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抗战研究的软肋:中国对战时日本的了解还很不够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15-07-01 18:36
来源:澎湃新闻

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伤亡惨重,是“硬件”欠缺还是“软件”不济?是装备问题还是组织不力?战事胶着之时人心惶惶,但为何有人殊死抵抗,有人悲观主和乃至乞降?在国际视野下考量蒋介石的战时外交内政,他在政治上“只有初中一年级的程度”?现代化视角、心态史视角和国际化视角将为抗战研究提供什么新的给养?

近日,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思彦(社科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等学者就“抗日战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复旦大学举行座谈,活动由复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主持。学者们从战争动员、军队体制、战场组织等方面对抗战做了进一步探讨,并指出目前国内的抗战研究缺乏对日方史料及研究成果的关注,应超越“抗日战争”,研究“中日战争”。此外,民间军事历史“发烧友”的热情高涨和学界战争史相对薄弱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座谈中也对此做了饶有兴致的讨论与反思。

本文为座谈实录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请见澎湃新闻报道《北大教授王奇生:中共的抗战重新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文稿经主讲者审定。

学者们在座谈现场合影

二十二次会战未有一胜,国军为何打得如此惨烈?

汪朝光:最近我参加了北大的两篇博士论文答辩,研究的是中共的抗战。看了这些研究,我想可以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然而现在的“中流砥柱论”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政治宣传,现在则是从学理角度证明了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认为抗战史不仅值得研究,而且以后应该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因为这场战争无论是对抗战以前中国历史的逻辑总结,还是对抗战以后的发展演进,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现在的研究真是严重不足,而且有时跟我认知的还不太一样。

以前我认为,1985年以后我们对正面战场有很多肯定,对沦陷区研究不够,但现在我认为我们对中共研究确实有新的进展,而且是新一代学者从事实出发讲求实证的研究。我们对沦陷区也有一些不错的研究,倒是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研究有些不足,缺乏综合性的高水平研究。再者,有些研究从过去一方面的宣传又成了另一方面的宣传,宣传国民政府和国军的抗战,其中有些脱离了历史事实,而且照搬台湾的研究。

举个例子,国军在抗战时有二十二次会战。但是,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胜利,自己死伤越少,对手死伤越多,越是胜利,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才叫打仗。二十二次会战,实话实说,基本没打赢过。这让人看得很沮丧,国军损兵折将牺牲那么多人到底胜没胜?基本没胜。战争不能比死人越多越好。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你不能说国军士兵不英勇。所以傅斯年在1937年10月的时候就说,这次战争打了三个月,表现最好的是国军士兵,表现最差的是南京官僚。确实是这样。问题是,我们士兵打得这么英勇,为什么打不赢?中国战场抗战八年,想守的城市几乎没守住一个……

王奇生:只有台儿庄真正的胜利。

汪朝光:台儿庄说到底也是个击溃战,不是真正的歼灭战。击溃战和歼灭战仍然有本质区别。中国战场真正胜利的只有滇缅战场,靠自己打赢的。其他要么失败,要么僵持而不了了之。过去我们强调共产党抗战的精神,现在又有些人夸大国民党抗战的精神,但既然这么英勇,为什么打不赢战争?这个视角以前没有人注意到。

比如上海的抗战,1932年“一•二八”抗战,参加指挥作战的张治中认为我们没准备。到了1937年“八•一三”抗战,怎么也不能说没准备了吧,而且是主动出击。事实是,中国最优秀的三个德械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面对五千左右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最后就是打不赢,把淞沪战役打成消耗战,最后把整个国军打残了。

我们的研究中缺乏一个现代化的视角,来探究这场战争为什么打得如此艰难。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德械师”在市区巷战

王奇生:军令部长徐永昌就曾感慨,为什么打不赢?最后他归咎于“邪气”。看材料上说,徒手战斗的话,六七个国军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日本士兵,还打不赢。

陈谦平:六七个不够,至少十个。台儿庄战役就是15:1。

汪朝光:所以我觉得,这不仅是军事现代化的问题,不仅仅是装备好、士兵英勇就能打赢,这是涉及全方位现代化的问题。

日本投降时兵力700万,中国征兵高峰的时候也就是700万,国军600万,中共军队100万。但中国人口是日本的5—6倍,证明我们的战争动员太差。动员为什么不到位?没有人口统计。连人口统计都没有还动什么员呢?最后只能靠抓壮丁。

所以我认为这个视角是我们目前的研究中严重缺乏的。

另一个缺少关注的视角,就是刚才奇生说的,这不仅是中国抗战史,它还是中日战争史,我们缺乏在世界战争的范围内看待中国战争的视角。

目前中国学界研究抗战史的军事问题,引用日本材料有限,这确实是一个不足。日本学界研究东北伪满有很多成果,我们用得很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现代化的视角,第二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角值得关注。

国军德械师中的PAK36师37mm反坦克炮

自信还是悲观:英雄主义遮蔽了真实的声音?

