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陈蕴茜：孙中山如何从“总理”升格为“国父”
如果要在整个华人世界评选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孙中山恐怕非第一名莫属，这不仅因为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古代王朝两千年的统治，更由于在他去世之后，国共两党对其形象不断进行塑造，赋予他革命先驱的历史地位，乃至成为现代中国的“国父”。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蕴茜在《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部专著中，对孙中山崇拜现象做了全面而扎实的分析，并用西方新文化史理论为传统的孙中山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
近些年来，陈教授的研究课题主要围绕孙中山符号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而展开，为此她走访了世界各地与孙中山有关的华人社区和公共空间，深刻感受到孙中山符号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国民党怎样对孙中山符号进行塑造？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如何渗透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孙中山是如何从“总理”升格为“国父”的？孙中山符号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陈教授进行了专访。
澎湃新闻：关于孙中山个人崇拜的建构大概可以从何时算起？孙中山本人是否在其生前就已经开始有意塑造自己的形象？
陈蕴茜：孙中山崇拜作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应该从其去世后算起，当然他在生前就已经开始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且注重个人集权，这和他个人的英雄史观即先知先觉论、知难行易说、革命三阶段论（从军政、训政到宪政）都有关系。孙中山深受英雄史观的支配，自认为是中国的救星。
孙中山个人作风也比较专断，面对同盟会早期的分歧，孙中山往往不是理性地交流和沟通，以寻求解决方案，而是采取较为专断的方法，自命正确，拒不接受反对意见，甚至一意孤行，由此引起内部不满与纷争，黄兴就曾因孙中山的“不逊之言”，以至“怒而退会”，称孙“做事近于专制跋扈”。
章太炎也不满孙中山带走巨款而留给同盟会本部机关的钱太少，并指责孙滥用捐赠资金于个人私用，还曾经气得把孙中山挂像给扯下来。另据杨天石等学者的研究，陈其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孙中山起码是知道的。后来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需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孙文一人”，也体现了他专断的一面。
在陈其美等追随者的拥护下，孙中山个人权威得以确立。此后，国民党不断加强宣传孙中山，扩大了孙中山的影响力，同时促进了党内对孙中山权威的认同。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大总统，国民党精心组织隆重的就职典礼。广州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沿街搭建彩棚，并有放爆竹的汽车环市游行，7万人参加盛大的就职典礼，塑造并展示了孙中山的权威地位。
澎湃新闻：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为何要进一步对其形象进行塑造？
陈蕴茜：在从革命党到国民党转变的过程中，孙中山成为各派力量都能接受的政治人物，他为追求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国而鞠躬尽瘁，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孙中山在去世后超越了党派利益而被符号化，成为大家公认的政治偶像，发挥了整合各党派的作用，孙中山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
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地的各种团体、机关组织都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追悼会，比如学校、商人社团等等。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对孙中山逝世的追悼活动则更多，规模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宣传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念。
例如，湖南省党部在全省各界追悼大会发放了10万份传单，宣传“孙中山没有了，死者不可复生了。谁来领袖国民革命？谁来替国民革命打先锋？就只有国民党”。国民党是未来中国的合法领导者，只有加入国民党，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于是动员民众：“本党部敢以中山主义的敬礼欢迎你们加入国民党，欢迎你们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来。”
还有浙江嘉兴县党部在追悼会现场设临时办事处，动员民众加入党，有些民众当场就志愿入党。显然，国民党将孙中山视为唯一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领袖，国民党则是唯一能够占有这一政治象征的政党，借此加强该党社会政治动员的绩效。
中共也在《向导》上发表了悼念文章，感慨“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中共将孙中山定位为民族主义领袖，并表示将追随中山主义，领导民众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在延安时期，中共还建有中山图书馆。
澎湃新闻：所以等于是国共两党都参与了对孙中山的形象塑造。
陈蕴茜：对，只是中共偏重于接受其民族主义，其他党派基本上也能接受孙中山，这是孙中山形象能够广泛传播的群众基础。但不能忽略的还有传统因素。
中国人向来习惯于因袭传统，盛行祖先崇拜，由此造成国人崇拜领袖和英雄，个人的权威易被神化，甚至异化为主宰人们生活的“救世主”。崇拜集祖先、神灵、权威和救世主于一身的个人，是中国传统语境中特有的现象。这是孙中山崇拜能够推广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归根到底是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需要英雄，其他人的政治人格魅力不够，而且没有像孙中山这样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可以弥合国民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平衡各方的利益。因此，孙中山被神化、被崇拜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孙中山最为党内外推崇。
