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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针经”:中国古人的“航海秘笈”
刘义杰
2021-07-26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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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古人行船航海风险极大,为求得航海人员的心理安慰,在出海前都要举行各种祭神和其他祈祷仪式。刚刚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中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就是南宋泉州官员为航海顺风得利举行出航仪式后留下的摩崖石刻。这些珍贵的石刻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密切关联的历史信息,而祈风仪式需要遵循的程序也会被记载在古人的航海工具书中,这种工具书被称为“海道针经”。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

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

曾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的“序言”中描述了我国15世纪帆船航海的情形:“惟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年累旬,昼夜不止。海中之山屿形状非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记算无差,必达其所。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巩珍所描述的,正是帆船航海时期引导海船航行的具体情况。
航海时,火长依靠三样物品进行引航:航海罗盘、针经和图式即航海图。“针经”就是“海道针经”的简称。历史上,自三国以后,海道渐多,就像道路一样,人们可以循着海道来往,便开始将其称作“海道”。航海罗盘发明之后,将“海道”的指南针针位和里程等记录成册,可以用来导航,这种册子被称为“针经”,用“海道针经”总其称,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航海指南工具书。征集自惠安的一份针路簿中有关“泉州”的一页,抄录于上世纪60年代

征集自惠安的一份针路簿中有关“泉州”的一页,抄录于上世纪60年代

何为海道针经?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条条航线,每条航线都有这种针经,有“舟子各洋皆有秘本”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海道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每条海道对船家来说,都是生财之道,所以,针经一般都仅在家族内传承,轻易不会外传。清康熙年间,琉球人程顺则得到一套针经和航海图,便将赠予者尊称为“闽之婆心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西两洋海道及沿海各地航线,均有海道针经。各地对针经的称呼也各不相同,但都是航海指南工具书。北宋末年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可视为海道针经的最原始的版本。据徐兢在书中的记载,他们在航海中也参考过前人留下的航海指南类工具书,徐兢参考的是一种称为“海程”的参考书,因此,在徐兢之前的海道针经应称作“海程”。元朝定都北京,首都粮食供应来自江南,需从长江口到天津,史称“海漕”的海上运输就成为维系国家命脉的关键。于是,海道能否畅通尤其重要,海道针经开始出现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据《大元海运记》记载:“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前照磨徐泰亨,曾经下海押粮,赴北交卸。本官记录,切见万里海洋,渺无际涯,阴晴风雨,出于不测,惟凭针路定向行船,仰观天象以卜明晦,故船主高价招募惯熟梢公,使司其事,凡在船官粮、人命,皆所系焉。”元朝海漕经过不断探索,三次变更海道,但都要凭针路定航向。徐泰亨将其针路记录成册,编成一本称作《海运纪原》的册子,现存的《大元海运记》收录有《漕运水程》,这个《漕运水程》很可能就是从徐泰亨的《海运纪原》一书中辑出。《漕运水程》还保存在明代人编印的《海道经》中,其中记录的从江苏太仓到天津塘沽口的海道,虽没有针路的完整记述,但其中有大量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的记载,说明整个海道也是利用航海罗盘进行导航完成的,因此,可以认定《漕运水程》就是一本海道针经,是现存已知的最早的海道针经。
明朝开始,海道针经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了较多的记载。郑和七下西洋,还聘请有番火长,二十多年的航海经历,本应有丰富的航海资料留存,可惜,出于种种原因,除了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三本外,基本看不到系统和完整的航海文献。明万历年间编纂出版的《武备志》中,刊刻了一套《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郑和航海图》),它不仅是郑和七下西洋时的航海示意图,还是一部最早的针路簿,即海道针经,因为在这幅长卷图幅中,在用来表示针路的虚线上下两侧,分别将郑和下西洋时的针路完整地记载了下来,我们如果将这些针路按针路簿的格式编辑起来,它就是一本典型意义上的针路簿。因此,我们可以说,《郑和航海图》也是一部海道针经。从明初的郑和下西洋航海活动后,朝廷虽禁止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仅保留了极少量的朝贡贸易,但民间的航海活动却从未停止过。航海家在不断航海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并将之编辑成航海指南,形成了许多的针路簿。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郑舜功准备从广州出发前往日本,临行前,曾广泛地在社会上征集海道针经,“人有以所录之书应者,谓之曰《针谱》。……后得二书,一曰《渡海方程》,一曰《海道经书》,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也”。《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

