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

本文摘选自《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的线上讨论会会议记录稿。讨论会由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书译者范佳翎主持，与会者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博系教授杜晓帆，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遗产版主编齐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产与博物馆研究中心的高级讲师朱煜杰，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董一平，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副教授尹凯，杭州师范大学中外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马庆凯，本书译者、国家文物局进出境审核责任鉴定员沈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盛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研究中心北京中心主任助理李光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王思渝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张力生。

范佳翎（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家今天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这本书聚首云端，线上讨论，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我和王思渝、莫嘉靖（现就读于英国杜伦大学）、沈山、张力璠以及韩博雅（现任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6人，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在杭老师的组织下翻译的一本书。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这本书终于出版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身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关注批判遗产，这样一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

大家好，正如范老师所言，此书经过七年的时间才得以面世，当初参与的同学们都已毕业，但是还好大家都还在文化遗产领域工作着。七年前，拿到此书的时候，它的前言“遗产无处不在”让我印象深刻，并对其中很多思想比较感兴趣，觉得它对中国遗产界会很有启发，包括他怎么看待当代的遗产以及遗产与当代的关系。两年前作者又来北大做了一次讲座，其中谈到遗产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但是翻译的实施还是挺难为这些同学的，包括书名怎么翻译，critical到底如何翻译，都是比较大的难题，我还特地请教了我们学院的一个外教老师，结果他直接说：“你们就没有critical的这个氛围、传统，critical这个词不能直接翻译成‘批判性的’。”当然我外语没有很好，我也没太懂，但他给我的打击还挺大的，直接说你们就没有这个传统，我也在想，不管有没有吧，反正就是这样，坚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

王思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研究员、本书译者）：

我们拿到这本书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作为北大考古学院文化遗产专业在读的学生，我们对遗产学科和遗产保护的理解，很多时候是基于怎么去保护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更多的是基于方法论或基于技术层面的讨论，我们其实很少去考虑为什么要保护遗产，以及遗产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我们怎么去理解它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本身的学科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当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到这本书扩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让我们重新去理解遗产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从哪些多元的角度去看待这样一个现象。

盛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本书责编）：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最有意思的点就是关于过去的反思，这种对于文化遗产的一个反思，这几年在我们国家也慢慢地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而且也逐步列入了国内的一些大学的参考课程之中。

在成稿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地方是这本书的特点。第一，它的理论非常丰富，其中提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集群理论、福柯的理论等，这些理论跟我们的联系非常紧密。第二，它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书籍。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其中至少有六七十个案例，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巴米扬大佛、柏林墙等世界遗产，遗产相关的内容也都非常丰富。第三，就是书中使用的英文文法非常复杂，我自己也看了一遍，觉得翻译难度是非常大的，对译者要求比较高。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译者，因为他们翻译工作真的是难度非常大，从句套从句，理论套理论，而且有很多术语可能以前没有介绍到国内来，我们要给他一个新的翻译的定名。比如说集群装置等相关理论究竟用哪个词？几乎每一个词都经过了很多轮的讨论才把它定下来。不同译者可能他们之前翻译的用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最后要想办法用一个定语把它确定下来，所以这本书是经过大家精心打磨的。但由于这个理论比较新，我们能够想象在出版以后，会有读者对其中的一些翻译有更好的看法，我们都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将来能出版一个修订本。

第三我要提醒大家，这本书跟原版书已经有一定的区别了，它其中的很多图板是我们重新找的。原书出版公司跟盖蒂出版社之前的相关于图片版权的一些协议就已经作废了，所以其中的每一个图片版权都是我们重新去找原图片的作者申请的，原书使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那边的图片，版权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经过作者同意又重新找了新的图片。我们要非常感谢的是敦煌研究院的孙志军老师和邵学成老师，他们把他们在巴米扬实地考察的一些图片给了我们，让我们这本书有非常好的新内容。

最后这本书对比原版，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看点首先是杭侃老师的这篇序言，杭侃老师的文笔非常好，序言写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如何把西方的理论运用到我们自己理论的吸收和发展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作者Rodney Harrison给我们新写了一个中文版的序言，也把他近10年来对于遗产研究发展的一个新的思考写入其中，范佳翎老师很好地翻译了这篇中文版序言。在后面的译者后记中，译者们把他们的工作方式、对这本书的一些有意义的探讨也放在其中，能让大家更好地阅读本书。

