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常态｜那些年，世界老大与老二们不得不说的故事④

融入式复兴：二战后的美德关系

同样是战败国，由于冷战时期位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前线，联邦德国虽然也和日本一样拥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从建国伊始，其就不得不将维护国家的生存作为制定外交政策和处理美德关系的重点。

从1949年至1961年，德国确定了以“实现欧洲防务的一体化”和“建立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来赢得“最终统一”的战略。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1955年恢复主权之前还是之后，德国都是美国“忠诚的小伙伴”，双方的摩擦主要来源于联邦德国对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不满，包括1955年美苏日内瓦会议、1956年雷德福裁军计划、1958年杜勒斯考虑承认民主德国、1961年肯尼迪政府使用“西柏林”一词并默许柏林墙的修建等。不过，在这些风波中，联邦德国采取了以美德关系为重、避免猜忌、接受美国政策调整的态度。

伴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初步稳定和美苏在欧洲对峙的相对缓和，1960年代的德国也产生出了日后被称为“新东方主义”的思潮，其内核就在于提出了“只有实现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德国才可能统一”的新命题。在1969年勃兰特上台后，这成为了正式的国家政策，它的内容包括了以国际法以外的方式承认民主德国、认可现有的民主德国与波兰的边界、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 换而言之即为“承认二战后的政治现实”。随后两德于1972年达成协议，联邦德国也于1975年成为宣示“欧洲边界不得改变”的《赫尔辛基宣言》的签字国并加入了欧安会，这标志着联邦德国转变为了接受现状的“正常国家”。

对于新东方主义，美国虽然心存疑虑，但是总体上仍然支持联邦德国的“缓和政策”，也一直希望德国能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1970年代后，虽然德国仍然将美德联盟和巩固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强调联邦德国的安全应当扎根于美国的保护和北约防务之中， 但是在如何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等具体问题上不再对美国亦步亦趋，双方的地位日趋平等。

勃兰特之后，不论是施密特还是科尔都积极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至于到了老布什政府时期，德国已经被被称为“领导层的伙伴”，而在克林顿政府时，德国更是被唤作“决定性的盟国”，被视为能够起到连接东欧与西欧各国作用，美德关系则更是“独一无二的友好伙伴关系”。 这使得国际社会一度产生了英美特殊关系已经被德美特殊关系所取代的观感。

冷战后至今，美国与德国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北约和美德联盟的发展方向上。德国认为北约东扩的对象应当是与德国毗邻的中东欧国家、不应延伸过远，同时北约的活动也应当从军事扩展到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并将俄罗斯纳入其中；此外，尽管德国政府在2001年排除国内反对、加入了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打击行动，也参与了阿富汗重建，但是德国依然强调通过多边机制来进行“域外军事活动”，并且不愿意在这些行动中像英国那样承担实质性的军事负担。为此，美国既为德国在对俄态度的立场表示疑虑，又对其“机会主义”、“继续搭安全便车”的做法颇具微词。

然而总体看来，即使是在苏联威胁消失后，德美关系仍然是一对高度稳定的盟友关系。与日本相比，德国自冷战起承担的义务要更多，但是又没有像前者那样对美国存在结构性的经济依赖。尽管德国在一开始也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庇护，但是在经济起飞后，德国的主要贸易目标就转为了其他欧共体国家，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相互影响力也较为有限， 这反而使得德美之间没有发生日美式的经贸摩擦。目前美国国内虽然也有人批评德国25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影响了其他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恢复， 但是由于美国对德国贸易逆差仅仅是日本的一半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多，因此这更多的是一个多边而非双边经济议题。

可以说，德国在二战后选择了融入现有国际秩序、接受已有的政治现实的基本道路，同时在“搭安全和经济便车”时又更有限度，而这造就了复兴的德国与稳定的德美合作关系。（未完待续。下一篇是终章：对中国的启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