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男德班”遇冷，主办方表示意料之中

还记得“女德班”么？

差不多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媒体集中报道了这种打着“国学”旗号、旨在为女性“正德”、并以传销式布局渗透全国各地的培训机构。“女德班”有种种惊人主张，比如“女人坐着时一定要比老公矮”；为妻的四项原则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如果要做女强人，你就得切掉子宫、切掉乳房，放弃所有女性特点”……

而今，有人想要办“男德班”。

相关招员启事表示，“男德班”颠覆传统性别意识，旨在培养新时代的中国好男人、好伴侣、好父亲；首期“男德班”计划于今年国庆期间开班授课，主要内容有“认识并挑战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反思‘大男子汉气概’的伤害”、“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能力”、“婴幼儿护理技术”“与青少年孩子的相处艺术”“做职场女性的工作好伙伴”等等，甚至还包括了“和谐的、让伴侣满意的性生活”。

想出“男德班”这个主意的是方刚。他是研究性别问题的社会学博士，也是联合国“联合起来制止针对妇女暴力运动”男性领导人网络唯一中国成员。2013年，方刚与几位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http://www.whiteribbon.cn/)。

“白丝带运动”（The white ribbon Campaign）源起于加拿大。1989年，一位失业的加拿大男性认为自己的处境是由于女性读书、工作造成的，于是持枪冲进一所大学，屠杀无辜的女学生。两年之后，三名加拿大男士发起了白丝带运动，致力于推动男性行动起来、终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该运动很快遍布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11月25日到12月6日，世界各地都会有男人戴上白丝带，以这种标志表示自己对男性暴力不再宽恕、不再沉默。

中国的“白丝带”志愿者网络让这个国际运动组织在中国有了分支，被李银河形容为“中国男性成长、进步的重要标志”。成立两年以来，它拥有400多名志愿者，他们中一半以上的人是职业的心理咨询师、家庭辅导师、社会工作师和高校研究者。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塑造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施暴者形象的电影演员冯远征携其夫人梁丹妮，是目前该组织的形象代言人。

方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今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接受了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的申请，资助他们做一个项目，即“好伴侣、好父亲”的团体辅导手册。在西方国家，已有很多类似的、针对男性的辅导活动和辅导手册；他们选择了其中六本较有影响力的手册，把它们翻译过来，并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工作，编写成一本适合当代中国的“全参与型好男人辅导手册”。手册既然研发出来，就最好能付诸使用，于是他们想搞一个工作坊，这就是“男德班”的由来。

这个工作坊的实际定位，是“好伴侣好父亲男性成长小组”。在方刚看来，目前绝大部分的中国男性，都没有建立起性别平等的意识，也没有对男性角色的反省精神，“我们想让他们有这个意识，鼓励他们加入到家庭和公共事务中，去关爱伴侣、照顾孩子、尊重女性。他们会渐渐发现，做一个‘好男人’，不仅是为了伴侣和孩子，也同样是为了自己。在反思自身和自我变革的过程中，他们会得到真正的成长，得到生命中幸福的东西”。

而之所以将这个工作坊命名为“男德班”，既是出于对此前“女德班”的反讽，也是一种宣传的策略。方刚坦言，他们打出“男德班”的旗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受众和媒体的注意，从而倡导性别平等的理念。如果说“女德班”基本上属于“封建糟粕”，那“男德班”则符合“国际潮流”。

“男德班”的招员启事通过社交网络发出后，男女反响可谓迥异。女性网友对此纷纷叫好——“工作坊里的那些内容，在女性眼里，确实会提升男士魅力哦”；“伴侣、家庭关系处理好了对整个生活都有助益，这个投入远比用同样的钱学一个工作技能得到的益处多”；“单身的未雨绸缪，有伴儿的亡羊补牢，天朝男性的福利啊！”……还有人兴致勃勃地向主办方建议：“‘男德班’这个名字不太好；改成‘男神班’吧？”

而男性网友则应者寥寥，偶有发言，多为不屑一顾的“这还用学？男子有财全交妻就OK了”，或是义正辞严的“男性是不为取悦女性而活的！”

而眼下摆在方刚面前的一个尴尬是，这个“男德班”可能办不起来。该工作坊原定的时长是六天，但启事贴出后，很长时间内没有一个人报名；无奈之下，方刚将课程缩短为三天（10月4-6日），目前也只有区区三位报名者。由于该工作坊需要场地费、资料费、道具费、专家授课费等一干费用，迄今为止又没有得到任何企业的赞助，因此必须有至少十个人报名，才能办得起来。

方刚向澎湃新闻表示，目前报名者寥寥的局面，是他们此前就预料到的。他们事先就知道，中国男人对成为“好伴侣”“好父亲”不太感兴趣，反思自身的意识更是非常之差。但这正是“白丝带”运动的意义所在，也正是“男德班”的意义所在。“男德班”是一次倡导活动，无论最终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引发充分的关注和讨论。那不仅关乎女权主义，更关乎平等、民主、多元的社会理想。

方刚还透露说，他希望类似的活动能得到政府方面的支持。在上世纪70年代，瑞典曾经推行过“侍产假制度”，由政府出钱、鼓励男性在伴侣生育后在家照顾伴侣和孩子。这个措施极大地改变了瑞典社会，让瑞典成为世界性别平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我们希望政府也能来做这样的事情，也欢迎企业和公益人士来做，”方刚说，“社会性别结构和性别分工的改变，需要男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