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最受欢迎的两种语文课本及其命运
余冠英在1941年发表书评《介绍〈精读指导举隅〉》，推荐刚由叶圣陶与朱自清合作完成的新著：“本书编撰者叶、朱两先生的学力及教授国文的经验是多数读者所知道的，他们来写这样的书，自然是十分合宜，写得好，自然更不是意外。难得的是这样的谨慎用心，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种精神也是可赞佩的。”
他推出过个人的新诗、散文合集《踪迹》，又与俞平伯、周作人等合作出版新诗集《雪朝》；还受托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诗集》部分，并为此撰写《现代诗歌导论》，开篇就从胡适的新诗以及相关论述——其中就包括《谈新诗》——入手进行评述。显而易见，他是最适合撰文评介《谈新诗》的人选。
《精读指导举隅》出版后不久，叶、朱两位又继续联手编撰《略读指导举隅》，仍然一如既往地抱着“谨慎的用心的”态度。在确定选目时，就经过反复推敲。最初拟定的书目中还包括梁启超的《常识文范》——中华书局在1916年郑重推出这部《饮冰室合集》的精选本时，就特别强调它“实具有普通国文读本之性质，可为学校用，亦可为自修用”（《常识文范·例言》）。
然而以“屡变”且“善变”著称的梁启超，终究赶不上时代的“骤变”和“巨变”。到了1941年，针对好友浦江清提出应以《古文观止》作为高中文言教材的倡议，朱自清评说道：“我想再加两部书补充《古文观止》的不足：一是梁启超先生的《常识文范》（中华版），二是《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版）。这两部书里所收集的都是清末和民初的杂志文字。梁先生的文字比较早些，典故多些，句式也杂些，得仔细选录。蔡先生的却简明朴素，跟现行的应用的文言差不多，初中里就可以用。”（《论教本与写作》）尽管仍作郑重推荐，但对梁氏已略有微词。
而在次年发表的《论大学国文选目》中，朱自清更加直接地批评说：“其实就是梁启超先生的文体，也已和新文言隔了一层，他的《常识文范》早已不是‘文范’了。”在反复权衡之后，《略读指导举隅》最终还是舍弃了略显落伍的《常识文范》，而择取相对简洁明白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可见两位作者为此颇费斟酌。朱自清病逝后，叶圣陶在总结亡友的毕生业绩时特别提到：“又有《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商务版，与圣陶合作），这两本书类似‘教案’，希望同行举一而反三。”（《朱佩弦先生》）尽管下语极有分寸，但足以证明这次合作在他心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然而这两种凝聚作者极多心血，且在当时极受欢迎的国文读本，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命运却颇为坎坷。台湾商务印书馆虽曾将两书先后收入“人人文库”和“新岫庐”丛书中予以重印，但鉴于叶圣陶出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为避免政治上不必要的麻烦，遂将署名由原先的“叶绍钧、朱自清著”擅自改为“朱自清著”，直接抹煞前者所作的贡献。而在中国大陆，这两本书的多舛命运更令人唏嘘感慨，数十年间居然从未付梓，几乎湮没无闻。
虽然叶圣陶曾经主管着整个国家的出版行业，但对此也束手无策，甚至很少再提及它们。原因其实很简单，两书选目包括蒋中正的《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胡适的《谈新诗》和《胡适文选》，这些只能作为控诉和批判的对象，怎么配得上研读和欣赏？另外还有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书中宣扬的“亲子之爱、师友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夏丏尊《〈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也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因此，虽然朱自清因为“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而受到过最高领袖的表彰，叶圣陶在1949年后更是长期身居文教、出版界的要职，但在这样的局势下，这两本书无疑是乏人问津，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直至1988年，河南教育出版社才将两书合订为一册印行，在《出版者前言》中曾道出个中缘由：“叶、朱两位先生的这两种书，既是教师教学的借鉴，也是学生自学的门径，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绝版已四十余年，现在合为一册修订重印，仍有实用和研究价值。”只是仍将《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胡适文存》两篇径直删去，看来对于“种种原因”还是颇多顾忌，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不过合订本仍有值得关注的地方，重编者在《编后记》中提及：“叶老病愈出院回家，得知我正准备编这两本书，当即指出，《泷冈阡表》一文最后一段讲官职的地方当时未说周全，现在既然重编，需要补充。随后，就将这一段改写了。
叶老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对读者如此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无限感佩，更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其实，叶、朱两位早在当年就有过频繁的切磋交流，“把稿子交换着看，提出修正的意见，修正过后再交换着看”（叶圣陶《〈读书指导〉后记》）。在叶圣陶当年的日记中，曾提到自己把《泷冈阡表》的《指导大概》“寄佩弦，请其审阅”（1940年9月28日），不久之后，“得佩弦信，专述看了我稿之意见，大体上均表满意，提出一二点商量处，皆无关重要。切磋之乐，余素鲜尝，今乃得之于佩弦，快甚”（1940年10月15日）。可见编撰之际并未率尔操觚，而是往复商讨，精益求精，否则又何必如此认真修订呢？
不妨先看看改写的具体情况。欧阳修《泷冈阡表》位列《精读指导举隅》首篇，在叶圣陶执笔的《指导大概》中，曾对各段大意略作提示，其中说道：“第七段记作表的年月与作表当时自己的赐号、官职、封爵、禄秩及名字，也是传记一类文字的格式。”经过修改之后，内容大为充实：“第七段记作表的年月，并署名。年月日文字这样完备，可省的也不省是表示郑重。这是作父亲的墓表，所以自称‘男修表’。名字上面写自己的官衔，也是碑志一类文字的格式。这里所叙官衔，从‘推诚’到‘特进’，是荣衔，非实官；观文殿学士本来是官名，但非曾执政者不授，也是荣衔；从‘行兵部尚书’到‘安抚使’，是现任的官职；‘上柱国’是勋位；‘安乐郡开国公’是爵号；‘食邑’‘食实封’若干户，是禄秩，与封爵连在一起的，只表示秩，非俸给的数目。”
不仅对个别措辞仔细推敲，将“传记一类文字的格式”改为“碑志一类文字的格式”，显得更为贴切准确；对于原先语焉不详的职官情况更是不厌其烦地详作交代。只是增补的内容稍显琐屑，无关宏旨。但“可省的也不省”，不也正是为了“表示郑重”吗？时隔半个世纪，历经多次运动，步入暮年而读写俱废的作者仍然如此不惮繁难，说明内心深处其实并未忘情于斯，尽管那一次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原书的全貌。
所幸中华书局在2013年终于又将两书收入“跟大师学语文”系列中重新刊行，并恢复了原先违碍的篇目。只是其中内容均依照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所刊版本，并未参酌合订本中所做的补充修订。另外，两书原本都列入叶圣陶策划的“国文教学丛刊”之中，因而在商务版的卷首都有时任国民政府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的《国文教学丛刊序》。可在中华新印本中却径予删除，并无任何说明，也许仍有“种种原因”横亘胸中。其实此序本由叶圣陶代笔（参见1941年1月9日叶圣陶日记），对于了解两书的编撰旨趣及出版背景多有助益。日后两书如能重印，似当附上《泷冈阡表》的改正稿和《国文教学丛刊序》，以见其始末原委。惟有如此，所谓“对读者如此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无限感佩，更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云云，才算真正落到实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