郑舜功因这两种海道针经都没有通往日本的海道针路而未用。再后,又得三种海道针经:一曰《四海指南》,一曰《航海秘诀》,一曰《航海全书》,遂得以成行。郑舜功征集到的《渡海方程》以及与它同书异名的《海道经书》,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福建漳州人吴朴编撰的一本海道针经。据董谷在《碧里杂存》一书中的介绍,“余于癸丑岁(万历四十一年,1613)见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1537)福建漳州府诏安县人吴朴者所著也”。吴朴所撰《渡海方程》,在明代后期影响很大,被一些著述反复引用。如郑若曾嘉靖四十一年(1562)编撰《筹海图编》时,在其“参过图籍”中列有“海道针经”两种:《渡海方程》《海道针经》。郑氏另有《郑开阳杂著》一书,其中“太仓使往日本针路”条下注有“见《渡海方程》及《海道针经》”其他如王在晋的《海防纂要》,邓钟的《筹海重编》《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转录有“太仓使往日本针路”和“福建使往日本针路”,也都来源于《渡海方程》和《海道针经》。从董谷对《渡海方程》的描述来看,《筹海图编》等书所收录的这两条针路,应该分别来自《渡海方程》和《海道针经》。在不知道《海道针经》另有作者的情况下,大家都误以为它们都来自《渡海方程》,田汝康先生还认为《渡海方程》是“中国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其实,《海道针经》的作者为明代著名的学者周述学。周述学与郑若曾同为胡宗宪的幕僚,据《明史》记载,“周述学,字继志,山阴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邃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自历以外,图书、皇极、律吕、山经、水志、分野、舆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风角、鸟占、兵符、阵法、卦影、禄命、建除、葬术、五运六气、海道针经,莫不各有成书,凡一千余卷,统名曰《神道大编》”。郑若曾在编撰《筹海图编》时参考的图籍中,《海道针经》应该就是周述学编撰的《海道针经》。王在晋在万历年间编《海防倭纂》时,除了参考过《筹海图编》《筹海重编》等书引用的《海道针经》外,还在其参考过书籍中列有《海道路程》一种,应该是未被其他文献著录的海道针经中的一种。东山岛一收藏家收藏的针路簿

东山岛一收藏家收藏的针路簿

东山岛一收藏家收藏的针路簿

东山岛一收藏家收藏的针路簿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福建漳州张燮编撰成《东西洋考》,其中卷九为“舟师考”,录有东、西洋针路,其在“凡例”中说:“舶人旧有航海《针经》,皆俚俗未易辨说,余为稍译而文之。”与张燮相类似的在旧本海道针经基础上编撰出新本海道针经的还有琉球国人程顺则,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琉球国人程顺则在福建福州编成琉球版的海道针经,曰《指南广义》,这本域外海道针经,乃基于中国的底本。程顺则说,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获得福建航海家赠送的“航海针法一本”,程顺则据此编辑成书,他说:“旧本颜曰《针簿》,嫌其俗也,今改为《指南广义》。”在其所录的针路中,有明洪武年间移居琉球的闽籍航海家流传下来的《针本》,也有来源于历朝册封使记录的《针簿》。程顺则虽为清康熙时人,但其编撰的《指南广义》乃基于明代海道针经整合而成,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早的海外版的海道针经。《指南广义》有刊刻本和手抄本存世,从已知的海道针经来看,《指南广义》也是存世的最早的海道针经单刻本。
1935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馆员向达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发现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抄录回来后以《两种海道针经》书名出版。经过向达校注的这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它们的出版使得我们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我国帆船航海时期海道针经的原始面目。《顺风相送》封面