国民党将孙中山的“总理”地位写入党章，而且是唯一的称号，比如以后蒋介石只能被称为“总裁”，不能称“总理”。同时国民党赋予孙中山的遗教即“总理遗教”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之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
当时对孙中山思想的宣传是强制性的，各机关、团体、学校每周一要做总理纪念周，即对孙中山遗像默念三分钟，行三鞠躬礼，背总理遗嘱，唱党歌，做政治报告。后来唱党歌改为唱国歌，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党歌，即由孙中山作词的黄埔军校校歌。强制性的宣传，使孙中山崇拜俨然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运动。
由于纪念周的推广，总理遗嘱在全国的普及是非常广的，比如中共情报人员就曾利用《总理遗嘱》与《分省地图》作为加码表的密本，以服务于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确保秘密通讯的安全。还有语言学家赵元任在湖北做调查时，就让人用方言读总理遗嘱。当时宣传范围十分广泛，连教会学校学生和个别寺庙的和尚也都背诵总理遗嘱。
澎湃新闻：那么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是通过何种方式传播、渗透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陈蕴茜：孙中山崇拜的宣传是从时间、空间、仪式等多重维度展开的。
时间维度主要是指设立各种纪念日，孙中山成为历史上拥有纪念日最多的人物，有逝世纪念日、蒙难纪念日（在伦敦和广州的两次蒙难）、云南起义纪念日、非常大总统就职纪念日、诞辰纪念日……逝世纪念日后变为植树节，这也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孙中山纪念日。民国时期，由于各种纪念日太多，于是就分为党内纪念日和国定纪念日，像植树节和诞辰纪念日就属于国定纪念日，其他归入革命纪念日。
纪念日一般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比如诞辰纪念日有庆典，有些地方甚至吃寿面。植树节会举行植树典礼，然后植树，学校还会放半天假，一些老人至今对植树节的印象都很深。植树节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一些农民也被动员参与进来，有些地方就将所植林木命名为“中山纪念林”，比如镇江、兰州的中山纪念林规模较大，现在成为当地的风景名胜，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也有。
最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总理纪念周，因它出现频次高，影响最为深远。我采访过一些老人，对纪念周都记忆深刻，且会背总理遗嘱。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曾就背诵总理遗嘱问题与我进行过交流，并立即以极快的语速流利地背诵了遗嘱。
在日常仪式方面，孙中山符号也无所不在。机关、团体、学校日常开会、政治集会、运动会都要在会前举行纪念孙中山的仪式，最过分的是追悼会和结婚也有相关仪式，可见这种推广已经渗透到民俗领域了。
最神圣的日常纪念仪式则是敬谒中山陵，比如文官考试之后要去中山陵谒陵，从外地来南京开会的官员、党员、社会团体也都要去谒陵，甚至中学生参加暑期集训，也要前往谒陵。
澎湃新闻：空间政治也是孙中山符号建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规模庞大的中山陵即是最为明显的案例。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全国各地看到中山公园的遗存等等。那么，孙中山崇拜在空间政治方面有着怎样的表征？
陈蕴茜：是的，孙中山崇拜在空间上的最高代表就是南京的中山陵，我称之为神圣空间，因它具有纪念空间的唯一性与神圣性特征，人们对这一空间必须怀有宗教式的虔敬与崇拜。它是国民党为永久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陵墓，是展示孙中山符号最充分、最直接的宏大建筑群。国民党倾力建造中山陵，目的在于将孙中山符号神圣化，并向世人展示国民党作为孙中山政治遗产唯一合法继承者的隆尊地位，以强化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宣传，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同时强化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
中国传统帝王均采取在城外建立陵墓的办法，而且陵墓规制宏大。如此行事，表面看似帝王为追求死后继续享受生前的奢华生活，其实这是宣传帝王权威的特殊政治手段。国民党将孙中山墓命名为帝王专用的“陵”，与国民党对孙中山至高无上的政治定位密切相关。
因此，“中山陵”实际上是国民党沿用传统帝王葬仪来体现孙中山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中山陵建筑采用依山为陵的形式，墓室定位并最终建成于紫金山第二峰小茅山南坡海拔158米的山顶最高处，比独龙岗明孝陵所处的位置高出90多米，也超出了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突显出孙中山超越古代帝王、无与伦比的神圣地位。
关于中山陵的规模，这里有个故事：著名作家汪曾祺参观林肯墓，林肯墓规模不大，与汪曾祺同行的一位法国作家“说他到过南京，看过中山陵，说林肯墓和中山陵不能相比。——中山陵有气魄”。汪曾祺说：“他不知道林肯墓是‘墓’，中山陵是‘陵’呀。”同为政治领袖的墓地，孙中山的陵墓规模远甚于美国总统的墓地，这是国民党继承中国传统帝王陵墓建制、圣化孙中山政治领袖地位的重要体现。
在国民党作为在野党时，中山陵的建设工程已经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财政拮据，而中山陵的总建筑成本400多万元，约占财政收入的1%。当时正值执政之初，国民党投入如此巨资建造中山陵，可见对于营造孙中山纪念空间之重视。
中山陵本来花的是国家的钱，但国民党却在中山陵赫然镌刻“中国国民党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纪念碑，这是以党葬的名义花国家的钱。抗战后，郭沫若谒陵时对此颇有感慨：“从‘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来着想的话，或许正是应该。仅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的我，我感觉着中山先生是应该膺受国葬或人民葬才合适。假使碑文能改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墓’，那不会更简单而有力吗?”
