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的太空殖民计划：谁将成为“星际探索”的牺牲品？
编者按：在亿万富翁们争相向太空进军之际，来自美国的杰夫·贝佐斯与埃隆·马斯克已经成为了该领域最为激进的领军人物。他们公开宣传将人类变成“星际物种”的重要性，并且为公司从政府方面争取到了巨额补助。
企业对外太空的开拓让人联想到了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而拥有最尖端技术的公司们俨然已经宣告了对外星资源的拥有权。虽然《外层空间条约》规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外星领地，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签署的《太空法》允许了美国公民要求拥有从太空提取的资源。
这些亿万富翁所建立的发射点对原住民社区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这些公司对此毫不在意。另一方面，虽然亿万富翁表示在星际拓荒的过程中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马斯克承认这些工作将会伴有巨大的风险，并且表示不介意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取更大的利益。
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当私人企业能够摆脱国家的束缚，进入太空之后，他们是否会成为拥有资源、技术、武装的新“主权”；而下层阶级可能被迫成为被抛弃的牺牲品。当贝佐斯和马斯克称赞用公共资金把人类带到太空的好处时，我们应该问：这些殖民地是为谁准备的？
本文作者阿丽娜·乌特拉塔（Alina Utrata）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研究生，盖茨-剑桥和马歇尔学者。她的研究《硅谷与国家（Silicon Valley and the State）》将科技公司视为国家权力的竞争对手。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
在地球上赚取了巨额财富之后，亿万富翁们现在正相互竞争，向太空进军。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前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最近宣布，他将成为自己的私人太空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四名“太空游客”之一。该飞行计划定于2021年7月20日进行，即阿波罗11号登月的纪念日。这一消息促使维珍银河的老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加快了自己的太空旅行计划，他于7月11日将自己送入太空，比贝佐斯早了9天。
2021年7月11日，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团结”号太空船11日完成首次满员太空试飞，向其商业太空游计划迈进一步。该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作为机组成员参与此次试飞。
科技界的亿万富翁、地球上第三富有的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对他的太空公司SpaceX以及他将人类变成“星际物种”的计划，常常是直言不讳的。然而，贝佐斯和这位特斯拉创始人一样痴迷于外太空。这两位亿万富翁一致认为，在太空定居是人类的命运。而且，在没有太多公开辩论的情况下，私人太空公司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太空将成为人类的下一个疆域。
私营企业应该实现“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能够做到的事情：飞向太空”，这是美国特有的观念。它将国内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对私人企业家精神的盲目崇拜，与更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和政府外包精神结合在一起。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激励性的理念，私营公司已经通过政府合同，使用大量公共资金启动了他们的太空殖民计划。
冷战时期太空竞赛的特点，是围绕“民族国家的力量和科学能力”的必胜信念。然而，今天的太空探索浪潮是由科技亿万富翁的私人太空公司所引领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如果我们相信贝佐斯和马斯克，这也是为了改善人类文明）。但是，关于太空探索的言论和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公司的逻辑如何紧密且暴力地交织在一起。而且，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允许这些企业拥有殖民太空的力量可能会导致连国家都无法控制的结果。
在蓝色起源公司的早期，贝佐斯通过个人资助了他的公司（他在2017年透露，他每年出售10亿股亚马逊股票）。该公司最初专注于太空旅游，将其视作一个潜在的收入来源，以一种 “让人们适应太空旅行想法”的方式来运作该项目。但贝佐斯眼看着马斯克的SpaceX迅速在规模和项目上超越了他的公司。马斯克通过风险投资和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为SpaceX提供了资金。蓝色起源从未发射过进入轨道的火箭，但自2012年以来，SpaceX一直在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美国宇航局的货物。
特斯拉在2014年获得了1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在内华达州开设了一家电池厂。贝佐斯向一位亚马逊高层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马斯克为何能如此成功地获得巨额政府奖励。但现在贝佐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现在蓝色起源经常与SpaceX来竞争合同，两家公司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来继续资助这些项目。在SpaceX最初赢得建造月球着陆器的合同后，《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的一项短暂修正案甚至被戏称为“贝索斯救助（Bezos Bailout）”。该修正案本打算向NASA的月球计划拨款100亿美元，并设立第二项奖励。
