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曾撰文：我参与研究军队体制编制改革，为百万裁军做准备

【人物小传】

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历任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军委作战部长、军事学院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78年以后，任总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至1998年3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改革开放30年，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回首征程，往事历历，犹在眼前。

1975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党、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同年8月，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开始解决军队高层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这时，我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粟裕同志代表军委和我谈话，明确告知“是小平同志点的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专门向我讲了有关林彪一伙插手总后的复杂情况，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此次履新，我既感责任重大，更对军队的整顿充满期待。

主要由于“四人帮”的发难，那年11月起，小平同志受到无端指责，继而演变成全国性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队整顿被迫叫停。总后的许多工作欲罢不忍，想干不能。此时此刻，我也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建设很快步入正轨。1977年3月，军委确定由我主持总后工作。6月29日，即将正式恢复工作的小平同志找我了解总后的情况。8月，我在党的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为中央军委列席常委。为从根本上解决总后的问题，我于12月初向业已恢复工作的小平同志写了一封请示信，提出四点建议，很快得到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

1978年2月22日，军委任命我为总后勤部部长。我同新到任的王平政委一起，遵照小平同志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项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张旗鼓地拨乱反正。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我甚为赞同，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使总后成为全军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大单位。广大干部进一步分清是非，解放思想，于11月22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一批蒙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了百余个假集团案，为无辜受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同时，对总后系统被错划、错定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数百人进行复查、改正，并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所有这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和党委一班人都十分注重开拓后勤工作的新局面。1978年4月28日至6月5日，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前，小平同志专门听取了我和王平同志的汇报。会议明确规定了我军后勤建设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后勤战备建设的规划纲要，提出了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构想。会后，我们对总后机关业务部门进行了整顿，并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7月22日开始，我带领一个25人的工作组进行了历时68天的青藏高原之行，行程8000余公里，不仅发现和解决了部队建设的诸多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而且为推行全军后勤体制、工资制度改革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78年11月至12月，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改革的大幕也从此开启。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在总后工作的这段经历，深切地感受到：小平同志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改革的总指挥。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的胆识和魄力，就不可能开创军队建设发展的新时期。

(二）

与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相联系，在军事领域，小平同志始终关注着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变化，十分重视“抓战略”。

1979年11月，军委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小平同志工作太忙，将不再兼任总参谋长，考虑到我曾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军委作战部长，准备调我到总参工作。翌年1月11日，我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4月任总参党委副书记。

这时，国家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际联合反霸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继续在我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有鉴于此，小平同志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80年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徐向前元帅任主任，我是成员之一。

我到总参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杨得志总长筹划军事战略方针调整、筹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亦称“801会议”。

此前，我们的战略方针被概括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8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高级干部思想得以解放，对“诱敌深入”提出异议，特别是军事科学院的粟裕和宋时轮同志专门向军委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总参的主要领导同志杨得志、杨勇和我都认为，战略方针确有调整的必要。我倾向于去掉“诱敌深入”，只用“积极防御”。鉴于事关重大，在听取战略委员会成员意见后，我们分别向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3位元帅和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认同。

1980年10月15日，小平同志在“801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示：“我赞成‘积极防御’4个字。”会议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了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实现了我军军事战略的重大创新。

为了拓展“801会议”成果，军委决定于1981年秋在华北地区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对全军高级干部进行一次战役集训，重点研究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与实施，被冠之以“802会议”。我是具体组织者之一。

1981年3月初，我受杨总长指派，召集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副司令员马卫华，研究草拟了大、中、小三种规模的方案。3月10日，杨总长和我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小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并着重强调：要搞合成军，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有搞了，适当的时候要搞一次阅兵；总参要抓紧，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样子。军委随即批准成立“802会议”领导小组，得志任组长，杨勇、秦基伟和我任副组长。

小平同志在6月底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党心军心所向、众望所归，更促使我们全力做好演习准备。

8月中旬，我再次到现场检查演习和阅兵准备，组织部队进行了预演。此时，总参受领了为小平同志准备讲话稿的任务。我联想到32年前第一次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渡江战役纲要”时的情景，觉得写好讲稿的关键是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充分体现他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特有风格。于是，我提议从明确新时期军队使命与任务入手，以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主题，做好军队各方面工作，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稿子拟就，不足千字，简洁明了，小平同志很满意。

8月27日，三总部和各大单位主要领导集中参加战役集训。9月12日开始，在张家口以北地区进行实兵演习，由北京军区和空军模拟演练敌军集群坦克进攻、空降反空降、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和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共四个课题。演习规模之大，参观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都是空前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同观摩的人群一道为近似实战的精彩演习热烈鼓掌。

