京时间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身份揭晓，85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等3人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屠呦呦也成为诺贝尔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第12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
继2011年获得美国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后，屠呦呦凭借发现青蒿素再获世界级大奖。与四年前一样，围绕这位新任诺贝尔奖得主的争议随着关注度的提升水涨船高，两次聚焦的话题仍保持着高度一致：非院士身份、单人获奖资格，以及恶劣条件下逆袭对当今科学界的意义。
在获得拉斯克奖后，《人民日报》曾发布三篇《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系列评论，逐一分析三大争议，虽然是旧作再重提，文中观点时至今日仍新：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之一——一人获奖不公平吗
前不久，拉斯克基金会把2011年度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研究中的贡献。这是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授予中国科学家。
这一迟到的国际认可在国内引发的，除了自豪、兴奋，还有不绝于耳的争议，和值得倾听的反思。
屠呦呦的获奖，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应该不仅仅是一座奖杯。透过这面多棱镜，探讨分析其折射出来的现象与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无裨益。
“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自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类似的言论就不绝于耳。
我们不妨对青蒿素研究的历史稍作梳理――
1967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科研人员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1969年1月，年轻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以组长的身份加入该项目。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筛选，该小组最后把焦点锁定在青蒿上。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屠呦呦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号样品”，该样品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为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内部会议上首次公开报告的全部内容，引起参会人员的极大兴奋。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启示、鼓舞下，云南药物所的罗泽渊与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也分别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临床应用、结构测定和新药研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周维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以“第一”论英雄，也是其他国际科学奖项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在历届诺贝尔科学奖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提出“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两个月发明更有效的测定方法的德国化学家米夏埃尔?卡拉斯和弗伦茨?希伦坎普只好望洋兴叹；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首次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和蒙塔尼，另一位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盖洛则名落孙山；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了光纤通信的发明者高锟，而不是后来突破光纤工艺、实现产业化的美国康宁公司与日本仙台大学的学者……
以“第一”论英雄，并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第一发现者在科学研究中独一无二的贡献。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个发现者或发明人开启了希望的大门，为后来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径，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试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结构测定和药物改良就无从谈起，“东方神药”不知何时才能诞生。
科学研究不是“记工分式”的简单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险。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创”，才能激发更多的勇者不畏艰难，向着光辉的顶点执着攀登。如果在科技奖励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不仅不公，而且有害：这样做不仅消解了第一发现者或发明人的价值，也会打击他们的创新积极性，阻碍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之二——三流条件何以创造一流成果
“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在2011年拉斯克奖颁奖典礼上，斯坦福大学教授露西·夏皮罗以这样的表述，高度评价青蒿素的发现。
让国际同行感到震惊的是，这一“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却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正如2002年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在《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真正让外国同行们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
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网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么就难得做出世界级的领先成果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挖掘原创的成果。
这话可谓一语中的。前不久在第五届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立大会上，荣誉组长周光召坦言：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由于急于求成、过于浮躁，虽然我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连年递增，跟踪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就是缺乏能开辟新领域的重大原创成果。
科技界的浮躁现象之所以难以改变，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难辞其咎。比如，科研项目政出多门、申请程序过于复杂繁琐、评估考核过于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在考评机制上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许多单位还把论文与奖金、晋升等挂钩，致使科研人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造假。难怪许多科研人员呼吁：尽快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给科研腾出一片净土，鼓励年轻人安安心心地做科学！
在期待体制尽快改善、环境及早净化的同时，科研人员也应自励自省，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攻坚克难。毕竟，现在的科研条件比当年好了许多；而体制的改革、环境的完善尚需时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就青蒿素的研究历史进行深入调查，他的这段话意味深长：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做出了杰出的成就。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之三——为什么落选院士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编者注：前两篇文章原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3日第16版科技视野“科技杂谈”栏目，第三篇原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7日第20版科技视野“科技杂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