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斯凯尔夫人的焦虑：每本育儿书说的都不一样

【编者按】

情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塑造的？我们从小阅读的儿童文学经典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对情感的认识与感知？《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通过考察儿童文学发展黄金期（1870—1970）里，来自世界各国的百余种畅销儿童文学与教养手册，还原其阅读情境与读者反应，探索儿童和青少年如何通过阅读来学习如何感受、如何学习情感，勾勒十二种情绪的百年发展史。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一章《盖斯凯尔夫人的焦虑》，由澎湃新闻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授权发布。

1835年3月10日傍晚，即将成名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开始动笔写起育儿日记。她想记录长女玛丽安的成长过程，也记录自己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她一丝不苟地写下玛丽安的身心发展。在她看来，玛丽安“脾气非常好；虽然偶尔会忍不住情绪小激动”。盖斯凯尔会认真反思孩子恼怒时的所有迹象，她想知道玛丽安每次哭闹的原因，她也对自己回应孩子情绪爆发的方式表示担忧。几个月过后，她仍然不确定“管理这些敏感情绪的最佳方式”为何。盖斯凯尔很早就注意到她们母女俩在情感上相互依存：“想不到我自己日记里的脾气和感觉，竟然会和我的宝贝这么密切相关。”她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大量思考，因为她想“现在就采取日后可贯穿她整体教育的原理”。于是她开始查阅这方面的最新文献，其中包括瑞士教育学家阿尔贝蒂娜·奈克·索绪尔(Albertine Necker de Saussure)的《进步教育，或生命历程研究》(1828；1835英译版)以及苏格兰医生安德鲁·库姆(Andrew Combe)的《健康与教育之应用生理学原理》(1834)。但这些书籍所提供的建议经常让她深感绝望。在试着寻找如何处理孩子情绪危机的一些指引时，她烦躁地写道：“每本书说的都不一样。”因此，盖斯凯尔持续写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自我的情绪管理。她将日记献给孩子，"作为她的母爱以及对宝贝女儿性格形成感到极度焦虑的纪念物”，希望未来玛丽安能够亲自阅读，或许到时也是以母亲的身份阅读。

盖斯凯尔当年无疑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她有女佣和仆人帮忙打理家务并照顾小孩。她也精通一些最新的科学讨论，比如说颅相学，它鼓励母亲仔细观察子女身上是否出现可能为精神失常病征的外观缺陷。她还能以法语阅读奈克-索绪尔的育儿教养书。这部对儿童生活头三年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结合了对儿童发展机制的深刻见解，以及父母的权威是带有用同理心对待儿童的重要性。如此善解人意的父母身份与维多利亚时代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似乎十分合拍。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后，在家中写育儿日记变成了一种流行。观察技巧、写日记与教养书籍形成吸引人的联盟，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家长带来新的育儿方式。此联盟的一致概念是儿童发展理念：儿童的成长可以观察并记录下来，接着就可用这些观察研究为基础提供育儿建议，因为儿童发展的进步就建立在某些特定机制与原理上。盖斯凯尔追求将教育的努力建立在“原理”上反映了此事。

盖斯凯尔的日记里最无所不在的情绪是“爱”与“焦虑”，而这两者在许多方面本质上是紧密交织的：一方面，盖斯凯尔形容是“穿透每个世俗之爱的爱”这股情绪持续推动她观察并记录孩子成长的决心。另外，“爱”对于培养儿童发展来说也很重要。一种或可称之为“爱的制度”的新制度在这时变得明显可见。用爱和同理心来教养孩子，是为了在教育过程中取得孩子的顺从。比起暴力，爱的关怀或许能更有效产生服从效果；另一方面，盖斯凯尔的日记透露出了大量焦虑。部分原因来自专家文献所给的建议往往相互矛盾。除此之外，密切观察儿童与其发展的新习惯创造出许多让为人父母者焦虑的机会。似乎没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件事好像都会有什么后果等着要人去承担。事实上，正是这种认为儿童心智与体能是发展出来的、而非预先决定的想法加重了父母的职责。也因此，在盖斯凯尔将内心想法写给未来的玛丽安时，她感到相当忧虑：“而你亦是我最亲爱的小女孩，当你在阅读这段文字时，若想起童年时曾由于我的管教不当而感到任何一丝厌恶或不快乐，原谅我，吾爱！”担心自己以及所有给孩子的爱也许会害孩子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成了盖斯凯尔持续焦虑的来源。