汪朝光: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是心态史。我看国民党高官日记,包括王子壮日记、王世杰日记、陈克文日记等等,抗战刚开始的时候王子壮这样的人也是信心百倍,但随着战争的进展,他越来越消沉。有官不作为、通货膨胀等等,严重侵蚀了信心。你看王子壮在抗战中后期的日记中有不少埋怨的笔调,期盼着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到头?这是官员的心态史。

而一般民众的心态史,在对英雄主义的强调之下,我们过去也忽略了很多方面的内容。

王奇生:说到心态史,我也深有感触。

在今天一般人乃至历史学家看来,抗战作为一场持久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似乎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局。然而,若回到这场战争的起点,并一步步地追踪历史行动者当时的处境与心境,以及他们每一步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我们当深切感觉到,历史并非那么必然地、坚定地、一往直前地走向如我们所知的最后结局。

抗战初期,当时无论精英还是一般民众,对抗战前途抱持乐观者其实并不多。开战未逾6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包头、太原、济南、青岛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国人中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普遍。每一波沦陷都在国府高层引发一波强烈的悲观与主和声浪。在军事失利乃至溃败的形势下,悲观与主和,其实符合一般人的常情与常态反应。抗战初期,虽然大众媒体一直充溢着积极抗战的言论,而私下里,主和比主战更具普遍性。汪精卫离开重庆到河内,在报纸发表通电,公开其求和的主张。他为什么那么高调?我觉得他背后的心态值得探究。汪精卫深切体会到当时在政府乃至学界精英层,充斥着妥协气氛。他发表通电的同时还给孔祥熙发了电报,说兄弟我今天做的事情,其实是大家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徐永昌在日记里也说,只有两方是真心抗战的,心口一致的,一是中共,一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其他人说抗战,多口是心非。

王子壮(1900—1948),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一排右一为王子壮。

汪朝光:他的原话表述是,论抗战的坚定性,八路军第一,李宗仁第二。

我觉得这恰恰显示出蒋、汪的差别。卢沟桥事变一发生,蒋介石派人去北平和宋哲元交涉,要抗战,他们对话非常有意思。宋哲元的意思是,抗战行,但最后要打不赢怎么办?蒋先生的意思这不是赌博吗?蒋介石的意思是,那就是赌博,我们就是要打赢。那万一打不赢怎么办?赌博都有输赢。打不赢就打不赢,那就是亡国。所以我觉得这恰恰说明蒋的判断和汪一样,中国有可能打不赢。但蒋介石的心态就是要打,打不赢无非是亡国,与其不抵抗而亡国,那是万劫不复,不如抵抗,至少可以提振大家的信心,险中求生。

另外,蒋、汪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明显区别。蒋的判断是,我们只要扛住了,国际形势会变化,一旦有变化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事实证明蒋的判断是对的。你可以说他是赌博,但还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这说明他有国际视野,在这方面眼界比汪精卫要高。

徐思彦:很多人虽然也有悲观情绪,但不一定都公开讲。陈克文是汪系的人物,在中日问题上也是“低调”派,但和汪精卫不一样。汪精卫走了以后他没有跟随,也不认同汪的做法。这在《陈克文日记》中都有记载。

吴景平:而且他的取向很清楚,是否定汪精卫的选择的。

王奇生:有些人是想和而不敢和。

汪朝光:不是不敢,还是不愿和,多数人还是有民族情绪的。

吴景平:悲观,或者说对时局的消极评价,许多人都有。但是它和失败主义,尤其和民族投降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日方资料带来新发现,在国际局势中重新审视中国战场

陈谦平:我觉得朝光刚才讲的几点跟我最近的想法不谋而合。

抗战胜利七十年了,我们的研究无论是从视角还是着眼点,都要有新意。过去讲新史料,现在史料很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视野。

去年下半年我们在修改《中国抗日战争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2015年修订重版),我主要负责第四卷,太平洋战争以后的部分。我花了很长时间重读史料,增加了很多内容,包括日文材料,如日本防卫厅防卫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日本方面的史料详实且生动。

关于正面战场的研究,我们是最早开展的,我们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夸大它的作用,对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应该积极肯定,对国民党官兵的浴血奋战肃然起敬,但对于有些战役中的溃败也予以批评,如豫湘桂溃败。但有一点应该高度评价,即从南京到重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重要作用的体现。