除了中山陵外，另一重要纪念空间就是中山纪念堂，融政治空间和纪念空间于一体，往往是政府办公地或者集会场所，也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最著名的是广州中山纪念堂，它是由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设计的，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杰作。民国时期全国有300多座中山纪念堂，现在很多地方开始恢复中山纪念堂，比如苏州的中山堂在观前街上，现在修复得很好，还附设了孙中山纪念展。
对于百姓日常生活影响大的还有中山公园，我统计了一下，民国时期有文献可考的中山公园有309座，各地现存不少，中山公园已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同名公园。此外，民国时期有500多个城镇有中山路，而且很多都是主干道，大多保留至今。中山符号充斥社会各个角落，对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澎湃新闻：国民党对孙中山符号的塑造是否受到苏联个人崇拜的影响？
陈蕴茜：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孙中山就总结之前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需要学习苏联，把权力集中起来。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作出决定：永久保存列宁的遗体，供人们瞻仰，并激励全世界人民，而后苏联政府花费巨额经费，用于列宁水晶棺及陵墓的修建。列宁逝世在中国引起颇大的震动，当时孙中山正奉行联俄政策，对列宁的祭悼格外隆重。国民党以及社会各界举行了各种追悼活动，并定于每年逝世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切对于国民党设计和宣传孙中山崇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孙中山去世后苏联还送了一副铜棺材给他，所以遗体的处理方式和中山陵广场的设计受到苏联的影响。但是目前我只看到孙中山纪念列宁的文章，没有看到其他方面的资料，只能做这些间接的设想。
澎湃新闻：从称谓变化上看，孙中山是如何从“总理”升格为“国父”的？
陈蕴茜：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也有青年人尊称他为“国父”，逝世后各党派都开始称他为国父，但是法律上没有规定。
由于总理是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领袖的定位，而到1936年民族危机加剧，林森等人感到应该让孙中山成为全体国民的精神领袖，遂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提议尊孙中山为“国父”。他说：“我们全国国民尊崇总理为国父，完全是出于良心的一致。”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林森又领衔与石瑛等12人提议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1940年3月，中执会批准该提案，并发表《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声明》，并“函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体遵行”。这就把“国父”之名在法律上确定下来。
澎湃新闻：这种孙中山崇拜推广最终的效果如何？普通人对于孙中山符号的个体记忆如何转化为一种全民的社会记忆？
陈蕴茜：孙中山崇拜推广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对孙中山的记忆是个体化的社会记忆，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相互建构、相互影响。这种通过时间、空间、仪式等多重维度上反复强化的孙中山崇拜记忆，在我父亲这一代人的身上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是身体记忆，三鞠躬的仪式深深地印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之中。其次，课本对记忆塑造也很重要，语文、历史、公民、社会等课本里面都有关于孙中山的内容。不论是我自己做的访谈，还是其他回忆资料，可以看出孙中山崇拜记忆影响深远。
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当时的小学生接受学校的宣传教育，对孙中山也具有崇拜意识，并会用孙中山的教导反驳老师。山东郯城县东八里巷完全小学（县立第四小学）因师资缺乏，校长亲自上“公民”和“三民主义”课程，因其信佛，向学生传输不杀生思想，劝学生不食猪血，但学生武作礼问道：“老师！你讲猪血不能吃，怎么孙中山先生说猪血有营养呢？”那位校长无言以对而离开教室，从此再没有给他们上课。因为孙中山爱吃猪血粥，并在《建国方略》中说过：“猪血涵铁质独多，为补身之无上品……中国人食之，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学卫生也。”由此可见，这个小学生对《建国方略》这部分内容记忆深刻，并能够活学活用。
第二个例子是抗战之后，为反对内战，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留学英国的土木工程师王宝基，在南京市新街口国父铜像前长跪不起，2000多位市民围观。王宝基事前在报上刊登公告说：“本人此次行动，原不求新闻之广播，只想影响国人对国事的看法，此次毅然地跪在新街口广场，意在发泄满腔的愤恨与悲伤，和静默地控诉摧残和平，控诉戕害国家的罪人，同时祈祷与呼吁国共的停战达成和平与民主。”这个事情说明王宝基知道国父铜像对于国民政府与民众的重要意义，警察也并未强行制止其行为，而是劝说他。最后此举赢得民众的支持，许多人自发到中央大学为反内战抗议的学生捐款。
