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四天工作制的乐观前景；死在警察膝下的罗姆人
每周工作四天好处多
近日，字节跳动取消了实行超过9年的大小周制度，意味着国内互联网行业近年来高歌猛进的高强度工作模式不再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冰岛的大规模四天工作制实验取得压倒性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思考现有工作制度的机会。
冰岛四天工作制试验的启示
近日Annina Claesson在《雅各宾》的一篇文章论述了冰岛的一项大规模实验，这一实验发现每周工作四天的工人变得更快乐、更健康，并且完成了同样多的工作。要赢得这样的要求，需要工人组织起来。
疫情发生一年多以来，在谈到工作的现实时，皇帝是赤裸裸的。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有多少次冗长的Zoom会议本来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或者有多少收银员被迫冒着感染的风险来维持咖啡连锁店的利润，对许多人来说，工作的荒谬性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自然导致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仍在吞噬着人们的大部分时间？
幸运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空谈。缩短工作时间的前景，由于多年的动员和越来越多关于减少工作的好处的证据，它继续接近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政治目标。
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市议会、工会联合会和国家政府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试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缩短工作时间而不削减工资的试验。2021年6月，来自英国智库Autonomy和冰岛可持续发展与民主协会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他们对这些试验的评估。结果是什么？一个 “压倒性的成功”——以工人的福利和生产力水平为衡量标准。
冰岛的试验是对工会和其他基层组织的运动压力的直接回应。公共部门的2500多名工人（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以上）从每周40小时工作制改为35或36小时工作制，而工资没有任何减少。试验的规模，加上所涉及的各种工作场所（包括朝九晚五的工人和非标准班次的工人），意味着冰岛的试验现在提供了一些关于缩短工作周的前景的最佳数据。
这些数据描绘了一幅积极的画面，这并不奇怪。工人们报告说，他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压力和倦怠感减少，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或进行休闲活动。在大多数工作场所，生产力和服务的提供要么保持在类似水平，要么有所改善。
冰岛的工会在每一步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就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进行谈判。由于2019-2021年一系列成功谈判的合同，冰岛86%的工作人口已经缩短了工作时间，或者获得了在未来进行这种削减的谈判的权利。
因此，冰岛加入了一些北欧邻国的行列，为减少工作时间的好处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作为社会民主的大本营，这种想法在北欧国家享有比其他地方更高的政治接受度。去年，芬兰总理桑娜·马林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提出了减少该国工作时间的具体措施，而20世纪90年代芬兰自己就进行过一系列六小时工作制的试验。瑞典也在2015年对退休在家的工人进行了一天六小时的试验。这两项试验的结果与冰岛类似：工人更快乐、更健康，在一天结束时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几乎没有减少。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北欧特殊主义的故事。特别是在疫情的背景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涉足这一领域。2021年秋天，西班牙将为那些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32小时而不减少工资的公司提供财政援助。目前，该计划将包括六千多名工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也建议实行四天工作制，以帮助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一些公司也紧随其后，在不减薪的情况下为员工提供四天工作制。甚至在日本也在发生。长期加班在日本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以至于“过劳死”成了一个词，而政府已经建议公司允许其员工选择每周工作四天。
这些试验的共同点是什么？它们展示了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大规模的财政支持（通常由政府提供），以及需要工会作为核心参与者参与。除了成功的例子，也有许多试验的结果好坏参半，特别是那些在没有政府支持的个别公司进行的试验。
事实上，雇主最终没有什么动力去承担减少工作时间而保持工资不变的直接成本。需要经济补偿来说服他们不仅有效地支付更高的小时工资，而且减少一天中他们可以要求控制工人的时间量。从历史上看，在工人运动从16小时到12小时到10小时再到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这种反击一直都在进行。在疫情期间，雇主用来监视在家工作的员工的日益神秘的监视工具的出现，表明了雇主愿意为保留控制权走多远。因此，令人鼓舞的是，正在进行的试验似乎认识到需要大量的政府财政支持来减轻雇主的阻力。正如冰岛的例子所示，这些建议在北欧国家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地区工会。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和大多数地方一样，工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以获得反对资本利益的地位，尽管经常受到暴力的反击。今天，北欧地区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工会密度（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通过纯粹的人数优势使其能够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这仍然是劳动政策改革的主要过程。