齐欣（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遗产版主编）: 

杭侃老师的序言给我印象比较深，其中有许多共鸣。这本书我读过以后，既有很深的印象，也非常震撼。因为书中有很多我从来没看过的内容，但是有些想法和思路和我们现在在做的内容是一致的，有些地方不约而同地在各个领域都会产生一些共鸣，这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的第一点看法是，关于批判和批判性的思维，就像刚才杭侃老师讲的，critical这个词有可能在中国没有一个氛围，但是批判性是传播界或媒体界的本能，编辑、记者等职业本来就抱着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去看待社会。我觉得目前文化遗产的批判其实是有两种表现的，一种是批判性的行为和批判性的方式，也就是思路。如果说我们现在在中国缺乏批判性的氛围，那可能是理解上的那种批判不存在，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尤其在传播界，批判行为和批判方式是天天都会遇到的。区别就在于有的批判行为特别激烈，比如一些作者或记者以批判为天职，而文化遗产的批判思路，更多地在我现在切身感受的行业里边会慢慢的多起来，不是以那种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一种更加温柔的、交流的方式。这种交流的方式从文化遗产传播的领域来讲，是从原来宣传式的、精英式的、灌输式的文化遗产的理念，慢慢地发展到文化遗产成为一种资源，进入到社会以后，各种价值观进行对冲，在这种对冲下，骂街和指责都不起作用，要去倾听其他人的看法。这种批判性的倾听、吸收和再去影响他人、让他人接受，从传播的角度来讲是把批判性放到了一个非灌输性的过程下。如果这种环境可以延续下来，我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在中文语境下，在文化遗产的批判性思维下，可能这种传播的批判式的活动会更加活跃起来。这是我对书中的批判性在中文语境下的理解，我们也在做这些内容。

第二点，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文化遗产的传播是“跨界与融合”，我认为文化遗产传播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趋势。这本书把文化遗产放到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很多领域，去看文化遗产和周边领域的关系，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文化遗产现在已经不是局限在文化遗产的圈子了，而是成为一种资源以后进入社会，做传播的人应该清楚与其相关的不同领域。从传播来说的话“万事皆是传播”，也和本书开头提到的“遗产无处不在”呼应，文化遗产传播发展的机会很可能已经到了。我们看媒体领域的变化，2018年《人民日报》开“文化遗产版”， 2019年我开“世界遗产版”，既包括文化遗产，也包括自然遗产，范围更广了。总体来说，现在文化遗产领域传播的环境比较开放，在这种环境下，我鼓励在座的各位通过这本书能够“出圈”，但是只要是信息流动的过程、相互影响的过程就会发生衰减，那么我们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能达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这是我们在座许多人基于这本书从学术圈发展到更大的社会环境讨论的过程。文化遗产在目前中文语境下的传播中还是太弱了。我更希望大家基于真实的原则、实践的原则、公共的原则从批判遗产的视角继续看社会，也反过头来促进文化遗产事业的进步。

杜晓帆（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博系教授）：

我本来是反对批判遗产的，我认为不要轻易地去批判，但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反对批判的这件事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对作者以及批判遗产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作者在英文版导言里写的内容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遗产实践经验的人。这本书是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他在澳大利亚等地做了各种考古项目、遗产保护的项目，在项目本身或价值评估地过程中逐渐地思考这些问题，基于这些实践才能形成那么多思路和观点。

第二点我想强调我们无论是做遗产实践还是做遗产批判，必须要有实践，就像成为考古学家一定要下过考古工地。我们在遗产批判的过程中间要增加实践，只有亲自做了一个实践之后，才会更深刻地认识到遗产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遗产传播的角度，我还想和齐欣老师多做一些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遗产方面产生了很多文件，这些信息的传播到底传播到哪了？谁接受了？终端在哪里？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间，在第一线的那些人，到底接触过多少这样的信息？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很少会去考虑。这个想法的萌生也是因为我最近和郭旃老师交流，他在做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的第二版修订，书中有关日本文化遗产的部分提到的人他会找我来问，我算是比较了解日本文化遗产的，但是书中提到的很多人并不是日本真正在文化保护界产生作用的人。所以我在思考在各种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所谓的东方的理念传递到欧洲，到底是通过哪些人传过去的，哪些人的想法传过去了。像是这些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不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个我想是未来做遗产批判、遗产思辨的特别是青年学者应该更关注的。

