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里的中国乡村变迁史
费孝通透过对开弦弓村的观察写就了《江村经济》，开弦弓村被中外学界视为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至今“江村”仍有被观察的价值所在。费孝通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编修一部开弦弓村村志的想法，这个愿望终于在费孝通的学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主持下得以完成。6月13日，《开弦弓村志》赠书仪式在开弦弓村村委会举行。
开弦弓村今日村貌。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开弦弓村志》
开弦弓村，坐落于距离苏州50公里的太湖南岸，距上海120公里，是苏南众多小村庄中的一个。千百年来，这里既没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也没有独特的人文建筑，更没有出过家喻户晓的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它如同中国绝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很是普通。
但是1936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它。3年后，费孝通出版了以开弦弓村为考察对象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扉页书名为《江村经济》），一举成名。与之相伴，开弦弓村获得了“江村”这个学名，同时也被作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在全球学界闻名。
从1936年到2002年，费孝通一共对江村进行了26次访问。费孝通对江村引起的蝴蝶效应在于，不仅使其成为中外学者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更从实际上促进和改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弦弓村可以说是“费孝通的江村”。
而另一方面，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费孝通透过对江村的观察，见证了它与苏南以及其他地区众多村庄一同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级两跳”演进的轨迹。虽然江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华西村、南街村等不可同日而语，但与那种被“塑造”的“神话”相比，开弦弓村的城镇化进程更具有可复制性，代表着中国大多数乡村的发展方向，以及农民致富的可操作性路径。开弦弓村的“普通”成了它持续被观察的价值所在。
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意义，费孝通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编修一部开弦弓村村志的想法，之后又在2002年重提此事。费孝通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村志的诞生。今年，这个愿望终于在费孝通的学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主持下得以完成。6月13日，在开弦弓村村委会，《开弦弓村志》举行了赠书仪式，为之做出较多贡献的100多名村民代表获得了这部记载有每个村民名字的村志。
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将其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应用到“文明”社区的实践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35年，费孝通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妻子去广西大瑶山调查，不慎误入虎阱，妻子在呼救途中不幸身亡。翌年7月，费孝通伤势好转后，在姐姐费达生的建议下回到家乡吴江养伤。
他看到了开弦弓村的研究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而可以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的代表性例子。除了研究价值的考虑外，姐姐费达生在当地打下了良好基础：她在1923年就来到开弦弓村推广养蚕科学技术，后来又在1928年底，在开弦弓村组织、筹建了中国乡村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显然，这可以帮助费孝通更加顺利地取得村民的信任，方便调查。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费孝通完成了对开弦弓村各个方面的调研。1938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翌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因为这本书的研究跨越了“文野之别”，打破了当时对人类学只能用于研究野蛮社区的理解，所以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称其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随着《江村经济》的巨大影响，开弦弓村开始被中外学界视为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从1956年新西兰人类学家威廉·葛迪斯成为首次到访的外国学者后，各国和港台地区学者就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1年到2014年间，就有100余批世界各地学者到访江村。至于国内学者的访问、考察更是难以统计，尤其是在中国数十所高校以开弦弓村作为社会实践基地后，每年假期都会有大批的学生来到这里进行调研，各种研究专著、学术报告不下20种。
长时间的“被”研究，以至于不少村民都或多或少知道些学术名词，如果你找对人，甚至能听到对方头头是道地给你讲讲谁是马林诺斯基，什么是苏南模式。甚至在2009年，原村干部姚富坤还与费孝通研究会副秘书长朱云云一道完成了《江村变迁》的调研，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而这次《开弦弓村志》的编纂过程，除了刘豪兴的主持外，也有赖于由姚富坤、谈雪荣等村民组成的编纂小组的共同努力。在赠书仪式上，70岁的谈雪荣告诉澎湃新闻，“编志书不像写小说，得讲求证据”，他们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材料收集的不易，以及针对矛盾材料的辨析和考证。