回头来说抗战史研究。我同意朝光的看法,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抗衡日本。从综合国力上来讲,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悬殊。日本人号称三个月消灭中国,但在上海就打了3个月之久,后来在国共的共同合作下,独自抗击日本达4年半之久。

徐思彦:何为战役的胜利?日本要三个月灭亡中国,阻滞了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可以说是一种胜利。

汪朝光:只能说英勇。

陈谦平:看日本人的史料会有收获。日本人写的战史对衡阳保卫战中的方先觉赞誉有加。

徐思彦:按照邓野的考证,方先觉是投降的。

陈谦平:蒋介石给他的命令是守半个月,可他守了三十天援军还没到。40天时,部队弹尽粮绝,当时已经无法再抵抗。主要还是国民党援军援救不力。

王奇生:衡阳会战,现在从日本史书来看,日本人对他很敬佩。

衡阳会战期间,日军在衡阳城外部署的高炮部队。

陈谦平:第二个方面,从国际的视野来谈抗战。既要看到抗战后期美英国际援助的作用,但也要看到早期德国与苏联援助的作用。如果中国亡了,苏联就会受到日德两面夹击,所以苏联早在1937年8月就毫不犹豫援助中国。

我认为,说二战的东方主战场是中国,毫不夸张。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为什么那么迁就蒋介石,其重要原因是在乎中国战场的重要价值。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就是对二战的贡献。日本陆军一直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它在中国无法脱身。

从《事略稿本》和《王世杰日记》看,蒋介石在抗战后期确实有问题。我认为蒋介石不是一个有国际视野和宽大胸怀的中国领袖,他没有国际战略,气量很小。

实际上,冷战至少从东方来讲是从中国开始的。这牵涉到赫尔利到延安去。抗战后期美国人感觉国民党撑不住了,就希望苏联出兵。但他意识到让苏联出兵就会面临战后国共两党的问题。

在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开完以后,斯大林答应打败德国后对日宣战,但在邀请苏联对日作战的同时,美国人已经在规划如何消弭苏联出兵中国后在华的影响,协调国共关系,要求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都是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重点。过去我们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点。实际上美国人希望国共能够和平相处,组成联合政府,以此来抵消苏联的影响。赫尔利在1944年底和1945年初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已经显露出美国的这种担忧。

为了防备因苏联参战而在中国华北发生“政治与军事的纠葛及困难”,美国国务院认为,“一个明显而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使中国政府与中共之间成立一项协议,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军事统帅部,与苏俄统帅部合作”。甚至期望能够设法在中国设立一个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美国统帅部。因为美国统帅部“实较一个不统一的中国统帅部有利多多。尤其可以……对共军切合实际地供应军火及爆破物资,并可免除在中共控制地附近海岸登陆时的政治问题”。他们认为这样一个美国统帅部,“在中国境内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中”,可以成为安定中国国内政局的力量。

1944年12月15日,包瑞德和战略情报局的伯德(Willis H. Bird)上校飞往延安。包瑞德带去了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的口信,及美军准备派一支四五千人的空降部队到中共控制地区开展游击战,又称“连云港计划”;伯德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一项装备中共部队25 000人以及建立联合情报网的计划,又称“伯德计划”。12月27日,包瑞德又赴延安,代表麦克卢尔与中共领导层磋商一旦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由中共军队暂时照料后勤供应的可能性,这就是在山东建立美军登陆场的“麦克卢尔计划”。上述计划都是美国为了防止苏联参战后与中共合作的举措。

还是基于上述考量,赫尔利不顾蒋介石的阻挠,于1944年11月7日飞往延安,经过三天会谈,同中共中央达成了《五条协议草案》。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美国人的目的是国共和解,和解以后苏联就没机会了。美国人已考虑到战后情况。但蒋介石就只看到眼前,他说赫尔利糊涂了。王世杰当时还劝蒋介石别把赫尔利当作史迪威第二,怕蒋赶赫尔利走。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王奇生:傅斯年写给胡适一封信里就说,蒋介石在政治上只有初中一年级的程度。

陈谦平:确实。美国人对蒋介石已经彻底失望了。蒋介石当时坚决不同意联合政府,作为领导人他太固执。

王奇生:要站在他当时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不同意。蒋介石当时对中共的体制优势与软实力没有深切的认知,他认为自己在正规军及武器装备方面有绝对优势,消灭中共指日可待,所以他不愿意与共产党分享或共治天下。