第三点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作者一直在强调多学科、多元地去研究遗产，我觉得多元、多角度、多学科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合作是非常难的，多学科合作是需要某些学科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这种合作才能有意义，不能都是想从中谋取自己学科的利益。我们在遗产研究和实践中，不能忘掉目标和本业是要把遗产保护和传承下去，而不能在其它学科加入进来后变成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题，那就不是遗产工作了。比如建筑遗产，首先是遗产，建筑只是一个定语，我们不能说忘了遗产去谈建筑。我们经常在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忘掉了遗产的本质去讨论遗产。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遗产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范佳翎：杜老师讲到的最后一条我特别认可。我们不管是做哪一个工作，不管理论倾向和学科背景是什么，当我们在围绕遗产进行研究和实践的时候，最终的目标都应该是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我们所进行的一些探讨实际上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目的。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章节给我触动特别大，就像刚才杜老师和齐老师提到的，有些内容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觉得居然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比如作者在第7章里对“遗产和多样性”的分析，因为diversity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一个目前在遗产领域甚至整个文化领域里非常政治正确的大词，但是这个书里面在讲到“马来西亚的动物园式的多元文化主义”，作者在大家都很乐观地、正向地看待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共存的现象时，提出他的批判和反思，他认为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到背后真正不同群体、不同文化集群之间的不平等。有了这样一个批判的视角之后，大家再看这样一种类型的遗产时就可能会更深入一点，能考虑到更多的人或群体的利益诉求。看完这一章后，我意识到我们在认识不到位的时候，反而会对一些人群造成伤害，产生不平等的问题。作者说的这种批判性并不是去攻击谁或打倒谁，而是换一个角度，或者说从更多元的角度更深刻地去看待现在大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确的一些问题。

尹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一个经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最开始就像他说的，他是一个受到了正宗的考古学学科训练的人，而且他是做遗产的一个人。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经历让他认识到了土著人的智慧，以及土著人的观点是如何启发他的，我觉得这是贯穿始终的，尤其是第九章中关于土著的本体论的论述。第二点是关于传统的或既有的遗产研究领域的一个不满，这也包括对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一个不满。这个不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关于表征的问题，也就是权利的问题。刚才讲到当多样性成为一个身份表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会产生负面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话语的研究。我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好像还指向了劳拉·简·史密斯的研究。因为他认为对于物质性的忽视，是很要命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后文当中会有很大的部分，或者说整个他的三个关键词里边有一个实际上就关于物质性。第三个方面也是他去开放大学工作以后，对于晚期现代性变局的一个体察了。我觉得这也是他去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当下的现象，就是他看到遗产呈现出来一种丰富性，也就是我们叫集聚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他的创新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把遗产和现代性放在一起来思考遗产，这是我看了很多文章里好像很少有人去这么做，就是遗产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而且它推动了现代性的进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清楚地给我们分析了时间风险和分类、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种复杂关系，我觉得这部分也非常精彩。然后再有一个他的创新，一个理论的视角，尤其是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提到的集群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对称性考古、物质文化研究和他关于本体论转向的一系列视角。

李光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我觉得我们去认识批判性思维，或者是批判性用在我们这个学科上的一个应该是一种方式和态度，而不是完全说就着这个词，去做一些很负面的评判。尤其在遗产学科的建设、教学方面，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思维引导，这是批判性遗产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当我们在做保护和管理的实践工作的时候，有批判性思维不是说骂合作伙伴、骂甲方或者是骂制度，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反思我们在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扮演的角色除了是一个技术性的专家以外，我们所做的决策和实践工作会不会在技术范畴以外产生一些更广泛的社会效应。所以我觉得批判遗产，或批判思维，不是说一定是一个对立性的，就是要批评实践工作者所做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更多是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

