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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访谈︱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元朝开启了“大中国”时代

澎湃新闻记者 黄晓峰 钱冠宇

2015-06-14 08:38  来源:澎湃新闻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的统治究竟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同样又很难回避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长期研究元史,他认为,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大统一、专制的强化、制度的断裂、经济的波动这四方面来看
       
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张帆(李媛 绘)
        澎湃新闻:说到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似乎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您是怎么界定“影响”的呢?
        张帆:这个问题可以有几方面的理解。第一,有些东西是自然发展的,从逻辑上推断,没有元朝也会这样,最多是进度、规模稍有差异而已。虽然说历史不能假设,可看发展趋势确实如此。比如过去经常讲的,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这件事发生在元朝。但实际上,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即使没有元朝也会如此。无论它是好是坏,和元朝都没有太大关系。还有讲元朝经济发展成就,经常谈到棉花种植的推广,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元朝,棉花种植也会逐渐推广。俗文学方面,杂剧、散曲等在元朝以前就有很好的基础,没有元朝同样也能发展起来。因此上述种种,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第二,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元朝带来某种影响,但到元朝灭亡,这个影响就逐渐消失了。比如像“四等人制”——这个概念现在有些争议,可能不太准确——以及儒士地位的下降,中西陆路交通的活跃,基督教的传播,这些影响在元朝灭亡后并没有延续下去。它们可以算是“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比较次要。
        第三种情况,在元朝统治下出现某种现象,和前面的历史基本接不上,但和后面的历史能接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影响”,是我们重点要谈的。不过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种情况,所谓主要的“影响”,其中相当一部分与金朝有关。在很多时候,元朝和金朝的影响是混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分。金、元都是北方民族王朝,前后相承,对中国历史有相同方向的推动。但毕竟金朝只有半壁江山,时间也相对短,所以它的影响会比较小。下面我们要谈的问题,或多或少都有金朝的背景,但是金朝我们就不讲了,无论如何,元朝的影响是主要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元朝的第一个影响是“大统一”,它与以往汉、唐的统一王朝有什么不同?
        张帆:“统一”这个词有点陈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教授有一个提法,汉、唐的大帝国是转瞬即逝的,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就是说,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这种提法值得参考。明朝版图比元、清小,但总体来说,从持续和有效控制的范围而言,它并不比汉、唐差,或许还强一些。所以称元朝以下为“大中国”时代,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大中国”时代由元朝开启,这就是它对中国历史的第一大影响。
        实际上在元朝,很多人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主要就是吹捧“本朝”版图辽阔,其他还真没有太多可吹的。著名学者杨联陞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朝代间的竞赛》,其中讨论中国古代一些朝代的人如何歌颂自己的时代,如何总结“本朝胜于前代者”云云,很有意思。可以看到,古人也很爱搞主旋律、正能量的宣传,不过在不同朝代,会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歌颂。杨先生这篇文章漏掉了元朝,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作一点补充,元朝人吹捧自己时代的时候,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大”字。其他方面的,比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类吹嘘都比较少见。今天网上讨论“元朝到底能不能算中国”,如果从元朝当时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绝大多数确实认为元朝能够代表中国,是把元朝当作中国历代王朝当中的一环,拿来和其他王朝比较。
