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藏族院士多吉的地质人生：西藏99.9%土地非常干净

藏族地质学家多吉用手指在空气中画出一块石头的形状，用手托着，转过脸凝视，仿佛石头真实存在：“石头不会说话，但如果你认真地对待石头，它就会给你讲很多很多故事，石头的故事。”言毕，他憨厚地笑起来，似乎为适才孩童般的举动感到有趣。

日前，在位于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自治区”）人大常委的办公室里，他热情地为来客斟茶，一口略带南腔的汉语让到访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感到惊喜。再过不久，西藏自治区就将在9月迎来50周岁生日。从地质勘探一线退居12年，多吉一直从事地质相关的管理工作，目前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亦是首位中国工程院藏族院士。

他有着官员的矜持。他身着衬衫西裤，说话慢条斯理；他有微观的视角亦有宏大的叙述逻辑，并且在两者间切换自如。不过即便如此，国字脸，坚毅的五官，古铜色的皮肤以及眼睛里闪烁的热情，令他的藏族气质扑面而来。

他有着学者的质朴。对于一长串行政头衔他不愿赘述：“我现在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带学生、搞科研以及参与国家关于地质方面的咨询工作上。”他流露出对一线工作的留恋：“一有时间我还是喜欢到野外，搞地质第一素材来源于观察，我也擅于在野外工作。”

他在人大的办公室布置得颇显“官方”，办公桌上呈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墙上贴着中国和西藏自治区的地图，书橱里陈列的多是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党性教育的书籍。不过，其中夹着一本唐诗宋词选。“搞地质的，要会写文章。”多吉说，他在国土资源厅也有一个办公室，那是他的常驻点，里面有很多地质方面的专业书籍和从野外带回来的地质样本。

从走出故乡西藏山南地区的叠嶂重峦开始，多吉断断续续在一线勘探25年，几乎走遍西藏全境。他也曾自问为什么要搞地质？如今他已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搞地质的核心就是找矿产资源。而西藏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其地质勘探对国家意义非常。

“作为储备基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强中国在国际上，就铜、锂、铬等内地稀缺矿产资源谈判时的话语权，增加外交筹码。”多吉对澎湃新闻说。

结缘地质

多吉与地质勘探的交集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彼时，未满20岁的他成为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的一名电影队放映员。

加查，藏语意为“汉盐”。相传文成公主路过此地时，把一块盐放在一个洞里，从此洞里就流出了盐水。该县位于藏南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境内高峰林立、河流纵横。

1951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地质工作者到西藏开展地质考察工作，但直到“文革”前，西藏仍然没有正式正规的地质勘探队。为了摸清西藏的矿产资源分布储量以及地质环境，国家开始在西藏招收学生就读地质学院，培养西藏当地的地质勘探人才。

由于山南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貌丰富，多吉得以接触到当时前去西藏考察的内地科考队。他回忆：“队员中有研究水文、地质还有植物的。他们研究山为什么高、沟为什么深，他们说各种岩石形成的经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974年，会讲汉语，读过点儿书的多吉被组织选中，作为工农兵学员和另外20余名藏族年轻人就读成都地质学院，学习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普查专业。但尽管机会难得，多吉并不想读这个名字念起来都有些不利索的专业，喜欢研究水的他一心想要转去水文系，未果。不过，四年后，多吉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地矿厅地热地质大队当技术员，“地热是以温泉的形式表现，我还是研究了与水相关的东西，这就是缘分。

也许正如他所说的缘分，在多吉的地质勘探生涯中总能找到前后呼应的桥段——就像当初科考队让他感受到地质学的魅力，后来来自其他省份的同事的认真与坚持对他影响至深。

在一次课题合作中，多吉接触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他记得当时郑绵平不慎从马背上摔落，腰部受伤。但郑绵平跟队员们装作没什么事儿的样子，坚持在野外考察，“回去以后就动弹不了，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遇到天气不好总会复发。”