杜晓帆：刚才有几位老师一直讲对文化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组织提出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时候，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文化多样性肯定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用它来强调自己文化重要的同时可能对他人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或者也会被他人以文化多样性为武器变成对你的文化的另外一种伤害。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中期规划会议之中，我给中国方面的建议是我们中国现在应该少提文化多样性，因为文化多样性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现实发展的一个状态，有些政策、理论是不是能够对我们这个国家或者对未来发展有益？我觉得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多样性当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如何平衡“度”的问题非常难的，因此我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文化遗产交流、融合、共融的这种发展理念。每个民族都是在不断地向别人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所以我们要强调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性，我认为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也要占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

朱煜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产与博物馆研究中心高级讲师）：

我想讲Rodney Harrison这本书背后的一个语境。他在澳洲的工作实践对他本身的研究和思考非常有帮助。我们这边，可能就两三个礼拜之前，是一周的“reconciliation week”就是所谓的“和解周”。在“和解周”里，整个澳洲在反思跟原住民的关系，所以考虑的不是怎么去保护过去，更多的是在创伤的、矛盾的、冲突的过去以后怎么和解。但实际上在“和解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能看到的是很多媒体宣讲，也请了原住民到官方媒体、大学、博物馆去做宣讲。但大部分的白人在这一周里面基本上还是在度假、烧烤，因为它变成了一个长假期。

澳洲国家博物馆非常注重所谓的包容、多样性和本体论的，有很多的口述史，也大量展示原住民的物件让人们了解原住民的历史，也能够用官方的话语讲述白人在过去对原住民做了些什么，而现在又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应该说非常政治正确。但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往往因为这些“物”文化在那边呈现了以后，大家很难通过这些“物”文化去理解背后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往往因为我们在物与仪式上面做了很多，反而使人很难更深刻地去理解背后的一些意思或者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所谓的非遗更多的还是在停留在物的表面，并没有能真正进入所谓的土地背后的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穿越到他们的精神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澳洲的确在文化多元、多样性、非遗等方面做了很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它在包容性，以及近几年在和原住民的关系上也做了很多，但是往往我们在有一些好的工具产生的时候，会容易停留在表面。有些时候，这些东西反而会阻挡我们去真正的理解人与自然、我们跟过去的关系。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太多的去用过去来美化我们现在的政治目的。但当真正碰到创伤的时候，这些多样性、非遗、博物馆的包容性等等，就会失去它真正的作用。这可能是我们一直有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在所谓的遗产的 Critical转型中，还是博物馆的转型中，都会有这样类似的现象。

张朝枝（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作为一名非遗产专业的学者，我们研究遗产旅游，天然的对遗产这个问题的思维方式是跟大家不一样。我从2000年开始研究遗产旅游，那个时候我们首先第一步是想当然地认为世界遗产或者说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就应该被保护。但是我们在旅游的利用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多地遇到问题。比如当时在西递宏村，当地的村民在参与旅游利用的过程当中会需要对他的房屋进行一些改造，这样一来，房屋的改造就会遇到当时的一些遗产保护的规则的碰撞，村民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保护遗产？遗产到底怎么来的？到底遗产谁说了算？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做旅游研究或者遗产旅游研究的时候，就是天然反思这些问题。