        再做点具体补充。今天中国的有些地方,是元朝把它纳入版图。比如云南,云南在唐朝中期出现独立政权,更替了好几个王朝,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中原王朝也没有非要把它纳入统治的想法。宋朝干脆置之不理,说“大渡河外非吾有也”。因为以后王朝的重点发展区域都在北方,如果不是蒙古征服,很难想象会去开拓遥远的云南。青藏高原也是如此。元朝在这里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统治力度比内地低一些,广义上说也是“一国两制”的方式,但这比唐宋已经是巨大突破。假设没有元朝,以后的王朝从宗教等因素考虑,或许也会经营这一地区,那可就要困难多了。
元朝疆域图
        大统一带来很多间接的影响。科技文化方面,像前面说过的杂剧、散曲之类,与元朝统治的关系可能不很大,但有些内容,比如天文历法,关系就比较大。主要表现是郭守敬主持制订的《授时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历法。清朝人甚至说“有元一代制度,莫善于历”。这样一部先进历法怎么做出来的?当然与郭守敬个人的学术造诣分不开,但大统一局面给他提供了以前没有的天文观测、数据采集条件,也非常关键。郭守敬设立的观测点,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这是以前做不到的。
        还有,统一局面和辽阔的版图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增加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前些年学术界热烈讨论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一张十五世纪初朝鲜人画的世界地图,它是以元朝后期的两种世界地图为底图重绘的。一般认为,除了朝鲜半岛以外,图中对大部分区域的描述是基于十四世纪元朝人的地理观念。其中画出了非洲、大西洋等,说明当时元朝人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明朝初年的郑和下西洋,只有在元朝的基础上才能搞起来,包括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外地理知识等等。另外,在元朝的统一局面下,民族迁徙、民族交往空前频繁,大量迁入内地的非汉族人口逐渐融入汉族,还形成了两个新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回族。这些变化都与大统一有关。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澎湃新闻:元朝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在对待其他部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和中原王朝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这对它统治的有效性是不是有所增强?
        张帆:是这样。我们强调元朝的大统一,不仅仅是版图辽阔,而且也在于统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或者说统治的深度。这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上,少数民族王朝有它自身的优势,更加能够切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姚大力教授和杉山正明教授都有类似的看法。
        澎湃新闻:您认为元朝的第二个影响是专制的强化,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帆: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讨论过,尤其是前辈学者周良霄先生,他明确指出明清的“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很大程度上是受元朝影响。“专制”这个词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有一些争议,但我觉得约定俗成,没有太大问题,是可以用的。这方面讨论比较复杂,暂且不谈。
        专制,在狭义上就是指君主专制。中国历史上从秦朝开始就有,但在宋朝已经有所放松,元朝又把这些放松的东西收紧了。宋朝的君主专制相对来说有一些开明色彩,官僚机器和士大夫群体的自主性比较强,可以和皇帝讲道理,与皇权分庭抗礼,可到明朝却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这中间元朝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例如对臣下体罚或酷刑处死,这样的做法在宋朝已经消失,但元朝又出现了,明朝则变本加厉。还有大臣向皇帝跪着汇报工作,皇帝不说“平身”不能起来,这样的礼仪很可能也始于元朝。元朝带来了草原社会的政治观念:君臣关系就是主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仅限于君臣之间,也适用于君民之间。在法理上,谁都没有人身自由,都是从属于大汗的。它的君主权力,能够伸展到的边界比宋朝远很多。不一定天天剑拔弩张,偶尔露峥嵘,就让你知道厉害。