《顺风相送》封面

大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顺风相送》,是迄今为止传世的最早的海道针经。它与吴朴的《渡海方程》及周述学的《海道针经》等明代的海道针经一样,是我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整理成书的航海指南。清代以后,方志及个人笔记中较多地保存了海道针经的内容。清代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为福建一府,闽台之间以航海沟通,所以,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台海针路资料。《台湾志略》中说道:“通洋海舶,掌更漏及驶船针路者为火长,一正一副,各有传抄海道秘本,名曰《水镜》。”《澎湖志略》则谓:“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保所遗,名曰《洋更》。”由向达先生校注出版的《指南正法》,原刊于《兵钤》一书中,向达先生考证其为康熙末年的作品。清《山东海疆图记》中记有山东沿海针路,以收集整理者命名为《黄中海程》,是继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代徐泰亨《漕运水程》之后,我国北方海区的又一本海道针经。在以上罗列的见诸文献的海道针经中,编辑成册且有名目的海道针经有:《海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漕运水程》《海道经》《郑和航海图》《渡海方程》《海道针经》《四海指南》《航海秘诀》《航海全书》《海道路程》《顺风相送》《指南广义》《指南正法》等。另外,还有一些海道针经直接以《针经》《针本》《针簿》《针谱》《针位》为名,不一而足。而作为舟子秘本,海道针经有另外一种称谓:《更路簿》或《水路簿》。“更”是我国古代航海家用来计算时间和航程的时空复合单位,是海道针经中主要术语之一,故海道针经也可称为《针路簿》或《更路簿》,但将海道针经命名为《更路簿》则主要集中在海南岛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对海南岛的田野调查,发现收藏在民间的各种《更路簿》有40多种。他们主要是海南岛渔民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时使用的航海指南,一般都在家族和邻里间传承,相互传抄并根据各自的航海经验不断修订,其上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晚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在使用中。海南岛渔民使用的《更路簿》具有明显的地域标识,航线都集中在我国三沙海域,个别的《更路簿》中也有“下南洋”的航线,前往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南海《更路簿》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本《更路簿》都有各自的名称,如《立东海更路》《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中沙水路簿》等等。海道针经是航海家使用的工具书,主要为私人使用和收藏,仅在小范围内流传。帆船航海时期,海道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个别的如中日间的海道还具有军事价值,其海道针经基本不外传。现在所见,仅是海道针经中的极少一部分,民间还有如《海底簿》这样的海道针经未曾面世,需要不断地收集整理并加以研究。
海道针经保存至今,大约有三种存世的形态:其一,原始形态,它们以原始的形态保存在渔民或收藏者手中,如海南岛渔民保存的《更路簿》;其二,半原始形态,这些海道针经因被其他文献转录得以保存,如张燮的《东西洋考》;其三,被整理成册而传世,如《渡海方程》和《顺风相送》等。除了至今保持原始形态的《更路簿》外,从郑舜功《日本一鉴》、张燮《东西洋考》和程顺则《指南广义》等著述的描述来看,他们据以编辑的海道针经,或称为“针谱”,或“针本”,或“针簿”,或“针经”,典型的如程顺则的《指南广义》,保存了中琉间的十四条针路,其中十条针路来源于“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而琉球国的“三十六姓”是明洪武年间根据朱元璋的诏令从福建移居到琉球国的“善操舟者”,他们手中流传下来的海道针经,其原创时间应该早于其移民琉球的明洪武时期。可见,至少在元朝,福建的航海家即“善操舟者”已经编写有中琉之间的航海指南。明清时期,在一些个人著述及方志中,保存了不少海道针经的内容,如清乾隆版《福州府志》中,就有“针经”条目,转录了以福州港为始发港的三条针路。再如道光版的《厦门志》,收录的《台澎海道考》,是清朝时期厦门至台湾、澎湖的海道针经;《南洋海道考》是厦门港通往广东和海南岛的海道针经;《北洋海道考》则是厦门港往北通往福建北部、浙江、江苏和天津诸港口的海道针经。张燮《东西洋考》中的“舟师考”,转录了大量的东西洋针路,如果单独拿出来的话,也可视为一部“东西洋海道针经”。明人著述中,收录整理海道针经最多的是慎懋赏的《四夷广记》。《四夷广记》中大约收集了明代我国沿海各港口通往东西两洋的20多条针路,这些针路来源广泛,很多针路不见于其他海道针经中,海外海道上使用的针路更是独一无二。明广东琼崖副总兵邓钟在万历年间曾编辑《安南图志》,收集了从我国闽、粤地区通往今越南北部的海道针经,如“福建往安南国针路”,并附有海道图。