马斯克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让他的企业获得政府资助。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2013年出版的《创业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书中，表述政府才是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的主体，并驳斥了自由市场和小国家才能创造经济成功的观点。她记录了马斯克的公司SpaceX、特斯拉和太阳城（SolarCity）如何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支持，其中包括拨款、税收减免和补贴贷款。除此之外，他们还从美国宇航局和能源部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和对新技术的直接投资（政府的支持并非微不足道。特斯拉直到2020年才首次实现全年盈利，尽管马斯克通过持有该公司的股票积累了大部分个人财富）。
但这种将殖民行为外包给私人公司的做法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征；公司在长期以来都被嵌入殖民的历史中。在殖民的初期，尽管公司的母国经常为他们的海外投资提供资金和合法性，但政府并不总是会严格控制这些企业。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菲利普·斯特恩创造的“公司-国家”拥有武装部队、并且实行宣战、收税并且铸造硬币。相较于英国政府，该公司一度“统治”了更多的国民。正如J·C·沙曼（J. C. Sharman）和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在《外包帝国: 企业国家如何造就现代世界（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制国家比当时的许多君主拥有更多的军事和政治权力。”
公司国家建立在对主权的理解之上：即主权是可分割和被授权的，这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公共”与“私人”权力完全不同。与鼎盛时期的公司国家相比，即使是当今最大的跨国公司（当然包括SpaceX和蓝色起源）的权力也要小得多，而且绝对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最早授予这些航海公司垄断权的君主国家，在演变成现代国家之后也巩固了主权权力，并获得了比之前几个世纪的君主更多的权力。今天，国家（而不是公司）被认为是太空探索中真正危险的角色。国家对太空的军事化，往往被认为是“天体接触”最可能演变成暴力的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如果美国私营公司从小行星上开采商业资源，这将是一个“比美国太空部队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要和平得多的前景。
然而，这种框架忽视了企业的暴力历史，以及私人商业追求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之间的深刻联系。此外，尽管国家可能帮助创建和参与这些系统，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控制它们所释放的力量。例如，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下的行为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东印度公司也对它声称“统治”的地方，以及曾经给予它特权和它所在的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进而开启了大英帝国的时代。正如《无政府状态：东印度公司的无情崛起（The Anarchy: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2019）》的作者、历史学家威廉·达尔里姆普（William Dalrymple）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末占领印度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一家危险的、不受监管的私人公司……（他们）发动了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企业政变，对南亚的大片土地进行军事征服、征服和掠夺。几乎可以肯定，这仍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企业暴力行为。”在当代公司开始殖民太空时，我们应该问，现代国家是否更好地掌握了如何控制公司，如何控制在“应该由谁统治这些定居者和资源”的争斗中可能产生的暴力。
尽管蓝色起源和SpaceX都欠下了美国政府的资金，但美国监管机构管理这些公司（特别是马斯克的公司）的能力似乎有限。马斯克对美国监管机构的言论，甚至是对那些调查他的人，都出了名的粗鲁和无礼，他丝毫不改自己的行为。例如，去年12月，在美国联邦航空协会（FAA）因大气条件而吊销了其发射许可证后，SpaceX拒绝遵守“取消其星舰火箭高空测试发射”的命令。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违抗政府权威。2020年5月，尽管阿拉米达县因新冠大流行发出了就地避难的卫生命令，但马斯克还是重新开放了特斯拉工厂，并在推特上表示，如果执法部门采取行动，那么“只需要逮捕他一人”即可。他的公司已经多次因为违反其他各种监管和安全规定而受到调查和罚款（有报道称，特斯拉工厂没有设置应有的危险标志，因为马斯克“不喜欢黄色”）。这只是因为马斯克和之前许多有权势的人一样，得到了国家的优待吗？还是国家及其监管机构真的无法控制他？
2020年5月30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SpaceX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庆祝发射SpaceX龙飞船成功发射。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龙飞船发射成功，乘“猎鹰9号”火箭飞往国际空间站。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首次使用国产火箭和飞船从本土将宇航员送往空间站。