这种让人焦虑的爱是以现代方法对待儿童发展的一面，而反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声浪不久即持续出现。批评者认为过度的爱对孩子有害。在德国教养手册里，这种问题被称为“猴子的爱”或作“溺爱之情”，此说法与当时动物学在猿类身上获得的知识密切相关。溺爱孩子的父母总是会爱孩子爱过头，他们永远无法让孩子适时变坚强。从此观点来看，父母（尤其母亲）的情感不但不可信任，还要削弱他们的教育职权。于是乎，现代的育儿建议在这两种模式中摇摆不定。19世纪中叶起，一种铁石心肠的态度与另一种将感情以及情绪当作亲子关系基础的态度开始并存。父母现在得扪心自问，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对孩子是否有益？还是说，其实他们的情感才是真正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两种模式都依靠指南文学作为绝对可靠的权威。指南文学不仅会提供有用的知识，还会指导父母是否该信任自己的意向与情绪。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模式，会在父母养育孩子遇到各种疑难杂症时提出不同建议：他们应该体罚孩子吗？他们应不应该安慰难过的孩子？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为孩子哺乳吗？这两种模式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对教养建议的依赖，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制造出焦虑：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刚好足够还是太多？身为过度情绪化的父母，他们能否信任自己，还是得依赖别人才行？不过，问题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每本教养手册的差异令人心生不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书籍首先是仰赖需要建议的父母才得以存在的。

从19世纪中叶起，儿童发展的研究重点就经常集中在情绪上。早期的学术尝试主要将儿童情绪当作需要借助各种技巧来进行研究与检验的对象，这些技巧包括育儿日记中的质性观察、在人工实验室里对儿童进行测验，或是在精神分析晤谈中与治疗师互动。虽然像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这样的家长从19世纪起愈来愈关注孩子的情绪，然而到了20世纪，学术辩论则逐渐转向亲子关系的情感面向。随着行为主义到来，建议父母如何调教孩子有恰当情绪似乎是可行的，但与此同时又有精神分析出来告诉父母，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其实既脆弱又充满矛盾。在这整段时期里，学术知识的生产往往与大众以及意识形态对童年与育儿的看法纠结在一块。在许多层面上，以育儿与发展为主题的指南文学成为学术界与公众的桥梁，不论这些指南文学是由学者所撰写，或是其他人受到这些学者的理论影响而写成。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指南文学本身也会产出知识，尔后这些知识似乎又会传回到学术探讨里。

当盖斯凯尔在1835年写下育儿日记时，她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爱与焦虑的情绪状态。以19世纪初她能够入手的指南文学来看，当时的父母似乎就已经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了。尽管如此，整个19、20世纪下来，由于愈来愈多家长更加重视这种建议文化，这类书籍的市场继续发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但无论这庞大的文献实际上对儿童情绪的重要性以及情绪对儿童的重要性说了些什么，给予建议的行为本质上就暗示了接受者是需要建议的，并且由于这种暗示发挥了实际作用，于是家长不得不感到不安与焦虑。盖斯凯尔从小就没了母亲，而她在书信里透露了终其一生留有的失落感。后来，她收到一些母亲的信件，这些信件被她当作纪念品珍藏着。盖斯凯尔于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几天、头几周、头几个月所写的私人日记应该也是类似的纪念品，她称之为爱的信物。她愿将来当玛丽安成为一名母亲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份礼物，并确实从中发现她的母爱：“我希望（如果有天她真能看到这个）我至少能让她知道，她身上载满着爱与希望。”话虽如此，这份信物代表的不仅是爱，同时也是焦虑——这是为人父母情感中的一面，只不过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似乎想对她的孩子隐藏起这份情感。

《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德]乌特·弗雷弗特等，黄怀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