作者认为，随着世界各地“恢复正常”的推动力越来越强，重要的是在探索减少工作时间的试验的势头上再接再厉，夺回对日子的控制权。
四天工作制何以可能
2020年3月，作家Alex Soojung-Kim Pang出版了《缩短：如何更好、更巧、更少地工作》（Shorter：work better, smarter, and less—here is how）一书，第二天，他的家乡加州报告了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接下来的数周内，美国全国的学校、公司和公共空间陆续关闭。起初他担心这是出版一本关于四天工作制的书的错误时机，然而现实很快表明，一旦关停工作场所和远程工作引发的最初困惑消散，全球性的减少工作时间运动并未放缓。在冰岛试验宣告成功之际，Pang在TED网站撰文讲述了他对四天工作制的研究以及疫情之后对未来工作的新思考。
对于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全球化经济而言，长时间工作似乎是无可避免且自然而然的。人们长久以来被告知，“一起床就苦干”、高度集中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劳作，是科技大亨、职业运动员、独角兽公司乃至整个经济成功的关键。然而Pang的研究发现，不只是公共部门，很多私营企业也发现，采用四天工作制可以保护工作时间不被打扰从而让人们有更多休闲时间，结果是增进了生产力和创造性，提高了招募和留任率，创始人和领导者不再那么筋疲力尽，员工获得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生活——这一切都不需要削减工资和 牺牲提供给客户的服务。
在新冠疫情之前，全世界已有几百家公司采用了四天工作制、六小时工作制等减少每周工作时间的制度。大多数是100人以下的小公司，其中不仅有创意类和专业类服务公司，也包括初创软件公司、餐厅、工厂和养老院等一般而言工作繁重且缺乏灵活性的机构。
对于很多公司而言，这是一个要么改变要么消亡的问题。这些公司大多由经验丰富的创始人领导，他们发现自己面临职业倦怠或是公司面临生存危机，得出结论长工作时间是不可持续的，同时相信自己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方式。在不降低生产力的前提下缩短工作时长的关键有三点：缩短会议时间、引入“专心时间”以及更有效地使用科技。例如伦敦的数字咨询公司Flocc在内部会议上用硬椅子来促使人们的发言尽量简短，位于哥本哈根的IIH Nordic则使用计时器来保证会议的简短；引入专心时间也让社交时间成为了可能，Flocc将专心工作的“红色时间”和茶歇交替进行，格拉斯哥呼叫中心在工作开始前为员工提供早餐；研究表明，尽管技术让知识类工作变得更为高效，但过时的流程、多线程工作、过长的会议和打断会让办公室员工每天浪费二到四小时。
很多公司发现四天工作制的效率跟五天相同，有时候甚至更高，由于降低了运营成本还可能吸引到新客户。作为结果，这些公司没有削减薪资，这吸引了更多有经验的员工，并实现了更高的留任率。初创公司和小镇企业也因此可以跟伦敦和硅谷的知名公司竞争高级人才。这些公司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底线，而是得到了更快乐、更健康和更好的员工。
在大流行之前就采用四天制的公司能够快速应对封锁的挑战。而在大流行期间开始这样做的公司通常是因为发现了远程工作和恰当使用科技带来的高效率创造了更多的空余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还给因为疫情而倍感压力或是过度工作的员工。很多在疫情前没有使用在线办公软件的公司在开始远程工作迅速适应了这些新技术，几个月后，工作流程被更好地记录并流程化，生产率由此提高。有孩子的员工把这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一天”，对公司的忠诚度有所提高。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也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认真审视工作方式的契机。
四天工作制还有助于解决因大流行而快速加剧的结构性不平等。2020年的失业问题抹去了女性在工作领域数十年的成绩，四天工作制能够帮助她们复原。Pang在采访采用四天制的公司时发现，他们更偏好职场妈妈，因为看重她们的经验、组织技巧、协作能力以及时间管理和权衡轻重的能力。奖励熬夜工作和放弃个人生活的劳动市场事实上对女性实施母职惩罚，而采用较短工作时间的公司则为她们提供了额外保障。
缩短工作时间也意味着降低能源消耗、碳排放以及减少通勤时间。英国“一周四天运动”（4 Day Week Campaign）发布的报告显示，采用四天工作制将使全国每年的碳足迹下降21.3%，几乎相当于让所有汽车不再上路。和大流行期间的情况相似，该报告还发现工作时间较短的人们更倾向于在工作之外参与低碳活动，例如自己做饭和走路或骑行代替开车。
更短的工作时间还有益于那些想吸引全球人才和年轻人的地区和国家。当工人在如何进行自动化方面有更大发言权并且能在生产力提高中分得更多利益，经济体不太可能遭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巨大打击。
最后，四天工作制能够帮助我们树立健康的工作和时间观念。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外包、自动化、数字化以及最近的平台经济，打着“做你所爱的事”的旗号，创造了一种鼓励甚至要求人们长时间工作、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文化。而那些采用了四天工作制的公司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有了正确的激励和文化，工作场所可以用可持续的创造力代替破坏性的创造力，在其中工作和生活可以得到平衡，休憩能激发创意，公司能激发员工的热情。四天工作制已经触手可及，我们只需要看到它，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去抓住它。
罗姆人的死亡本身就有新闻价值
近日，芬兰-罗马尼亚作家和电影制片人Carmen Baltzar在Aljazeera发文，评论所谓的“捷克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
6月19日，在捷克共和国的特普利采市，一个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托马什（Stanislav Tomáš）的罗姆人（也被称为吉普赛人等）在一名警察跪在他的脖子上数分钟后死亡。这个事件的一段视频显示，托马什在警察的膝盖下尖叫和挣扎，然后停止了动作，该视频在捷克社交媒体网络上传播，引起了人们对警察使用武力的相称性（proportionality）的质疑。
