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曾彦修是个奇人，《平生六记》是部奇书
他是一名右派分子。当年打出的右派分子有552877名之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大小机关学校到处都是，十分常见，何奇之有？
他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他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这就有一点特殊性了。不过最为奇特的是，这时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正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要划的。
曾彦修的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论，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上发表答黑板报记者问里，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时候容易受到腐蚀的意见，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第156页）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批判他的时候就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他当然知道，被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不过是造舆论的需要，真正的原因还不在这里。书中说：“我之划右，恐怕与我彻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关。”这是真的。既然顶头上司陆定一已经向王子野、又向你曾彦修两次提出了戴文葆的“特嫌”问题，你们做下级的责任就是去坐实这个问题，这样你就是能够完成任务的好干部。可是曾彦修是怎样做的呢？书中说：
我在人民社以第一副社长名义，大约从反胡风后期起即奉命担任单位的“五人领导小组”（单位的最高权力机关）组长，我不得不负起责来，一一把事情弄清。1956年，我已经只能重点对人，而不是对书了。就是说，不务正业了。但我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第129页）
对于戴文葆的历史问题的处理，就正是这样办的。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他这样做了，取得了这样的结果，自己是安心了。可是在上级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听话的、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了。这才是他被打成右派的更根本的原因。这也并不是曾彦修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嘛。可以举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类似的例子：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参与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一案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没有按照领导意图办案，结果自己被打成右派了。
曾彦修划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倒是很有一点与众不同。书中说：
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罢，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第148-150页）
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曾彦修就这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可是他说，这是他的幸事：
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第125-126页）
两难选择，是什么人都碰到过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组组长”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间选择，却是只有曾彦修碰到了。他两害相权取其重还自以为大幸，叫人如何不称他为奇人呢？以“反右记幸”为这一篇的标题，是杂文家严秀的春秋笔法：他个人的大幸，折射了什么人的或者什么的大不幸呢？
《反右记幸》只是《平生六记》中的一记，此外还有五记：《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分别记下了作者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肃反运动和四清运动中的经历。“异”、“零”、“慎”、“无”……人们从这里可以联想到历次运动所作的无用功和有害功，在“实”与不实之间，堆积了多少“幸”与不幸啊！从书中所记的作者个人经历，与正史关于这些运动的记载颇不相同。
《四清记实》是书中很长的一篇。记下了作者在上海一家印刷厂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书中写道：四清运动的指导文件是“××经验”（第45页）。我以为大可以写明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今天已经不必再为之隐讳了。四清运动的目的，简单些说，就是要把一切人包括基层干部（或者应该说首先是基层干部）“清”成有问题的人，让他们充当大跃进失败的替罪羊。作者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可不是这样干的。他不是努力陷人于罪，而是努力脱人于罪。书中细写了他经办的十个案例，就都是这样办的。我看这些，觉得特别亲切，因为这些内容作者曾经写在《审干杂谈》书中，那本书曾经是我主编的“骆驼丛书”中的一种，我荣幸地担任它的责任编辑。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特别是那些有着各种“问题”的人（据文化大革命中间宣布的，有二十一种人），是怎样在屈辱和恐惧中捱日子的。而他们的所谓“问题”，简直是颠倒黑白的无端陷害，只能记作不“实”。
曾老是老革命、自划右派，也是出版家、杂文大家，1981年他促成了杨绛先生《干校六记》的出版，不久前，他以九十五岁高龄出版的这一部私人记载，更是一部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的信史，其中有的细节甚至比正史更加可信，这当然是奇人奇书了。胡适在《晚年谈话录》里说：“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1961年5月28日，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我想，后世的史家必定也会重视曾彦修《平生六记》这一部真正的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