马斯克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在2020年12月的火箭发射事件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在未来的发射中将对SpaceX施加额外的措施，包括在现场设置联邦航空管理局检查员。2021年1月28日，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规定是“每年只允许少数政府设施进行少量的一次性发射。在这些规则下，人类将永远无法到达火星”。对马斯克来说，成为星际物种是关乎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远比规章制度重要得多。
贝佐斯和马斯克在谈及太空殖民时，都使用了道德要求的语言：人类不仅要探索太空，还要在太空定居。这两位工程师可以很容易在技术层面解释他们殖民宇宙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有所不同：贝佐斯希望建立漂浮在地球附近的人工管状结构，而马斯克则希望对火星进行地球化改造；但支撑这些计划的政治理念却非常相似。两者都提供了人类在太空中（生活）的乌托邦式愿景，试图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的政治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1982年，贝佐斯在高中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说:“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世界经济和人口继续增长，太空是唯一的出路。”从那以后，他的观点没有多大改变。“（几个世纪后）我们将使用所有影响地球的太阳能，”他在蓝色起源主办的一次活动上对人群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马尔萨斯主义的逻辑支持了他关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和向太空扩张的必要性”的论点。他解释说，世界上有短期的问题，比如贫困和污染；也有长期的问题，比如能源耗尽。贝佐斯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定量配给和停滞不前的文明”，我们必须向别的星球扩张，在那里，“资源是无限的”。
对马斯克来说，太空殖民也是保护人类文明的一种手段，尽管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类最终灭绝。他在201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没有预言世界末日立即就要到来，但历史表明，一些灭绝事件将会发生。（人类的）另一种选择是成为一个太空文明和多行星物种。”贝佐斯强调来资本主义增长的周期性逻辑——为了保持扩张，我们必须扩张；而马斯克在他的殖民定居计划中则表示得更加明确。他的一项提议被称为“火星契约奴役”，即允许个人购买去火星的单程票，并通过在新殖民地承诺的工作来进行偿还。“火星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劳动力短缺”，马斯克解释说，所以“工作岗位不会出现短缺”。贝佐斯认为，人类将能够经常在地球和太空之间旅行，但马斯克认为，火星殖民地应该是自给自足的，确保即使在“补给船因任何原因无法从地球来到火星”的情况下，（人类）也能生存下去。
对于这两位企业家来说，他们的企业被誉为极富远见卓识，但他们的天体乌托邦却尤其“缺乏政治创造力和意识”。贝佐斯认为帝国扩张是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唯一方式，这是一种古老的殖民主义诉求，现在被重新包装为对星空的探求。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以及在贝佐斯看来只是短期问题的“贫困和污染”，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开采周期；与此同时，这些问题正在造成地球的气候危机。
考虑到他的企业以绿色为导向，马斯克大概意识到了气候危机，或者至少意识到它带来了政府资助的机会。然而，他并没有明确地将气候变化列为火星殖民地可能防范的潜在“灭绝事件”之一。暂且不提火星地球化是否切实可行，《自然天文学》的一篇文章指出，相较于居住在地球，在太空定居并不是免费的。正如科学作家香农·斯特罗姆（Shannon Stirone）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指出的那样：“火星的大气层非常稀薄；它没有磁场来保护其表面免受太阳或银河宇宙射线的辐射；它没有可呼吸的空气，它的平均表面温度是致命的零下80度……人类要想在那里生活，就必须修建隧道，住在地下。”相较于“为了使太空变得适宜居住”而必须做出的环境和人类破坏，目前所有“为了阻止气候危机的技术或政治反应”都显得相形见绌。
而且，如同资本主义和气候变化问题一样，殖民太空对某些国家的影响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例如，当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向SpaceX公司提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比亚克岛（Biak）建造发射站时，当地社区抗议称，建造这个发射站将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并导致社区居民流离失所。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心，这正是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南端的小镇博卡奇卡（Boca Chica）的情况， SpaceX之前在该地建造了发射站。在SpaceX搬进小镇后，德克萨斯州社区的居民被赶出家园，原因是该地区因火箭活动而变得不安全，发射站的建造还破坏了该地区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SpaceX提出过购买居民住宅，但其提供的价格低于许多人认为的合理水平。SpaceX在发给博卡奇卡小镇抗议者的邮件中表示：“随着该基地航天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加快，你的财产将被划分进危险区域，为了遵守所有联邦和其他公共安全法规，该地区将不允许任何平民逗留。”SpaceX对该地区的影响表明，它对于导致当地社区居民流离失所，以及自己造成的破坏并不担心。