事件视频截图
作为回应，捷克警方迅速开展了针对死者的人格诽谤运动。他们指责托马什是个惯犯和吸毒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其中他在被暴力逮捕之前似乎受到了毒品的影响。他们还说，法院下令进行的初步尸检证明他的死亡与警察的行动无关，而是与毒品有关。
有国际性的人权组织对警方提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对尸检报告的独立性表示担忧。然而，捷克内政部长Jan Hamáček公开感谢警方的行动，并表示支持他们的行为。托马什那一边的故事则不被讲述。
作者认为，一个独立的调查是死者家属至少应该得到的。
欧洲罗姆人权利中心已经向捷克总理和内政部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这样做，而媒体关注带来的压力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到目前为止，《卫报》、《华盛顿邮报》和BBC已经报道了这一案件，针对罗姆人的暴力事件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关注。
新闻报道将托马什之死与2020年5月警察谋杀乔治·弗洛伊德的事件相提并论，后者引发了全美和其他地区的“黒命攸关”和种族正义抗议活动。一些报道甚至将托马什称为 “捷克的乔治·弗洛伊德”。我们有理由认为，“黒命攸关”运动带来的对种族动机暴力的意识提升，以及弗洛伊德案件和托马什案件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促使这些拥有广泛读者群的新闻机构报道这个故事。
在最近的历史上，罗姆人的死亡很少被认为有新闻价值。
例如，2020年12月，在那不勒斯Scondigliano的官方罗姆人营地，一位名叫安娜的罗姆人妇女的死亡，几乎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根据意大利罗姆人权利团体“Kethane运动”的说法，安娜从附近的医院回到Secondigliano后不久就开始感到不适，她在那里通过剖腹产生下了第六个孩子。该营地被宣布为“红色区域”，意味着在许多居民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后，任何人都不得离开。
安娜的姐姐在她病情恶化的一周内，每天都试图协助她离开营地去寻求治疗，但守卫大门的两名警察拒绝让她们离开。最后一天，在警察再次拒绝后，安娜倒在了门口，没有了生命迹象。“Kethane运动”和罗姆人活动家一直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关注，但只有几家当地报纸报道了此事。
媒体没有报道安娜的死亡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
主流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新冠疫情对罗姆人的破坏性影响，罗姆人是欧洲面临最大结构性不平等的群体。由于疫情，欧洲各地的罗姆人营地被强制封锁，使许多罗姆人无法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并使过度的治安成为可能。许多生活在官方营地之外的罗姆人在严格的封锁下努力谋生，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尽管如此，主流媒体对他们的困境很少关注。
在整个欧洲，针对罗姆人的暴徒暴力和仇恨犯罪也在增加。罗姆人由于其种族身份，正经历着例行的歧视、被迫流离失所、暴力袭击，甚至是大屠杀。他们还面临着整个欧洲大陆结构性的警察暴力和虐待。近年来，欧洲罗姆人权利中心记录了警察部队在种族大屠杀期间与极右团体勾结，对被拘留的罗姆人施以酷刑，在他们自己的家中杀害他们，并开始对罗姆人占多数的地区进行惩罚性突袭。
但由于一些原因，很难获得关于反罗姆人暴力的可靠数据。罗姆人社区内对当局的信任度很低，所以往往不报案。警察对罗姆人的暴力行为很少被起诉或正式承认。欧盟在收集种族数据方面也很谨慎，因为这将暴露欧洲罗姆人社区面临的大规模虐待和歧视。像安娜这样的案件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统计数据中。托马什的案件是否会出现，还有待观察。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媒体、以及公众对罗姆人的痛苦视而不见。沉默和冷漠围绕着这些非人道的待遇。因此，我们有很多理由为托马什的案件受到媒体的关注而感到高兴——即使这只是因为他的案件与弗洛伊德的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
然而，也有必要批判性地审视试图将罗姆人争取平等和正义的斗争与“黑命攸关”运动合并可能造成的损害。
斯坦尼斯拉夫·托马什不能成为“捷克的乔治·弗洛伊德”，因为他不是黑人，而是罗姆人。暗示黑人和罗姆人的斗争是一样的，不仅适得其反，而且还冒犯了这两个社区。
把罗姆人加到“黑命攸关”里，有可能占用讨论黑人生命的空间。该运动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是黑人活动家的工作，而黑人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
这种比较对罗姆人来说也是非人的。它们只不过是“想象它发生在一个非罗姆人身上”的一个更复杂的版本，人人常常这么做，因为发生在罗姆人身上的事情似乎让欧洲人没有印象。我们不能依靠把对罗姆人的攻击与发生在不同地理和政治区域的对不同族群身上的攻击相提并论，以使它们被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罗姆人的生命需要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他们本身就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罗姆人社区不能或不应该受益于“黑命攸关”运动在提高对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的认识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由于这种意识的提高，全球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承认和考虑罗姆人社区在欧洲面临的暴力和歧视问题。我们需要抓住时机，让世界注意到欧洲罗姆人的困境。但我们不应该觉得有必要与“黑命攸关”运动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斯坦尼斯拉夫·托马什不是“捷克的乔治·弗洛伊德”。他是一个死在警察膝下的罗姆人。罗姆人的死亡本身就有新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