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分队队长刘连捷给他的帮助。

刘连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地质学老教师，河北唐山人。多吉进入分队时，他已进藏十载，年近半百，是多吉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汉族老师。刘连捷对学生十分严格，教完即让学生作图，只纠正一次错误，如再发现有类似的问题，就把图纸撕掉，要求重画。

“这样的方式非常有用，后来我们到野外去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做，既高效又准确。我们在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也都是他教的，遇到这样的老师很幸运。”多吉说。

“只想做个普通工程师”

多吉所在的勘探小队是先遣队，角色类似侦察兵，即在前期寻找地质线索，一般3月份出山，9、10月份回去。常常是四五个人在海拔四五千米左右的高山上安营扎寨六七个月，食物是出发前准备好的腊肉、萝卜以及土豆，目之所及不见牧民，难觅牦牛。

多吉觉得这种寻找令他无比亲近大自然，加之年轻的时候充满好奇，感觉一切探索都很有趣。“天蒙蒙亮就出发，不停地走，不停地观察，一边制图一边记录。寻得一个线索就不断地追踪，走到太阳快落山，回到营帐有时是三更半夜，都不知道早上走了多远。”他说，“我们出发的时候都是怀着希望，晚上回去的时候，不管怎么说都会找到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后，大家吃完饭就整理资料，然后睡觉，大部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他以一句“这是地质工作常有的事”轻巧地带过艰辛甚至惊心动魄的经历：泥石流，在日喀则遭遇山体滑坡，雪盲，趟水过河时多次不期而遇大幅度涨水。他说可能是因为生长在西藏，相对熟悉地形，一线勘探多年，没有受过伤。

他是大自然的探索者，亦是朝圣者。

“我喜欢走，喜欢走到大自然中去。我想大自然是慷慨的，但慷慨是有原则的。如果你认真地去对待，你想得到的资料、数据以及你想解决问题的答案，大自然都会告诉你。”他说。

2001年11月，多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8月，他出任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副厅级），自治区科协副主席。至此，多吉逐渐退出一线勘探工作。2011年，他出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

“其实最初学地质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多吉告诉澎湃新闻。

地质勘探关乎国家利益

跳脱出一线地质勘探经历的话题，多吉把对地质勘探、西藏土地的思考融入国家背景中。

“搞地质工作首先就是要摸清国家的资源家底。”多吉说，他表示探明资源储备量能够增加国家的外交筹码。

2010年，中央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使西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这让多吉为之一振。他指出，其中的“战略资源”就是以矿产资源为主。“内地缺乏铜、锂、铬这些矿产资源，依赖进口。西藏确实有上述资源储备上的优势，线索很多，但是需要评估。这几年，西藏为国家作为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储备基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强中国在国际上就上述资源谈判价格时的话语权，因此，加快西藏地质勘探工作对国家意义非常。”

言及此，谦逊低调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努力。多吉表示，他曾牵头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加强西藏高原资源的勘察工作。对此，国务院设立了一个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与评价专项（简称“青藏专项”），投入资金大概80多亿，从2008年开始到2020年，主要以资源评价为主，同时研究水，地质环境，发生地质灾害有哪些隐患等。

那么，进行资源评价是不是意味着开发？

“如果是技术上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国家也确实有需求，也可以开发。”多吉指出，“但有一定排放量的工业现在不允许建，以后也不许建，这是底线。”多吉语气坚定，不难感受到他对西藏这片最后的净土视若珍宝。

他告诉澎湃新闻，前两年他还在成都了解到一个关于西藏土地资源的现状调查。通过他们的调查，得出99.9%的土地是非常干净的，全部达到国家的标准水平，没有任何污染。“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西藏是最后一片净土。”多吉说，即便他用25年的观察，用地质学家专业的眼光过滤这片土地，“净土”论断依然毋庸置疑。

“西藏的净化能力比较强，党和政府管得也很好，比较到位。”言及此，他望了望窗外。

透过办公室的窗，即目是绵延高山的一角以及拉萨倾城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