汪朝光:蒋介石要同意联合政府,只会垮得更快。阎锡山说过,真要搞选举,共产党占七分,国民党最多占三分。

我再补充一点,抗战还有一个方面,精神方面也很重要。

国民党中央军很少有投敌的将领,方先觉是少有的特例。真正受过黄埔军校训练的中央军将领基本没有投敌的,投敌的都是地方军。这证明黄埔军校的民族主义教育相当成功。共产党方面也一样,真正受过革命教育的老八路也不投敌,投敌的多数就是一些小混混。共产党军队中投敌的最高将领邢仁甫,山东的旅长,是西北军马鸿逵的部队投过来的。这证明国共两党各自的民族主义教育都很成功。我觉得这在抗战研究中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再一个,总的来说,抗战研究要摆脱纪念史学,二要摆脱揭露史学。我们当然要揭露日本的侵略,要纪念抗战先烈,但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角度,从更学理的角度来面对民族的历史,才更有利于以后的研究发展。过去的抗战史研究中,纪念性、揭露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民间“军迷”热情高涨,学界军史研究为何缺席?

徐思彦:我今年看了几篇研究抗战的硕士博士论文,几乎没有讨论战争本身的。有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女性的权利意识,有保护军婚问题,有工商贸易问题乃至特种贸易问题等等,就是没有军事没有战争。为什么?

汪朝光: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不够。其实北伐战争也一样。

王奇生:在军事史领域有造诣的茅海建、刘统、徐勇等人,都在军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受过训练。除了他们,学界研究军事史的学者不多。

汪朝光:做军事史确实需要一些特殊训练,包括对军语的应用……

徐思彦:但军科的学者做抗战时期的军事史也或有局限。除了知识储备以外,还有历史为学者提供了怎样的舞台。

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制度和战场组织问题丛生

陈谦平:刚才奇生谈到中共军队的金字塔结构很有新意,这牵涉到中共根据地发展的根基。这是一个基于农民、民兵,到地方武装,最后到八路军野战部队的军事体系,值得研究。

另外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也值得研究。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军队就面临后勤补给匮乏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在西藏的川军,外蒙古收复以后在那里的边防军都面临断炊,只能向当地贵族、寺院甚至百姓索要,引起民族矛盾。在国民党军队里,后来处置了那么多倒卖粮食和军需品的官员。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汪朝光:战场组织的问题也值得研究。比如淞沪战役,国军三个师装备可能还好于日军,为什么还是输了?一定的装备和一定的组织是要协调的,好装备到了不会用的人手里也没有用。陈毅就说过,美械对国军利弊参半。好处是火力强,比如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确实很有杀伤力。坏处是,国军士兵大多是文盲,大多数人小学毕业,根本就不会用。

吴景平:不论是中共军队、国民党军队,是黄埔系还是地方派系,是正规军还是民兵,甚至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只要是中国人,只要坚持抗战不愿意不战而降,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我们今天都应该尊敬。至于装备如何,打得如何,都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只要中国人不投降,他就没有安分的日子。他不知道明天中国老百姓会如何对待他。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从城市到农村,从平原到山地,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日本人不行。即便是十个中国人打一个日本人,二十个中国人打一个日本人,也是坚持抵抗。对日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很大,这没错,可是如果军队不以伤亡抵抗侵略者,那平民怎么办?所以只要抵抗入侵的外敌了,就应当给予历史上的正面评价。

听众提问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学界有何新动向?

徐思彦:我们大家都很期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今年将要出版的八卷本《中国抗战史》,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朝光、奇生都参与了。想要知道我们对抗战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这部书是值得期待的。

吴景平:台湾的几家史学机构将在今年七月七日至七月九日举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很可能发布多卷本《抗战史》。另外,至1941年底的即包括抗战前四年的多卷本《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已经出版。

2015年出版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

请教一个展望的问题。刚才有老师提到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很深入,我很好奇,这段历史已积淀多年,中国大陆的研究如何与日本的学术共同体对话?

汪朝光:您的问题很有意思。但凡做中美关系一定用美国材料,英文材料。但做中日研究忽视日本材料的情况很多。研究汪精卫、研究政治,不研究日本方面的谋略怎么研究?但我们用得很少。用的也基本上是《扬子江仍在奔流》这类大家基本都能看到的内容。

王奇生:研究这场战争必须看日方史料,遗憾的是很多学者不懂日语。

吴景平:我谈谈我的看法。不是说中国没有日方资料和日文资料。我读硕士的时候上海图书馆已经有一百多本完整的日本战史丛书,其中有部分在大陆翻译成中文,基本全部在台湾方面翻译成中文,繁体竖排的。所以台湾学者利用这套资料写了很多东西,包括研究军史的人很早就用了。

用日文原文材料的研究,不是没有,我们也做了这方面工作,到日本拍回了大量资料。还有更多人在做这件事情。我想现状和展望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