        举一个例子。成吉思汗接班人窝阔台在位的时候,一个蒙古部落里突然谣传要“括民女”,就是大汗要把部落里的姑娘征集走。大家吓坏了,能嫁人的赶忙嫁人。窝阔台大为光火,据史书说他是个宽厚的人,可这次动了雷霆之怒。原本没这个计划,现在偏要“括”给你们看看。于是把该部落所有新嫁和未嫁的姑娘集中起来,据说有四千名,一部分纳入宫中,其余的当场配给部下,她们的丈夫和家人就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全都噤若寒蝉。这件事在汉文史料中只简单提了一句,波斯文史料有具体描述,场面是很恐怖的。用元朝人的说法,“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怯怜口”是蒙古语“私属人”的意思。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在人身关系上都隶属于皇帝,上面的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种理念。与此相关,在元朝,老百姓在职业选择上也没有自由,由朝廷规定职业,而且不准改行,称为“诸色户计”。这个制度在明初继承下来,明朝中后期才慢慢松懈。皇帝或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明显强化,这自然是专制的表现。
        说到人身控制,还有一个问题,与我们这里讲的专制关系不大,但也很重要,就是蓄奴现象。中国传统社会早先一直有很强的奴隶制因素。不过到宋朝已经快消失了,宋朝的奴婢丫鬟等基本来自雇用,属于契约关系,没有完全失去自由。但元朝又把草原社会的奴隶制注入中原,出现大批来自战争劫掠的奴婢,都是世代为奴。以后明清两朝的蓄奴现象也都很严重。总的来看,宋朝社会层次的区分度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全体社会成员在人格上趋于平等,而元朝又把这种区分度拉大了。
        另外一个与专制有联系的东西是分封制。它与君主专制共同反映出“家天下”的政治思维。天下属于皇帝所有,更准确地说属于皇帝家族所有。只有皇族才享有国家主权,皇帝是他们的代表。皇族以外其他人都是没有主权并且被统治的。分封制在唐宋已经淡化,诸王只有虚名。但到元朝又变实了,诸王不仅在草原有封地,在内地还有采邑。明朝的分封制也比较实,尤其在明朝初年,这也是受到了元朝的影响。
元太宗窝阔台
        澎湃新闻:您认为在专制问题上,元朝对于明清的影响,更多的是观念上的强化还是制度上的因素?
        张帆:在狭义的专制层面,就是皇权方面,主要是观念上的影响。明朝改革了元朝的很多制度。元朝皇帝在理念上专制,实际上却又不爱管事,比较懒,事情都交给宰相负责,宰相权力比较大。正因如此,明初朱元璋就把宰相废了。宰相权力大和皇帝专制好像是矛盾的,可就元朝来看又有一致性。因为元朝的君主专制主要体现在法理上,实际政治运作中并没有充分落实。宰相与皇帝的关系,好比管家和主人。管家就是奴仆的头子,负责日常管理。皇帝把工作委托给宰相,平时就不怎么操心了,甚至于连日常上朝的制度都没有。这与游牧民族的性格有关,不计较细节,做事比较豁达,粗线条。但就广义和相关问题而言,诸如君主与臣民的人格差距、对臣民的人身控制、蓄奴现象、分封制等方面,制度上的沿袭还是比较明显的。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不能把明朝之后的皇权膨胀完全归结于元朝的影响,宋元实际上还是处于加强状态的,这个应该怎样理解呢?
        张帆:现在一讲元朝就容易把明朝的事直接关联起来,但历史是复杂和多元的,除元朝影响外,汉族社会的皇权也存在扩张趋势。只不过它的扩张又引发了制衡因素的加强,姚大力教授形容这种关系是“张力”。就像拔河一样,你用力我也用力。元朝的情况是拔河的绳子断了,张力基本消失,皇权单方面膨胀。就宋朝来说,程朱理学对于皇权的巩固和扩张起了不小作用,因为它特别强调君臣伦理,将忠君观念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严格要求。当然程朱理学又有另外一面,它鼓吹的忠君是含有斗争的,不是百依百顺。总之,除了少数民族影响之外,汉族自己的政治文化当中也还是有很强的专制因素,皇权存在膨胀的潜能。
        澎湃新闻:程朱理学在元朝确立了统治地位,而元朝统治中有很强的奴役关系,这两者会有冲突吧,这种冲突在元朝有怎么样的表现?
        张帆:这方面倒是没有什么表现。蒙古统治者虽然推崇程朱理学,但是并不太懂。一开始他们把儒学当作宗教看待,因为儒学有经书和庙宇,有崇拜对象,后来才发现儒学与宗教有区别。在儒学的大范围里面,他们觉得程朱理学讲伦理道德,与草原社会的一些观念有相通之处,于是就重点扶植它。但也仅此而已,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以理学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虽然受到尊重,可很难介入实际政治运作,参与政治的热情和主动性也不是很强。掌权的主要还是蒙古人、色目人,进入高层的少数汉族官僚也没太多学问。这样,理学家并没有适当的环境和充分的地位来表达政见,也就失去了与政治权力冲突的机会,彼此反倒相安无事。这与宋朝、明朝是很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您所说的元朝的第三个影响是制度的断裂,除了显而易见的游牧民族的制度外,这些断裂还表现在哪里?