9月19日上午，隆重举行了阅兵式。小平同志阅兵后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和阅兵。他向全军发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从而明确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绘就了军队建设改革的崭新蓝图。

为了实现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总参在继续抓好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的同时，对全面加强全军各级司令部建设采取了新的举措。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此，我提议召开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共谋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之大计。得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的赞同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的批准。1982年12月18日至翌年1月3日，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代表总参党委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1983年的军事工作任务和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设想，明确了1990年前或稍长一个时段，在干部队伍建设、武器装备发展、快速反应能力、军事学术研究、自动化指挥网构建和提高正规化水平等6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以会代训”，成为全军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一个起点。

部队“消肿”，精简整编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总参始终抓住这件大事不放。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会后，我直接参与了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领导工作。具体由何正文副总长分管。第一阶段主要是减少人员。1982年，转入改革高层领导体制。一个重大举措，是将原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缩编、降格，合并到总参，改为业务部门。由于此举涉及面宽，政策性强，杨总长提议，三总部组织联合工作组，由我牵头，负责3个兵种整编的具体工作。我们多次与3个兵种的领导同志谈心，并召集机关干部座谈，共商改编后的任务、编制体制设置、领导班子配备和超编干部管理等问题。4月19日，形成了《关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改为总参业务部后的任务、编制问题》的报告，经军委批准后，于8月16日正式颁布命令：从9月1日起，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同时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兵种领导机构。

军队精简整编第二阶段的任务在1983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接着，我又参与研究深化军队体制编制改革问题，至1985年初，形成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为新时期的百万大裁军做了充分准备。

（三）

进入新时期以来，小平同志深刻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发展，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的结论，继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据此，1985年5月，军委确定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次重大改革。

这一年，我已年逾“古稀”，军委在3月间免去了我的副总参谋长职务。4月，正当我高兴地交接工作之际，中央军委决定：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由我负责筹建工作。

作为一名老兵，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我深知，培养高中级指挥员，正是为了从根本、从源头上促进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

我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办过抗大四分校，新中国建立后当过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对于培养军事人才情有独钟。因此，受领任务后，我就从调查研究入手，广泛听取部队、院校和机关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校总体思路，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并于5月4日组成国防大学筹建领导小组，组织起草《关于筹建国防大学的方案》。9月25日，方案呈送军委审批，又经国家教委审议，最后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以第139号文件形式批准下发。《方案》规定国防大学的任务是：“培养陆、海、空军军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大军区以上高级参谋人员，军队高级理论研究员和省以上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并从事有关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为军委、总部决策起咨询作用。”建校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办成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军特色的合同指挥大学，培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战争要求的高级干部和理论研究人才。”

1985年11月30日，我被军委正式任命为国防大学校长；1990年4月，又被任命为国防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尤其令我欣喜的是，1985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成立国防大学的命令，还为学校题写了校名。自此，一所新型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诞生了！

1986年1月15日，国防大学成立大会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纷纷题词或写来贺信。我作为首任校长，正步向前，恭行军礼，从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手中接过军旗。大会发言时，我郑重表示：一定要继承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办院校的好经验，坚持改革创新，努力造就国防现代化的新型人才，圆满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为八一军旗增添新的光彩。

国防大学成立后，我同李德生政委带领党委一班人确立了“两步走”的奋斗目标。第一步，从1986年到1990年，着眼改革，理顺关系，打牢基础，稳步发展；第二步，从90年代到20世纪末，全面改革，全面发展。逐步明确并统一了“一个目标，三个坚持”的教学指导思想：以培养政治上合格的、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战争要求的高级人才为目标，坚持培养“通才”，坚持“高、新、宽、深”的教学内容，坚持自学为主，实行研究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较好地坚持了正确的建校方针和教学指导思想，国防大学在教研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深化理论研究，培训地方干部，完成外国军事留学生教学任务，坚持“三个面向”，让学员走出校门、国门等方面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不断发展，进而为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合格的指挥和参谋人才。

（四）

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经济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我军的改革发展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这一切，都得益于小平同志对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保持军队稳定所给予的特别关注，得益于江泽民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适时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并以此统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局。

1992年10月19日，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和我为军委副主席。在当晚召开的新一届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向与会同志真诚表示，将和华清同志很好配合，当好江主席的参谋，尽一切力量做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二天，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十四大代表，当他来到我的面前时，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着我的手，亲切询问我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我回答说，今年78岁。小平同志神情庄重、出语简约：“你比我小10岁，还可以干一届！”稍做停顿，他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定要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全军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小平同志深谋远虑、字字千钧，使我深切领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重大。为了不辱使命，我给自己立定了“干实事，少出面，不越权”的“约法三章”。其后5年间一直以此为诫。