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初访江村，使得费孝通创造性地提出“恢复农村企业”的观点。但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之后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使得农村企业发展中断。
1957年，费孝通重访了江村。他和调查组算了一笔账：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农民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为什么呢？
“问题出在副业上”。费孝通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指出，农民收入是否增加的关键就在副业。“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他忧心忡忡地重提21年前的主张：在原料出产地发展乡村工业，在开弦恢复1929年创办的合作丝厂，诚恳地要求领导给予注意。显而易见，费孝通再提“乡村工业”是不合时宜的，很快但他看到农民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困，还是忍不住旧话重提。当年6月，前两部分，反映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的问题，还谈到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提出应当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增加农民收入。
但是，“反右”大潮很快就来了，“文革”也紧随其后，杂志社苦等的“重访”其三再也没有寄来。
尽管从“反右”到“文革”，整个中国都是“以粮食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吃饱肚子的本能需求迫使人们想方设法打开任何可能的缝隙。因为很多城市工厂“停产闹革命”，导致外贸急需的生丝供不应求，就通过供销社到农村寻找门路。市场需求和农民期盼一拍即合，社队工业应运而生。1968年，红卫大队就联合开弦弓村（立新大队）等周边的7个大队创办了吴江县庙港人民公社联合缫丝厂。其后，1978年后各种村办企业纷纷成立。
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车间（1936年摄）
开弦弓村生丝合作社第一批职员合影（1929年摄）
1981年10月，时隔23年后，费孝通再一次来到江村，他欣喜地发现，村里的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前后在110元徘徊增至300元，其中副业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11月18日，费孝通在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纪念章”仪式上发表《三访江村》演讲，费孝通说“这次来，看到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实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稍后，费孝通四访江村，认为这个苗头表现出了令他为之鼓舞的趋势——“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费孝通把这个趋势或现象称之为今天我们熟知的“苏南模式”，这个模式发展到极点就是华西村。
然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村办企业“小国营”的弊端日益凸显，逐渐陷入资不抵债的困难境地。1997年，经审计确认，开弦弓村经济共负债960万元，全部厂房成为银行的抵押物，村集体企业宣告破产。
虽然苏南模式在1990年中期走向低潮，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费孝通就注意到了农村发展工业、副业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村家庭企业、小商品市场，后来他将其总结为温州模式。当时，费孝通不仅在各种非议中对温州模式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很快意识到苏南模式将不能满足经济需要。他曾在1990年代初就对开弦弓村的村干部说，要关注温州模式。
其实，几乎与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的同时，1983年，开弦弓村也出现了个体工业户。但直到苏南模式彻底破产后，家庭工业和股份制工业才成为开弦弓村的主流。
但是，不管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它们本质上所反映的问题是统一的，那就是费孝通在初访江村时所提出的构想：农民要摆脱贫困，不能光靠农业，一定要发展工业和副业。也就是以“农工相辅”的途径，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富民道路。
开弦弓村职业结构图。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人口占56%。（2010年数据）
第12村民小组姚正华家的厨房（2010年摄）
不必成为华西村
记者初到开弦弓村就被带到了一家个体纺织厂参观，据厂长介绍，目前该厂有150多台织机，200多名工人，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在6000-7000元，高的有9000元。这几个数字着实让记者惊讶不已，但刘豪兴告诉澎湃新闻，纺织厂在该村是龙头企业，利润和工人待遇都是较好的，而这家工厂又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
以2010年为例，开弦弓村全村在册人口2884人，人均年纯收入为16825元（2014年22000余元），全年总产值为30500万元。而在村民生活方面，全村11公里村道全部为柏油或水泥路。738户住上楼房，占95.4%，其中112户住进别墅，人均住房面积达56平方米。全村差不多每三户人家就有一辆私家车，不到每两户就有一台家用电脑。
但是，刘豪兴说，这种经济水平在整个苏南地区只能说是中等水平，甚至可能属于中等偏下。这个说法后来又得到了村干部的确认。仅从经济实力上说，开弦弓村只是华西村的百分之一、永联村的六十分之一，可以零头计。
开弦弓村没有成为华西村，甚至蒋巷、永联那样的大富之村，原因很多，主要的可能一是没有吴仁宝、常德盛那样的人杰，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没有那么多的政策倾斜和政治光环。
但是开弦弓村也不必成为华西。华西那样的村子，有几个作为“神话”足以，因为它们并不具备复制性。过于特殊和典型反而不具有代表性。中国需要的是像开弦弓村这样“自然”生长的普通村庄，让更多的农民看到致富的可操作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