        张帆:周良霄先生比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展开论述。过去日本学者提出一个著名理论“唐宋变革论”,说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来说的。要是从制度来看,唐宋之间倒没什么大的“变革”。制度上的“变革”主要发生在宋与金、元之间,很多具体制度都接不上,也就是制度的断裂。
        具体来说,唐后期到宋朝的制度,总体来看是很繁琐的。学历史的学到宋朝都很头痛,因为制度过于复杂,让人晕头转向,不得要领。但到金朝,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看上去简单多了。元朝的制度比金朝乱一些,但这是元朝人自己搞乱的,不是恢复宋朝的乱。到明朝,又比较整齐。总之宋朝那么复杂的制度被简化了很多,很多宋朝的制度名词从金、元开始消失了,这就是制度的断裂。
        宋朝照顾官员权益的制度,有好多没有被金、元继承。比如宋朝官员当到一定级别,薪水就会分成两部分发放,一部分是级别工资,一部分是岗位工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岗位,也可以凭行政级别拿一份基本工资。金、元就不行了,有岗位才有工资,没岗位一分钱不发。还有,宋朝设立一种“祠禄官”,主管某处道教宫观,属于高级岗位,实际上基本是闲职,用来安置一些老臣,或者政治上的反对派。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和谐”养闲人,这种做法对金、元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完全取消了,后面也不再有。
        断裂的不光是制度,还有很多形式主义、繁文缛节的做法。比如在宋朝,皇帝下诏提拔一个官员的职务,这个官员通常都会上表推辞,说不行不行,我水平不够,不能当此重任。皇帝呢,就下《辞免不允诏》,说别谦虚了,就是你最合适。官员再推辞,皇帝再“辞免不允”,这样反复折腾多次。都不是口头说说,而是写成骈俪对仗、之乎者也的文章公示于众。这得耗费多少时间精力?总之给人感觉,宋朝人把大量聪明才智都用来搞形式主义了。这样的做法,在宋朝以后也断裂掉了。
        还有一种情况,宋朝有一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后没有全部继承。比如宋朝有十分发达的政府采购制度,朝廷需要的许多物品都是拿钱到社会上采购。而元朝呢,基本做法却是指定一部分人专门生产,而且是世代生产。前面提到元朝有“诸色户计”制度,其中很多小的“户计”就是被指定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不准改行,你一改行,国家这类产品就不够用了。
        又比如,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教授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宋朝到处设立关卡,征收商税,过去好多人认为这是打击商品经济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你拉了一车货物,每过一个关卡收一次税,而是在一定区域内,一个关卡交过税,其他关卡就不用交了。多设关卡是怕你逃税,这个关卡绕过去了,下一个不一定能绕过去。这是政府在商品经济繁荣的环境下,为了保证税收而采取的做法。但到元朝,为了防范逃税,一度干脆下令禁止农村集市交易。当然实际上是禁不了的,但元朝这项措施反映出,他们的管理理念比宋朝落后很多。
        澎湃新闻:网上有很多宋朝粉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您刚刚也提到宋朝很多好的制度之后就断裂了,这不正好是宋朝粉的意思吗?
        张帆:断裂并不全是坏事。有些东西,比如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做法,还有照顾官僚特权的一些制度,不予继承是有合理性的。当然像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没有继承下来,就有些可惜了。另一方面,断裂掉的制度有时并不是以前一贯如此,断裂掉的只是宋朝的做法。宋朝制度有些很特殊,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