海湾战争爆发后，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飞速发展对军事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党的十四大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迫切需要新一届中央军委找准工作着力点，取得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主动权。战争年代，我曾有幸直接受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粟裕等杰出军事家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熏陶，在新中国的最高统帅部里，又相继领略过伟大统帅毛泽东和邓小平战略家的风范，深知他们无论战争年代还是相对和平时期，都把军事战略方针视为“军队作战和建设的纲”。因此，到军委工作后，我首先关注的就是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11月9日，江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密切注视和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鉴此，我报请江主席同意，召集在京的军委、三总部领导和驻京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军事战略问题。根据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和江主席的指示精神，我即席谈了一些想法。归结起来就是：战略方针要服从国家的政治，依照综合国力来确定；不断适应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新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为了保持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我反复学习毛泽东和老帅们当年研究和平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总参根据军委的意图，抓紧进行研究。1993年1月，总参向军委提交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在随即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主席代表中央军委正式明确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着重强调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深化。军委及时向全军发出指示，强调要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各项工作，加速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人才是建军、作战之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选拔接班人，是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务。按照小平同志的嘱咐和军委的分工，我把做好军队干部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在1993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着重强调：要严格掌握选人标准；要选公道正派的人做干部工作。

1993年6月，我召集总政领导研究并确定，由总政制订一个干部工作三年规划。10月下旬，军委常务会议讨论“原则同意”。该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在三年内，按照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军以上领导班子，实现比较年轻、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编配相符的总体目标。这个规划经讨论修改定稿为《关于加强军以上领导班子建设的三年规划》，获得了小平同志的首肯，报请江主席批准后，于1994年4月正式颁发执行。随后，我又组织修改《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军衔条例》，于1994年5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降低了副大军区职和副军职军官的最高任职年龄，进一步促进了高层领导班子年轻化。

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同时，我对做好老干部工作也从未懈怠。去部队时，注意向他们介绍军队建设的情况，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尽力解决他们的工资、用车、住房、医疗等实际问题。

经过5年的努力，全军干部队伍建设有了明显加强，军以上领导班子基本形成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体、由不同年龄干部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班子成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

确保人民军队永不变质，是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军队不变质，就必须保持老红军的本色。小平同志强调，这个问题“意义非同寻常”。因此，新一届军委组成后下发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表明了军委领导“从我做起”的决心，深得全军官兵的拥护。1994年8月1日，建军67周年之际，我在《求是》杂志发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永葆人民军队本色》一文，希望全军指战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记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的红军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整顿全军的生产经营，是新时期保持老红军本色的新举措。我到军委工作后，发现军队生产经营引发了很多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军政军民关系，削弱部队战斗力，妨碍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此，我主张坚决贯彻江主席关于“军队要吃皇粮”的思想，从加强优良传统教育入手，增强全军官兵的大局观念。1993年8月，军委常务会议作出了《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规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性生产。为落实军委决定，11月3日至8日，召开了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我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6个必须”：必须放在适当位置；必须坚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方向；必须规模适度、范围适当；必须实行军企分开；必须严格限制经商；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正是由于军委的决心大，抓得实，整顿生产经营的阶段性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深化全军教育训练改革，是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必然要求。根据江主席关于“各级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训练上”的指示精神，我于1993年4月到驻海南、广东、广西地区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军事训练改革要提高训练起点，改变低水平循环状况；瞄准最强的对手，增强训练的针对性；着眼高技术战争特点，加强战法研究；改变组训方式，缩短训练周期。总参随即确定训练改革试点部队，并从5月开始，在全军掀起了军事训练改革热潮。为了保持指导军事训练改革的主动权，我在1994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分两次带领三总部和国防大学的一些领导同志，到济南和广州军区的陆海空军部队以及院校的教育训练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训练改革普遍存在着思路不够开阔、起点不高、办法不多和信心不足等倾向性问题。在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着重强调：要坚定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信心；要下大力把战法研究引向深入，注重整体作战、重点打击；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改进训法。这次会议对于深化教育训练改革产生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我先后从总部、国防大学到军委工作，为国家的安全和军队的改革发展竭尽绵薄、恪尽职守。后10年，作为一名退休老战士，我一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关心着军队的进步与发展。我欣喜地看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不断开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已是九秩有五，衷心地祝愿这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英雄军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原文发表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