当然孙中山符号也一直是精英们表达不同政见的重要象征物。为反对蒋介石假行宪、真独裁的做法，1948年3月28日，有一批国大代表到会场内绝食，就是不动声色地坐在国旗和国父遗像前面。可见，社会精英深深地理解孙中山符号与三民主义思想的真正内核，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实行假民主的做法深恶痛绝，并利用孙中山符号进行斗争。
这场运动之所以影响巨大，是因为国民党的强制性推广。国民党严格监管民众团体实施“恭读总理遗嘱”仪式，如果有人否定、挑战这一仪式，则会受到惩处。如上海律师公会一直举行“恭读总理遗嘱”仪式，但1932年3月，执监委员联席会上，有委员提议废除恭读总理遗嘱及向党、国旗行鞠躬礼的仪式，代之以哀悼抗日阵亡将士。此后，公会就废止了恭读仪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二区22分部，立即指控某委员“主使一般反动分子通电宣言诋毁党国”，将该委员开除党籍，并行文中央党部转咨司法行政部吊销其律师证书。经过律师公会的努力，没有吊销其律师资格，但1935年后，上海律师公会又恢复恭读总理遗嘱仪式。
这种强制性做法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反对。胡适认为这是精神禁锢，他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就公开抵制总理纪念周，并批判国民党“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胡适揭露国民党推行孙中山崇拜的结果是，“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可以说一语中的。因此，国民党指责胡适“违反党义”、“诋毁党义”，最后，胡适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
画家叶浅予则用漫画的形式对崇拜运动表达不满。1936年，他在南京《朝报》发表画作《小陈留京外史》，其中一幅是小陈主持纪念周，解说词称：“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
因为这幅漫画，叶浅予遭到攻击，被指责“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叶氏被迫中断《小陈留京外史》的创作。还有人采取迂回手段反对总理纪念周，比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将总理纪念周中的政治报告改为做科学报告。所以，对于孙中山崇拜造成的记忆是多元而复杂的。
澎湃新闻：孙中山崇拜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蕴茜：个人崇拜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语境中具有某种合理性，特别是作为民族与文化的象征符号崇拜，对于促进文化融合、民族认同具有积极意义，它能起到国家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所无法达成的社会动员及国家整合效能。孙中山毕生为振兴中华奋斗，是赋予国家生活以崇高意义的神圣人物。所以，他对于国人认同中华民国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其实他已经符号化为民族的精神领袖。
从现实看，孙中山符号最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其实也是其民族主义内核，而且国民党在宣传过程中也突出了民族主义，特别是1930年代日本侵华后，这种宣传更为明显。如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严重，各类宣传中出现反侵略口号。如安徽五河县植树宣传口号中有：“誓复东北失地，湔雪国耻！”歙县有“纪念总理要一致拥护中央抵御日本！”在纪念活动中，党、国和民族认同始终贯穿其中。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动员功能更为强大，人们将孙中山纪念空间视为表达抗日决心的象征。比如人们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自觉到中山陵谒陵、哭陵，呼吁政府抗战，即使南京沦陷后，国人依然在节日与孙中山纪念日举行庆典时，朝向中山陵遥祭。显然，孙中山符号成为鼓舞国人坚持抗战的一面旗帜，也成为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战斗号角。
又如1938年8月9日，武汉举行“保卫大武汉”歌咏火炬大游行。冼星海指挥武昌3000多歌咏大军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进入汉口，与汉口歌咏队伍在汉口三民路的孙中山铜像前汇合，1万多人庄严肃穆地站立像前，在军乐伴奏下，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并在汉口闹市区游行。
虽然战争期间经费紧张，但各级政府及党部依然努力推动中山公园、中山堂的建设。中山公园成为民族主义象征空间，园内多建有正气亭、烈士纪念碑等，也成为普通民众表达其民族主义情绪的实践空间。
1943年，江西清江县民众为表达对孙中山的敬仰与抗战到底的决心，自发在中山公园内增建孙中山塑像及抗日烈士墓。民众通过对比的表达方式，模仿杭州岳王庙前秦桧夫妇下跪像，专门在公园内烈士墓前修铸汉奸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跪像，男女老幼都采取各种手段污辱跪像，以表达对出卖民族利益者的憎恨。此外，四川乐至、南部县、邛崃、江西赣州等地也出现孙中山塑像前的汪精卫跪像，民众的空间实践强化了中山公园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
