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常态|那些年,世界老大与老二们不得不说的故事③

肖河
2015-09-18 07:37
来源:澎湃新闻

盟友的结构失衡治理:二战后的美日关系

作为曾经的挑战国,日本在二战后与美国达成了一项明确的契约,那就是日本愿意以牺牲部分自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以及日本可以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中“较少承受共同负担”,并且这一契约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失效。

但是在这一基本框架中,美国对日本在其构建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中搭便车的容忍度,却是存在较大时空变化的。

总体上看,美日间的冲突和矛盾主要集中在经贸关系领域,双方大致经历了1971年前的“善意忽视”、1971-1985年间的“贸易控制”、1985-1997年的“体制改革”、1997年后的“经济议题多边化”等四个阶段。

为了解决双边经贸摩擦,美国和日本创造和利用了多种政策工具,而其试图解决的也是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种种麻烦高度相似的问题。

随着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复兴以及美国对盟友的刻意市场开放,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迅速扩大,其中纺织品率先引起了贸易摩擦,最后在1957年,美国和日本首先就纺织品领域签订了自愿限制出口协定。不过在这一阶段,美国总体上仍然是要鼓励日本的“贸易立国”政策,希望其尽快实现经济腾飞,以助力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目标。

随着这一趋势的继续发展,1965年美国开始成为日美贸易中的逆差国,包括电视机、钢铁和汽车在内的行业也纷纷到遭受到日本出口的严重影响,其中从1960到1980年间美国的电视机制造业几乎面临了毁灭性的的打击。

此后,美国开始了与日本政府的集中贸易谈判,不仅与后者达成了一系列关于自愿出口限制和有序销售的协定,还提出了自主进口增加措施这一新工具。尽管如此,除了1985年后缔结的半导体和汽车协定之外,大部分日美双边经贸协定在解决日美贸易失衡问题上都效果不彰。

在贸易控制手段不灵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将谈判的重点转移到日本的金融和经济的全盘体制上来,其基本点是要求日本不能再搭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免费便车,起码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开放市场,打破由贸易壁垒和国内名目繁多的管制措施所构成的结构性障碍。

在这一阶段,美国一方面敦促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并获得了日元在1985、1990和1995年三次急速升值的巨大成果 ;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展开了“市场重视型个别协议方式”的单一行业市场开放谈判以及首脑级别的宏观体制谈判。美国甚至在谈判中为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提出了多个定量目标,包括经常收支顺差占GDP的比例、工业制品的进口比率、外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等、政府采购中外国产品的份额等。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发展模式还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异类”,需要得到全盘革新, 美国也先后和海部俊树、宫泽喜一、桥本龙太郎等日本多届政府达成以国际开放、减少管制和遵循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双边综合协议。

由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走向停滞,在结构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的情况下,日美经贸议题的“政治性”就随着日本“经济竞争者”形象的淡化而得到消解,美国也放松了对日本的施压。

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不再关注日本的“结构失衡”问题。事实上,日美间的经贸争端和进一步谈判大部分被转移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贸易协议等多边框架中来,这也有利于日美经贸关系的紧张程度的降低。例如在当前的TPP中,就涉及到大量的行业开放和统一各国管理标准等议题。

一言以蔽之,在经贸全球化的时代,即使是如美、日这样建立在牢固的政治和安全考量之上的一段“收益和成本”极度不平衡双边经济关系,仍然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会引发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的一系列的冲突。可谓是拖延的时间越长、所要面对的困难也就越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