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东亚教育浪费生命？
女性如何反抗不公正的婚姻制度：古今妇女谁更有主体性？
在近期郜艳敏事件掀起的舆论热潮中，受害人郜艳敏的主体性和这一事件背后的体制问题、性别不公都是讨论的中心话题。宋少鹏近日刊发在《文化纵横》上的一篇文章开篇就抛出了一个看似不同却遥相呼应的问题，“1919年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刎颈自杀的长沙赵五贞女士有没有主体性？”。赵五贞之死当时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发酵成声讨传统婚制、支持自由恋爱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舆论。赵五贞也成为了五四妇女史中传统父权制和旧婚制的受害者。
宋少鹏说，赵五贞有没有主体性这个问题是十年前一位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者向他提出的。而在事件发生当时的舆论中，虽兼杂对于赵五贞主体性的猜测，但矛头基本是指向“环境”，即旧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言“环境杀人”、“非自杀”，社会、母家、夫家的“三角形铁网”“逼着他（她）求死”。这种五四妇女史观中关注急需改变的“旧制度”的范式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发生了转向。
美国明清妇女史专家高彦颐（Dorothy Ko）在1994年发表的著作《闺塾师》中批评了“五四妇女史观”把传统社会的妇女塑造成了僵化的“受害者”的刻板形象，她认为 这一形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共同作用的“非历史的发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物。高彦颐建构了以社会性别范式替代五四妇女史观，或者说“压迫--解放”革命范式的理论图景，开启了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对于女性主体性追寻的风潮。
高彦颐、卢苇菁等学者对明清妇女的研究表明，在儒家传统性别制度下，儒家纲常虽然剥夺了女性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女性的个性和主体性并未被剥夺，女性（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女性）可以通过文学创作、美德和责任的践行，穿越内外界线，与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发生关联，赋予自身生存的意义、尊严和情感依托。主体性范式强调赋权妇女，看到妇女作为历史中积极行动者的智慧和力量，而非等待拯救的无力者。
但是，用“主体性”解构五四革命史观，客观上松动了基于儒家压迫之上的妇女解放的正当性，存在着时代的错位。高彦颐认为“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然而，一种社会制度存在对妇女的压迫，这是对“制度”的规范性判断。这种判断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为选择。“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取代“等级”和“专制” 并非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而是（假定）社会成员的共同选择。因此在以等级为规范的前现代社会，妇女解放理论所强调的儒家秩序对于妇女的压迫首先是制度性的压迫。妇女解放的革命范式仍有其历史的正当性。五四妇女史观不能被因此否定。
宋少鹏认为，我们需要结合革命范式对于制度性压迫的关注，以及主体性范式对妇女能动性的承认，把主体和制度同时纳入分析视野，才能走出把妇女面临的问题归咎妇女自身的悖论，让妇女被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诺贝尔奖得主：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
近日，一部让英国学生接受中国式教育的BBC真人秀，引发了广泛的转播。网友们在纷纷表示：“令人怀疑”、“英国人的数学为什么这么差”之余，一轮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讨论再度兴起。在英媒抨击“考试工厂”不值得学习的同时，一篇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的记者会上抨击东亚教育体系的文章也在中文网络上广泛传播。
中村认为，东亚教育体制具有两面性，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在应试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而东亚教育体系的形成，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
现代标准的课堂教学模式 是在1 8世纪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
中村进而指出，东亚三国在十九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具体体现在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对复习的过度重视，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工业化追赶带来的浮躁心态等几个方面。
圆桌｜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未来
6月19～21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联合主办的“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探索与争鸣》杂志2015年第7期刊发了其中以“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未来”为主题的圆桌论坛的对话实录。在这次论坛上，秦 晖、杜维明作为引言人与众多学者一道就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供的价值展开了深入讨论。
杜维明的发言关注新文化面向未来的课题。在他看来，一方面启蒙以后发展出来的代表西方基本精神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现代大学、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现代金融组织、跨国公司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集权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士人社会和民间仍有强烈认同，由此新人文主义的兴起成为可能。这个新的精神人文主义和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理性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十分不同，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 的普适文化如何与中华民族的价值对话和相互借鉴，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价值。杜维明指出，启蒙带来的理性、自由、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这五种经济人所有的价值在当今世界面临的包括金融风暴、女性问题、生态环保、文化多样性、宗教多元性在内的诸多问题面前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我们在发展理性的同时更要重视良心，力图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的大传统中常见话语的核心意义，以这些使得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价值资源考虑整个人类文明的问题。
其后，在陈卫平的主持下，对话学者与引言人围绕五个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民主共和与天下为公
邓晓芒就“救亡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学者的影响”和“天下为公作为内涵的民主是否是古已有之的”两个问题与秦晖进行商榷。秦晖做出回应认为尽管鸦片战争以后救亡的关怀始终存在，但现在已有统计数据证明它和整个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徐继畬、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确用了“天下为公”，但他们明确讲 “天下为公”在三代以前有，秦以后就断了。
何怀宏对杜维明对发言提问，怎样处理政治上追求民主、平等同时文化上追求优秀、卓越这两种冲动之间的紧张性、悖论性和矛盾性。杜维明在回应中介绍了桑德尔（Sandel）等人提出的一种观点，即共和主义不仅依据平等，还有对人的尊严和最高的超越向往的心态。
儒学当代价值
在这一主题下，任剑涛表达了对在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时可能会失去客观标准而在审度其他文化时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担忧，并在当代语境中质疑了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性。萧功秦则对杜维明把“仁”的价值从原来的儒学有机体中剥离出来与西方文明相结合是否能构成有机联系提出了疑问。汪荣祖则沿着杜维明反思新文化运动的脉络，提出了新文化运动中几项值得反省的具体内容如“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等。杜维明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秦晖也加入讨论对几位学者提到的“经济人”这一概念的相关问题做了展开说明。
重新理解启蒙
谢遐龄提出研究新文化运动，应该重新思考启蒙概念。他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自觉，周敦颐、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是极为光辉的时代，只是启蒙运动后来被清朝打乱。他主张从人的存在、精神两个视角入手评价新文化运动与启蒙的关系，进而就选举制度包含的深刻矛盾和家庭问题中的男女平等观念邀请两位引言人发表看法。杜维明从儒家传统中包含的动态互动模式的角度尝试消解阴阳关系影响下男女不平等的观点。秦晖将选举利弊代入西方历史源流中进行了深度辨析。
启蒙与革命
张宝明以革命这一概念代替救亡，反思启蒙是否一定要导致革命这个命题。秦晖指出启蒙与暴力革命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启蒙作为一种思想的变化如果足够深刻，会导致制度的变化。提到秩序问题，秦晖强调秩序确实会带来非自由和不平等，但共同体的半径越小，则“同情的理解”越是合理。在大共同体本位的情况下儒家的性善论难以操作，但在先秦儒家当时视为理想的小共同体本位条件下，熟人社会是有可能依赖情感约束的。徐贲就这个问题进行补充，指出我们是在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人际关系中考虑和确定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
如何审视文化激进主义
杨联芬从现实层面出发，表达了对我们今天对于儒家伦理的推崇是否会和保守思潮形成共谋的担忧，怀疑对于五四激进主义的反省是否存在视角问题。杜维明以美国大学生为例指出看似走向保守的背后可能是世界秩序重组过程中年轻人掌握的知识增多、与不同文化接触增多后容忍度的提升。许明呼吁今天我们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 不要“遗忘”20世纪上半叶广义上的“文化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和左翼革命思潮，肯定了这场文化运动的生命力和历史合理性。（澎湃新闻实习生董翌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