我们通过学习批判遗产研究，以及在现实当中处理各种实践问题以后，我们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的启发。第一，当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理解遗产之后，在跟地方政府、当地社区、考古文物的专家学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思考？为什么要保护这个遗产？所以我们在做旅游利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它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有道理？第二是关注到人，也关注到人的话语、决定。早在2000年前后，我们就开始研究社区旅游、研究社区参与。我们在旅游界已经出现了 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已经出现了批判旅游研究这样的学会、这样的思潮，其中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当地社区到底应该怎么样参与到旅游当中来？旅游到底是否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好处？旅游到底是否真的促进了社会的文化繁荣和地方的经济发展？那么当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期盼旅游研究跟批判遗产研究结合起来，共同的关注点其实也是关注于社区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反思了，我们以前谈到社区的时候都统一用“community”一词，但是其实社区是多样化的群体，同样是遗产地，它能否参与旅游？能否从旅游当中获益？以及他们的代际变化和对旅游认知的异同，那么对遗产保护或者是对相关参与的激情和动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开始反思。其实当我们在谈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都基本上忽略了它是异质性的，并不是均质的。也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在旅游研究当中开始反思遗产的主人到底是谁？当我们希望老百姓去保护遗产的时候，他凭什么要保护？从他个人角度讲为什么要保护？这也是我们从旅游研究角度关注的问题，这也是跟批判旅游研究紧密结合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我们以往在研究旅游的时候或者遗产旅游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是从批判遗产、批判旅游研究角度讲，旅游到底有什么影响？哈佛大学过去几年做的可持续研究，有很大程度上聚焦在讨论旅游的影响，或者说以前有些我们被忽略的影响。比如，他举了个例子就是城市的公共投入。因为很多旅游地本地人口很少，但是因为有了游客过来，政府的公共投入加大了。他认为这种影响其实也是对当地人权利的剥夺，这是以前我们所忽略的某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旅游研究大部分在关注旅游的影响，但是了解了批判遗产，学习了批判遗产的思想以后，我们反过来想遗产的生产过程是否对旅游本身也产生了影响。在遗产化的过程当中，遗产慢慢地被包装成一个超越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符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它是运作和生产逻辑，对旅游的营销，对旅游者的体验，对当地旅游者的管理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如果要强调是遗产旅游的研究，我们就得关注遗产这个过程本身对旅游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旅游反过来又对遗产化的过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才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思考的。

张力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本书的写作方式跟一些在遗产、批判遗产领域的专著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一本教科书。它内容的主要来源是作者在他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积累。本书的结构是从遗产的发展脉络、遗产现存的问题和遗产将要往哪里去三个步骤形成的，并在书的前半部分做了比较详尽的综述式的工作。他这本书的野心和他的批判的观点其实是在结构里得以展现的。

关于什么是批判、什么是遗产的一些争论，如果回到遗产的学科脉络或者是概念脉络发展的历史当中的话，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德国有一位遗产研究学者，他认为我们当下的遗产学界有两股相对的力量，第一股为遗产的信仰者，是遗产的信徒，他们认为遗产就是值得保护的东西，保护遗产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和二战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第二种他称为遗产无神论者，是以劳拉简·史密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对于遗产的态度是批判的。批判遗产这个概念，是跟话语转向相关。后来在批判遗产学会成立了之后，就对critical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含义。在批判遗产协会的宣言里面，它其实是作为重要的、关键的这个意思来出现。除此之外，像Rodney Harrison在书中经常引用的拉图尔的社会学理论和其他一些当下的理论也对critical有不同的认知。Rodney Harrison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最后提出要回归实践或者是回归那些值得关切的话题，他给critical又注入了一种新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去关切那些在当下值得关切的、重大的、跟人类、跟全球有关的一些议题。我认为这本书是Rodney Harrison在完成了此前遗产领域所做的工作，尤其是非常重要的话语转向这些工作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critical的观点，在当时他肯定也受到了拉图尔、本体论、人类史以及其他的一些非常有时效性的思潮的影响。

在书的第三个部分，作者其实是想把遗产引向更加当下的、他认为更加重要的、宏观的一些理论。回顾他此后的工作历程的话，是对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所提出的那些呼吁的一个印证。从2015年开始,他承担了一个非常大的关于遗产未来的一个项目，他们确定了遗产未来的四个关键主题，就是变革、过剩、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的团队进行了不同的课题与案例的研究。我认为他是把遗产引向了一个更加当下的、更加值得关切的方向之中，也就是把我们在过去的话语转向当中对批判的理解的基础上，又开拓了一个新的对什么是批判、什么是关键或者是什么是思辨的认知。Rodney Harrison认为他自己是一个遗产的不可知论者或者观察者，他说因为遗产已经是一个既成的现象，那么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遗产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与我们对critical进行思辨式的翻译在内涵上是一种联系。