明清两朝,海道针经记录最为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条航线就是中琉之间的海道。自明洪武年间到清末,中琉之间一直保持着藩属关系,一条从福建福州长乐梅花港通往琉球那霸港的航线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从明嘉靖陈侃出使琉球后,记录的福州与那霸之间中琉海道上针路资料得以保存,并被以后历次的册封使转录、修订,到清末赵新编纂《续琉球国志略》时,中琉海道上的针经经过册封使们不断的校正和修订,成为唯一一本记录时间最持久,校正次数最多也最完整的海道针经。
台湾海峡中海道分南北两路:台北海道,主要出现在中琉航海中,从福州起航的航线经台湾的基隆和钓鱼岛列屿到达琉球国的久米岛,这条航线的海道针经,从明嘉靖册封使陈侃以后,就有记录,到清后期,则已经有极为详尽的记载。此外,闽粤两地通往日本的海道也都经过台北,使用中琉海道的一段,所以,在明代有关的文献中也都有体现,如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郑舜功的《日本一鉴》、谢杰的《虔台倭纂》等。台南线则是闽南与台南之间的航线。这条航线的海道针经,大约始于元朝初期的一次海上军事行动,所载航程从闽南某港口经澎湖列岛到台南,其记述虽支离破碎,但已具有海道针经的基本要素,既有朝向方位,也有里程多少。明代的《顺风相送》中东洋针路中前往菲律宾群岛及加里曼丹岛的海道,其初始阶段的针路,都经过澎湖岛和台南各地。清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大陆与台湾的交通主要限定在厦门和台南之间,所以,除在清朝修的《厦门志》外,台南海道的海道针经,更多地保存在清朝编修的台湾地区的方志中。台湾省的各县市厅的方志中,虽大多有海道针经的记述,但基本都是互相转抄的,以谢金銮撰《续修台湾县志》为例,其所记载的闽台之间海道针经较多,但正如其所述:“右所编录(按:指书中收录的“海道”,即台海间的海道针经),多出郡、县旧志,《赤嵌集》《稗海纪游》《使槎录》诸书中。有本出诸书,而前志加以润色、增减致变易原文者,不能确指为某书所有。故各条之下,概不标录,览者可推而得焉。”所以,闽台间的海道针经,取其一便可通览。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自宋以后,海上交通是否顺畅,海外贸易是否顺利,关系到国计民生,原本被火长秘藏的海道针经,入明以后,逐渐引起了学者、官方的注意,海道针经开始被编入有关的私人著述中,更有一些海道针经被收集编辑成册,成为海道针经专著,传留于世。但这些海道针经经过编辑者润色修饰,已经有一部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张燮编《东西洋考》时就说过,“舶人旧有航海《针经》,皆俚俗未易辨说,余为稍译而文之。其有故实可书者,为铺饰之。渠原载针路,每国各自为障子,不胜破碎,且参错不相联,余为熔成一片”。清人李廷钰也认为:“从来筹海之书多矣,类皆文人之敷衍,笔墨虽工,然无裨于实用。”以《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为例,它们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道针经,从其内容和文字上看,都是被整理加工过的,并非第一手资料。如何将原始形态的海道针经加工整理成能够被人阅读并应用的图书,琉球人程顺则编撰的《指南广义》一书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因为有这些文人墨客出于种种原因,收集、整理了海道针经,使之得以传世,才为后代了解帆船航海时期的导航技术,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看懂海道针经
海道针经,作为航海指南,是一种工具书。针路,即记录航线针位里程和注意事项,是它的基本内容,以《顺风相送》中的“福建往琉球” 针路中福建往琉球那霸港海道为例: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针路