马斯克和贝佐斯信奉的理念是，殖民太空与殖民地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他们的论点中隐含着这样的信念：造成过去浩劫的不是殖民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其实施的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尽管以前的殖民企图经常引发种族灭绝暴力，但这种历史不会在太空中重演。毕竟，没有人住在那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殖民破坏是被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证明的。这种意识形态使得“某种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类在其中的作用”显得自然且不可避免。仅仅因为“没有人在那里”，所以该空间就可以被占有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来为定居者种族灭绝辩护的殖民逻辑：只有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资源，才有权拥有土地和所有权。因此，帝国主义的所有权观念会将空间转变为一个“空旷的边疆”，某些人可以在那里投射他们的政治梦想，无论是开发采掘业、制造业还是建立殖民地。
在他最近出版的《盗窃就是财产!》(2019)中，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Nichols）对殖民主义掠夺的递归逻辑进行了质疑，这种逻辑依赖于改造和盗窃的同时进行。正如他所说：
殖民化需要大规模的土地转让，同时重新解构所讨论的交换对象，这样回顾起来，它似乎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盗窃形式……“剥夺”可以是连贯地重建，成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所有权关系得以产生，但只有在“要求它们同时被否定”的这一结构条件下才能成立。
在一次行动中，土地既变成了财产，又被夺走。
同样的逻辑让马斯克和贝佐斯可以宣称太空是“空的”，又是免费的。当然，我们没有使用太空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即使没有人能拥有或占据月球上的一块土地。就像我们都使用水路和空气一样，“所有权”不能由这些资源所在的领土决定。例如，由数千颗轨道卫星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光污染（或“光涂鸦”）已经影响了地球上的许多社区，从天文学家和他们的科学研究，到依靠天体导航进行文化实践和生存的原住民社区。但是，由于这些社区没有“正确”地使用或占有空间资源，因此他们没有被认为是它的合法所有者，他们也就失去了拥有空间的权利。
但根据国际法，这些社区对天空的权利并不比马斯克和贝佐斯少。《外层空间条约》规定，“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将成为全人类的领地”。虽然我们都可以使用、探索或研究空间，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声称拥有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不会尝试。例如，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太空法》。该法律允许美国公民要求拥有从太空提取的资源，并在美国法庭上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国际法律专家指出，《太空法》在理论上可能违反《外层空间条约》，该条约禁止各国对任何天体宣称主权。然而，《太空法》明确指出，美国并不是声称对任何外星领土拥有主权，而只是要求对外太空的资源拥有所有权。批评者否定了这一辩护；除非国家首先要求对领土拥有主权，否则不能要求拥有权。毕竟，领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即使在星际之间，也很难想象有什么其他原则可以作为治理的基础。
2021年7月2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搭乘蓝色起源公司“新谢波德”航天器升空。在顺利完成太空飞行，并成功着陆后，贝索斯表示，这是“最棒的一天”。
然而，领土边界从未成为行使权力的硬性限制。美国经常对其领土之外的人民和财产行使权力。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标识地图（logo map）一样，领土性以一种想象中的关联身份得以运作：它使国家权力合法化，但它并没有真正创造或限制国家权力。
然而，政治团体的乌托邦式愿景，正如菲利普·斯坦伯格（Philip Steinberg）、伊丽莎白·奈曼（Elizabeth Nyman）和毛罗·卡拉乔利（Mauro Caraccioli）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的孤独城邦到火星殖民地，（人们）往往无法想象除了（获得）领土主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逃离这个国家，重新开始。例如，海洋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是贝佐斯和马斯克太空殖民项目的“姐妹项目”，该项目由另一位科技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牵头。蒂尔是马斯克在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他和谷歌的前工程师帕特里·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建立了海洋家园研究所，通过浮动海洋平台“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永久的、自治的海洋社区，使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就像太空殖民者一样，海洋殖民者设想人类工程将能够在海洋或星空中创造新的处女地，这将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空间”。弗里德曼解释说:“如果我们能解决海岛的工程挑战，那么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就会为这些政治初创企业开放。”蒂尔提到这些浮动岛屿国家时，使用了“太空殖民地模型”进行比较——但是，相比太空，海岛离地球更近，建造它们在技术上更为可行。