沈山（国家文物局进出境审核责任鉴定员、本书译者）：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对遗产的认知和思考维度的一个变化。在这之前受建筑历史、城市规划、保护理论、联合国和国家的一些宪章公约政策方面的影响，我的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物质层面和技术层面，其实也就是书中所谓的官方遗产，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的普查、评估、分类、排序等这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将过去和现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与自然分割开来。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过于强调了这样一种二元对立论，使得人们更加关注遗产的年代价值。正是因为遗产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让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是脆弱的、具有风险的、不确定性的，因此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官方的、权威化的保护和干预方式。但是作者在书中所谓的遗产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而是有很多形式。因此在书中他经常以“物品”、“场所”和“实践”这样一个短语代替“遗产”这个词，这样的话遗产就变成了当下对于过去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是与过去关系的一个见证。那么作为存在于现在的过去的物，必然是要与当下的社会人群机构环境等产生一系列的关系，而他们互动作用的结果就创造了遗产的未来。

我认为近10年来城市文化遗产还是得到了比较积极的开发和再利用，并且逐渐融入到了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之中，而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物来进行冻结式保护。作者其实在第八章也提到了，当城市文化遗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者认为遗产地成为我们现在面临过去在当下过度积累的一个危机，这将削弱遗产在城市的集体记忆里扮演的一个角色，使得我们忽略了前面作者所提出的遗产作为过去在当下的一个主动创造的过程。所以也就是说遗产是必须要满足当代的社会需求，而不是不论这些反映过去价值观念的遗产对未来有没有用而一概的全部存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是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更为多元的态度来对待遗产。时至今日，我认为至少上海在政策管理等多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像书上所说的主动参与和创造未来的工作，上海有一个城市更新管理办法，里面提到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有政府企业、城市规划部门、土地部门的公共服务，文化部门都参与到城市更新项目和工业遗产项目的更新、改造、再利用和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今年的城市空间艺术季，它的主题是15分钟的社区文化圈，在我们步行的15分钟画一个圈，让更多的设计师、建造师、文化遗产保护者、专家跟居民一起参与到对社区文化的一个创造中来。作为上海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我认为在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如书中所说的让遗产融入到现在和未来生活中的现象。

张力璠：“批判性”它其实有多重的含义，除了我们一般说的“批判”之外，至少还有三层含义。第一层，他最强调的是一种质疑精神，第二层他所讲的“关键的”，甚至是至关重要、重中之重的含义，就像我们一般所说的critical importance，这个词使用就代表它是比一般重要还要重要一些的程度。第三个层面其实才落到了这个词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审慎判断，通过质疑性的精神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认为这才是 Critical比较完整的涵盖了各个层次含义的一个解释。本书论及的世界遗产或者遗产概念历程的演进过程就反映了批判性的内涵。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推出的21 世纪70年代，它解决的是当时至关紧要的一些问题—关于通过国际合作拯救遗产的问题，但在逐渐全球化推广的过程中，在其他的文化表达中就出现了不太适应不能兼容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出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所谓概念转型的危机阶段，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我认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遗产发展的历程就是概念不断推陈出新、批判性的观念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作者在强调历史进程梳理的同时，也想以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在未来当我们发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可能仍然需要以演进的、发展的观念来对待整个遗产。

杭侃：从这本书和大家讨论里面，我觉得大家对critical这个词的认识还是趋同的，不会说是大字报式的批判，而是一种思维引导，而是一种质疑的精神。我想说的是这种思维的引导，可以使我们对所做的研究、实践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习以为常，或者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你只要是质疑一下，它就不是那么的理所应当或者说有逻辑。比如说我有一次参加旅游部门的一个会议，会上有一个学者，他曾经是领导，谈到文旅融合，他讲：“实际上旅游跟很多方向都可以融合，跟交通部门融合也可能发挥其他的作用，只是现在它和旅游融合在了一起。”我想说的也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是是理所应当或者必然的事情，你如果用质疑的精神去考虑一下，那么我们做的研究、实践就有很多是需要反思的，这样会促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现在的博物馆界、文化遗产界，做的更多的是项目。从我看这本书到今天译本出版，我觉得它是有延展性的，它是有生命力的，我是希望这本书的翻译能够促成我们的实践者，或者说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去构筑一个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做的是项目，我们反思理论的问题、构建理论的问题太少了。如果要做到构建，我觉得杜晓帆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说文化遗产保护是多元的，多学科的，不仅是我们想从涉及到的学科中间去取得一些什么，而是要思考我们在构建这个学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牺牲掉一些什么，这些想法都是我记下来的，我觉得对我自己的研究也有所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