《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针路

海道针经记录的是一条条的针路,也就是海道。本条针路注明是福建驶往琉球的针路,福建是省一级地理概念,意味着这条针路有从福建各港口驶往琉球的针路,因此,这条针路中被认定为起航港的有“太武”“东墙”“梅花”“东涌”四处。“太武”就是明代开放海禁后成为最重要港口的月港,由于在海湾内,大船不能进入,它的外港浯屿港就成为进出月港的主要转泊站。浯屿港南边为漳州镇山太武山,又称南太武山,在航海家眼中是浯屿港的望山,海道针经中,注明为浯屿港与太武的港口,都是指漳州月港。船舶起航和回航都以太武为望山,故福建往琉球的针路中,太武就是漳州月港。东墙,为位于闽江口的连江县的东沙岛,中琉海道有时因为潮汐和风向的关系,也有以东墙岛为起航港的。《郑和航海图》中即有东墙,明清时期绘制的《琉球过海图》也都绘有这个位于针路南面的岛屿。梅花港,位于福州长乐闽江出海口南边,是明清时期中琉海道的主要起航港,也是郑和航海时的起航港。东涌则位于闽江口东面的海中,今名东引岛,它与东墙岛一样,都是因为潮流与风向而成为起航港之一。从福建前往琉球的目的港,在这条针路中有两处:一处是琉球王国首都的那霸港,另一处是北木山港,为今日本的八重山岛。针路中的木山为北木山的笔误。“开洋”“放洋”与“开船”同义,都是指起航。
针路的核心内容是针位和里程及时间。本条针路中“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坵”,“甲寅针”是指船舶起航时应按罗盘的甲寅方位航行,甲寅为北偏东方向(67.5°);“更”是我国帆船航海时期使用的一种时空复合单位,既可表里程,也可表时间,还可表速度。在针经中,一般将一昼夜分成十更,表时间概念。每更又合六十里,表里程和航速。历史上,更的长度单位随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每更航行的距离从四十多里到一百里不等,六十乃取其中间值。这里的“七更船”是指海船从浯屿起航行驶到乌坵海域需要的时间和大约里程;“取乌坵”,“取”,取向之意,向着某个目的地方向行驶,乌坵是浯屿往那霸这段海道经过的一处具有导航标识的岛屿。简短10个字,给出了航船的航行方位、需要的时间、大约的里程和可作为标识的岛屿。
在这条福建往琉球的针路中,几条针路相互连续,重叠,而且有分支海道。针路中闽江口区域之所以有三个起航港,是因为风向,针路穿越台湾海峡北部后,经台湾岛北部的鸡笼(基隆)后,针路就合并成一条,“用单乙,取钓鱼屿”,“单乙”是指航船按“乙”的方位(105°)航行,针经中以二十四个方位中的单独字数为方位的称单针,如本例,在其他针经如《郑和航海图》中也写作“丹针”,取其谐音。如上之“乙辰”,则是位于两个方位之间,是为“缝针”,因此,航海罗盘就可以表示四十八个方位。经过钓鱼屿诸岛后,按针路导航可航行到琉球国首都那霸港。
行船航海风险极大,为求得航海人员的心理安慰,在出海前都要举行各种祭神和其他祈祷仪式,最著名的就是至今仍可在福建泉州九日山看到的“祈风石刻”,这是南宋泉州官员为航海顺风得利举行出航仪式后留下的摩崖石刻。可见,宋代航海,还有官方举行的祈风祝祷仪式。在海道针经中,为了举行仪式时的方便,一般都将举行各种祝祷仪式时需要遵循的程序记录下来。所以,在海道针经中,都有一些这方面的文字,以便火长或船长在举行仪式时执行。海道针经中,还将火长在导航中应该掌握的天文、地理知识抄写记录下来,这些知识被编成口诀,便于记诵。
本文摘选自刘义杰著,《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天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本文摘选自刘义杰著,《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天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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