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谈屠呦呦获奖争议：如果要挑选一个突出贡献者，那就是她
北京时间10月5日17时35分，诺贝尔奖官网公布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获奖名单，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爱尔兰寄生虫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日本微生物学家大村智（Satoshi Omura）共同荣获这一殊荣。
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屠呦呦也成为诺贝尔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第12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10月5日晚间，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同样在5日晚，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药理学和肿瘤生物学终身讲席教授王小凡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屠呦呦获诺奖，代表一代伟大的中国科学家们的贡献到现在终于被正确地认识到了。
2011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2011年度美国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 (Lasker 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当年有国内媒体称之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那么，为什么1972年屠呦呦就获得并报告了青蒿素，39年后才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鲁白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与中国学术界与国外交流较少有关。
鲁白称，之前的种种世界级奖项都是国际学术界对屠呦呦研究工作的认可，虽然4年过去，在国外屡次获奖的屠呦呦仍然没有获得过中国国内的学术大奖，这还说明中国对科学的评判标准和国际上标准有差异。
他认为，在青蒿素研究上，屠呦呦至少有两点贡献，一是她通过中医著作文献梳理和拜访老中医，锁定了青蒿作为药物筛选对象，而非鳖甲、乌头等；二是率先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的有效成分。传统中药是用水煮，但青蒿素不耐热，水煮之后就分解了，换用乙醚溶出青蒿素，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屠呦呦采用这一技术最先提纯了青蒿素，并在1972年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这是她的原创想法，也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科学》杂志当年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523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诺贝尔奖似乎是这一争议的回应。
“中国的学术界更认可的是什么？是工作量、完整性？是谁的手把它做出来的？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次体现了对原创性科学研究的尊重。”鲁白介绍说，青蒿素的提纯工作是屠呦呦带领的一名助理研究员实际操作的，但屠呦呦是团队负责人，是Intellectual leader（智力领导者）。
2011年8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与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等人合著的《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下称《丰碑》）一文称，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外界普遍认为，屠呦呦的获奖与《丰碑》一文的推荐息息相关。
而在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Cell）于9月专门刊发综述《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下称《发现》），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和贡献。
鲁白也认为，饶毅的文章和《细胞》的综述对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起了推动作用，否则可能要等更久。
争议与沉默
在2011年的拉斯克奖颁奖典礼上，81岁的屠呦呦带着准备好的手稿上台：“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屠呦呦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20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交战中的美越两军亦深受其害，在越南领导人向中国发出求援后，1967年，中央领导人直接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523”项目启动，项目集中了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
1969年1月，时年39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屠呦呦加入“523”项目中医药协作组，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组长的身份，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道研制新药。
从拉斯克奖开始，这个一直不为大众所知的科学家的突然出现，连带着曝光了一系列“陈年往事”。
拉斯克奖名单出炉后，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示，对于美国将拉斯克奖仅颁给屠呦呦一人，他觉得“很难办”：“美国人给中国人一个奖，这是好事。当时西方不承认，现在承认了，只要承认是中国发明的，我就高兴。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只颁给一个人，有些不合适。”张剑方说，“我希望中国医务工作者不但能得这个奖，还能得诺贝尔奖。屠呦呦可以得奖，她有一定的贡献，但我不赞成她一个人得奖，我赞成国家科委批准的发明单位都应该得奖。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得奖，整个523项目组的人都不会同意。”
《发现》一文作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则称，当年推动青蒿素发现的“523项目”确实是一个涉及数百人的项目，“问题是，如果你需要去挑选一个突出贡献者，那么屠呦呦应该就是这个人。所以如果你坚持一个团队，那么你就不会得到诺贝尔奖了。”
但除了颁奖礼上的公开发言，对于中国医学界的争论，屠呦呦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青蒿素的发现，离不开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推动。10月5日晚，《丰碑》作者之一张大庆向澎湃新闻分析：“‘文革’期间，这是一个战略任务，和现在不一样，这不是一个科学家自发的探索性研究，任务就是一层层往下安排的，很多人协作，屠先生自己也讲了当时很多人在做这个事儿，而且是有组织的，多个中心的协作研究，每个地方就有自己的立场，包括对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的。”
《丰碑》介绍，在极“左”思潮主导下，当时中国的所有文章几乎不标个人作者，要么用集体作者（如“青蒿素协作组”、“胰岛素合作组”）。不标明作者对以后确定科研工作的功劳带来较大困难，这也是青蒿素成就归属有争论的原因之一。“为了平等而取消标明作者，带来其后更多争论，颇具讽刺意味。”
张大庆认为，绵延至今的争议无可厚非。他拿接力跑打比方，“屠先生可能说是运气最好的，她相当于最后一个冲刺者，拿的最后一棒。在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要把其他的参与者忘了，还有很多人对此做出了贡献。而且现在她已经得了奖，再讨论也没意义。”
“‘三无科学家’是不公平的表述”
诺贝尔奖委员会称，寄生虫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原因，在贫困地区尤甚。而寄生虫疾病已经困扰人类数千年。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而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发现了阿维菌素，其衍生物减小了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的发病率，并对治疗其他寄生虫疾病也有效果。
这两项发现，每年都帮助数百万人对抗疾病，减轻痛苦，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6日发文称，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比起来，无论是荣誉还是奖金，相形之下都可以被忽略不计。在中国，每年因为疟疾死去的人数已经降到了两位数，而在以往这个数字可能是数十万；在非洲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青蒿素同样被视为“神药”，甚至有新生儿的父母就把孩子以青蒿素的商品名命名。
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
仅有大学本科学位的屠呦呦曾被外界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既无博士学位、也无海外留学背景、头顶上更无中国两院院士桂冠。她甚至在研究工作中没有发表过SCI论文。
同样地，对于“三无科学家”的说法，她也没有公开发声，但张大庆对这样的表述并不赞同：“因为屠先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文革’那时候就没有博士，也不存在院士的问题，像陈寅恪先生讲的，要以历史理解之同情去看，要回到历史中去看，那时候屠先生为了国家的需求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没有说需要院士来组织工作，当时就是小年轻人，也没有大科学家来组织工作，可能成分好更重要。你也不能说现在的院士就没贡献，说不定人家以后也会得诺贝尔奖，这是标签化的表述，对谁都不公平。”这一观点也与苏新专的看法一致。
“最好是踏踏实实做研究，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想得什么奖，屠先生在‘文革’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这些，其实科学的成就是在不经意间逐渐积累起来的，所谓的成功谁都不能再复制，也没有可追寻的套路，扎扎实实做工作就行了。”张大庆还认为，不能因为个案否定一般的事实，“科学界现行的体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现在还不知道（屠呦呦的经历）对体制变化有多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