对一些硅谷精英来说，这些“初创国家”的意义在于政府将无法控制它们。科技企业家经常设想从国家手中让出领土和政治的方法。例如，风险投资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的宣言《硅谷的最终出路（Silicon Valley 's Ultimate Exit）》曾一度让他声名狼藉。在宣言中，他主张该地区从美国割让出去，成为自己的企业城邦。此外，在大流行开始期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被问到脸书是否可以购买一个没有新冠肺炎的岛屿来保护员工。硅谷高管也是臭名昭著的末日预言家，蒂尔（Thiel）和Y Combinator的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等人在新西兰购买并建造了奢华的末日避难所。但这些从国家中分离出去的愿景并没有脱离意识形态。
虽然关于领土国家消亡的技术乌托邦式预测通常与约翰·佩里·巴洛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1996）》有关，但另一份预测主权国家终结的政治宣言在硅谷精英中也有很大影响：由威廉·里斯·莫格和詹姆斯·戴尔·戴维森共同撰写的《主权个人（1997）》。尽管里斯·莫格在英国以失败的政治预测而闻名，但他拥有忠实的科技企业家粉丝，包括泰尔、斯里尼瓦桑和风险资本家马克·安德森。不难理解这本书为什么吸引了硅谷的人：它预测了加密货币的崛起，以及民族国家会因技术创新而死亡。但里斯·莫格认为，国家的消亡并不值得担心，因为它将“前所未有地解放个人”。他说，新的主权个人“将像神话中的神灵一样，在与普通的臣民相同的物理环境中运作，但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然而，里斯·莫格认为，并非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体。只有“认知精英……拥有高超技能和智慧的人”才能享有这份殊荣。按照这种观点，随着现代国家因税收减少而衰落，这些优越的个人将完全脱离国家，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导致“主权的彻底重组”。里斯·莫格指出，最为可怕的是“下层阶级将被隔离，成为封闭式社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贝佐斯和马斯克称赞用公共资金把人类带到太空的好处时，我们应该问：这些殖民地是为谁准备的？
引导亿万富翁竞相进入太空的理想并不新鲜。崇高的乌托邦愿景往往掩盖了暴力过程，它将“人类文明”的抽象愿景置于一些人的生命之上。贝索斯将此视为一种功利的计算，一种数字游戏。他敦促说，如果人类扩展到太空，“数万亿的人类”将得以繁荣，“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爱因斯坦或莫扎特（的出现）”。他没有承认，那些未来的爱因斯坦和莫扎特现在就存在于地球上，他们可能正面对着贝佐斯眼中的短期问题：贫困。对此，贝佐斯既不承认，更没有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命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对人类对“文明”的智力贡献或关于“他们复制两个白人男子遗产的能力”的功利主义计算之上。
马斯克更明确地表示，他愿意牺牲人类的生命。他说，火星“不适合胆小的人。你很有可能会死。这将会很难，很难。但如果能成功，那将会是非常光荣的”。事实上，他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小品《火星上的查德（Chad on Mars）》中公开宣扬了他对人类必须为这一辉煌未来做出牺牲的信念。在这出小品中，一个火星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氧气分配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后，开始执行自杀任务。在这段视频中，马斯克仍然在地球上安全地指挥着，代表人类感谢这位即将死去的定居者，他的死亡正在被全球直播。当这个定居者在小品的结尾死去时，马斯克耸了耸肩走开了，漫不经心地提醒他的团队，“好吧，我确实说过有人会死。”
贝佐斯和马斯克一致认为，对太空的殖民不会导致对“不存在的外星人口”的种族灭绝，这是正确的；但对原住民社区的殖民破坏只是全球种族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支持美国殖民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劳动力，助长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暴行。为了追求美国西部边疆的“天定命运”，白人铁路公司老板残忍地剥削亚洲移民。十分之一的华工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时死去。在一个仍由白人男性主导的行业中，人们随意讨论殖民问题并非巧合。
贝佐斯说，他第一次对太空着迷是在5岁的时候，当时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阿波罗号登月，而这是他计划将自己送入太空的52年之前。听到贝佐斯和马斯克向崇拜他们的人群讲述他们童年对火箭飞船的痴迷之后，人们会意识到这两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花费数十亿公共资金进入太空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这很酷。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五岁的贝佐斯得知沃纳·冯·布劳恩（他的工作为阿波罗计划打下了基础）是前纳粹分子，或者他在战时的德国用奴隶来制造火箭，导致2万人死在他的工厂里以后会作何感想。乌托邦式的梦想（即使是在太空中），总是要以人类作为代价。
贝佐斯和马斯克关于（人类）成为“星际物种”的技术愿景，并没有回答一个政治问题：在太空中等待我们（无论“我们”是谁）的是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是否会发现，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SpaceX和蓝色起源的太空殖民地最终会被并入国家的一个部门，在无意中把美国变成一个星际帝国？太空公司会不会像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湾的公司那样，从它们的母国（和行星）中挣脱出来，成为月球或火星上的独立管理实体？或者，贝佐斯和马斯克会像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在比利时刚果（Belgian Congo）实行恐怖暴力那样，通过争斗，成为贵族领地的私人国王？到那时，国家有能力阻止他们吗？
太空殖民部署的支持者口中的必然性，掩盖了另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去殖民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