中山纪念林也成了纪念民族英烈的最佳场所，兰州中山林区在抗战爆发后增建忠烈祠，供奉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佟麟阁和甘肃籍阵亡将士4382人的灵牌，每年清明，驻兰党政机关及学校师生均前往祭吊。祠后空地，塑有汉奸汪精卫及陈璧君反剪双手跪像。很显然，人们都深深地明白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内涵。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继续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其实，在日据时期，台湾人对孙中山就很崇敬。被誉为“台湾的孙中山”的蒋渭水，曾经营文化书店，引进孙中山的著作及思想书刊，并将孙中山思想付诸反殖民运动。台湾民众虽然没有办法建造孙中山纪念碑，却以隐蔽的方式建造塑像来表达纪念之情。1928年，台南民众在佳里镇金唐殿自发塑立两尊孙中山塑像，为躲避日本宪警的追查，特将塑像隐藏于正殿龙边、虎边之壁堵内。
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相比，孙中山崇拜运动在台湾更为深入，台北有国父纪念馆、国父史迹纪念馆、中山堂、中山楼，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初也被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各地建有中山路，不少城镇有中山公园，孙中山铜像更是遍布各地广场和中小学校，因台湾地方狭小，孙中山符号的覆盖率实际超过大陆。
澎湃新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台湾继续推广孙中山崇拜不难理解，那么海外的情况如何？
陈蕴茜：孙中山符号不仅在台湾而且在海外也得到普及，成为海外华人共同崇拜的对象。宣传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一直是国民党海外各支部的重要工作，且因孙中山早年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具有广泛影响，因此，国民党的宣传也得到广大华侨的支持。
美国旧金山圣玛利广场上有一座孙中山铜像，就是国民党建的，自民国时期到今天，每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美国国民党旧金山支部均会联合中华总会馆等至圣玛利广场孙中山铜像前献花，宋美龄访美时曾经去拜谒过。现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也在广场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我曾经去拜谒过这座雕像，并在当地会馆做过访谈，当地华人经常到这个小广场活动。
旧金山还有一座国父纪念馆，是由国民党美国总支部一手筹划建立的，其支部就设在国父纪念馆楼上，我特地访问过该支部陈伯豪书记长，了解到纪念馆的建造过程。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市则建有中国文化公园，是在陈立夫等推动下建成的，门口建有“天下为公”牌坊，里面则有中山堂，室内有孙中山铜像，公园内建有较大的孔子铜像。
国民党硅谷分部每年3月12日和11月12日还在中国文化公园的中山堂举行纪念孙中山仪式。此外，芝加哥建有中山纪念公园，国民党美中支部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协助当地华侨联合举办孙中山诞辰纪念。波士顿唐人街建有“天下为公”牌坊，当地国民党分部举办的大规模活动有5项，其中2项就是孙中山逝世与诞辰纪念。在加拿大温哥华还有总理纪念室和中山公园。
我还去拜访过加拿大北部城市埃德蒙顿的中华会馆，一步入大厅就能看到悬挂着的孙中山像。与会馆华侨的言谈之间，对孙中山充满景仰之情，因为孙中山当年曾到过埃德蒙顿动员华侨支持革命，其实美国、加拿大、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孙中山纪念场所很多，当地华侨华人也都对他景仰有加。
从历史上看，孙中山符号促进了中华民国的统一进程，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象征，并最终成为中国的民族国家象征。中华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着日军全面侵华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能够调动各个阶层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政治象征符号，孙中山符号则契合了国家、社会和国民共同的政治需求。总体而言，孙中山崇拜运动促进了国人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有助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从当下看，台湾尊崇孙中山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导师”，大陆敬之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胡锦涛语），孙中山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共同奋斗、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象征符号而世代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