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死胡同的转基因之争：挺转和反转者何时才能成熟点？
这场争论陷入了误区。几乎所有的唇枪舌战都围绕着食用转基因安全与否，而忽略了转基因产业化问题的其他方面。我们眼下讨论的不只是转基因食用问题，而是转基因产业化问题，由于事关农业，它就不仅是一个生物学、遗传学这些事关作物本身的学科的课题，它也是农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这些更具系统观，更综合性的学科的课题。所以转基因究竟是否增产，究竟是否增加农药使用等仍有争议的课题，以及超级杂草和次级害虫的崛起这些得到科学界普遍公认的问题，应该在这些学科的视野下得到充分的曝光和讨论。作为一个农业问题，它必然也是社会学、经济学这些社会科学的课题。但来自这些学科的声音在转基因讨论中恰恰是缺席的。
当自然科学工作者试图用自己学科的知识给转基因产业化开绿灯，他们无疑是“越位”了。而那些发出反转最强音的人，也同样过分执着于反对转基因的“科学证据”，却没能强调反对它的社会和经济理由。结果，转基因问题在舆论空间中被定格为“科学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公开挺转，这些缺少科学履历的反转人士开始遭到越来越多自认为崇尚科学的旁观者的不耐烦的指责。
那么，转基因产业化还涉及哪些问题？ “顽固不化”的欧洲反转运动所表达的关切，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欧洲自从1998年批准第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以来，至今只批准过两种作物的商业种植，一种玉米、一种土豆。土豆在得到授权之后又因授权程序违法，被判吊销许可，因此如今可以商业种植的仍然只有那款玉米。虽然可以进口用于食品和饲料的转基因品种达到50种，但由于消费者普遍的抗拒态度，加上严格的标注规定，欧洲市面上很难找到直接包含达到标注门槛含量的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尽管存在着大量使用产自拉美的转基因饲料生产的肉制品。
常有挺转人士将这种“不准种植却可以进口”的做法斥为自相矛盾之举，但只要意识到，转基因产业化意味着和食用转基因食品不同的风险，那么就可以理解其中的理性成分，并发现，这其实意味着把转基因产业化的风险留给了别人。对这一点的意识，让欧洲反转运动中存在一种呼声，要求减少欧洲的动物养殖，好让第三世界减少转基因饲料生产。
欧洲反转运动的反对理由，也同样包括转基因技术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比如会杀死无害昆虫等，但对以下两个生态与社会后果的担忧，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其中之一，是转基因会损害农业的生物多样性，继而威胁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在1900年到2000年之间，地球已经丧失了70%的生物多样性，造成这种衰退的最大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高产的商业化种子强势挤占世界各地的种子市场，让农民千百年来精心筛选和培育所得的具有巨大的遗传多样性的地方品种遭到大批淘汰。转基因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市场开拓能力，品种特性又高度一致的种子，将进一步加速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衰退。而生物多样性恰恰是农业抗风险能力的保障，因为巨大的多样性允许人类不断从中筛选和培育出最能抗击病虫害和适应环境的加以繁殖，让电影《星际穿越》的开头地球上的农作物一种接着一种消亡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面临气候不确定性的时代，这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意义就更加凸显。而即便不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光是农业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食物口味、外观的丰富性，和围绕它们的文化的多元，就足够值得捍卫。
转基因种子背后的跨国公司的实力，是它抢占种子市场能力的保障。全球种子业的集中程度已经远超过汽车业，据欧洲议会党团“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发布于2004年1月的一份报告，十家最大的种子公司控制着全球75%的种子市场，在欧盟，前五大公司已经控制了95%的蔬菜种子市场。几乎每天都有小型种子公司被跨国公司收购。这种集中化意味着寡头垄断的可能性。因此，欧洲人反对转基因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如果转基因种子席卷欧洲，那么这种集中化将更加强化，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农民可能对种业巨头形成依附关系，进而失去对种子的选择权和议价能力。因此，在欧洲，农民也是反对转基因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不像在我们这里，反对转基因的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消费者眼中的食品安全。
这种对转基因造成经济依附的担忧，也的确存在于国内反转话语之中，只不过时隐时现，而且，但它经常表现为从粮食安全和国家主权出发的担忧，即“中国农业落入跨国公司之手”，却很少涉及农民在资本（无论国内国外，国有私有）面前的处境。
如果中国发展转基因产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是否也会受到类似的威胁？我们有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来抵御它们？会不会有其他的生态和社会后果？这正是当前的转基因争论没有问的问题。所以，只有当更多的社会科学家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甚至也出现彼此不同的观点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转基因讨论终于成熟了一点，如果某一天农民也能参与进来，那就又成熟了一点。
“科学挺转”的一些前提假设也并非无懈可击。它常用的一个论证逻辑是这样的：“转基因食用安全，又带来增产，中国需要增产以确保粮食安全，所以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如果我们假设转基因的确能够带来增产并促进中国粮食安全（因为讨论对此的争议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个逻辑链条中仍然包含着一个跳跃，它跳过了证明“只有转基因才能带来粮食安全”。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值得冷落其他已经趋于成熟并且远为经济的增产技术，而独尊转基因。
这些成熟的增产技术的确存在。第三世界网络咨询研究员、加州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博士文佳筠在她201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中提出：就我国的主粮水稻而言，包括多样性混栽、强化栽培、以及以测土配方、分时施肥为中心的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在内的生态农业技术，已被证明能够大幅增加水稻产量，并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甚至还有节水、减少种子用量等好处。但问题是，这些技术却没有得到国家足够的投入以普及于生产实践。相比之下，转基因科研获得了过多的资源，2006年确立的转基因“专项”得到的国家预算是24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额最大的单向农业科研项目，一个传统农业技术科研人员一年所能获得的经费，仅是转基因人员所获得的零头的零头。
文佳筠的论文还提出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对粮食的“刚需”是否真的那么必须？文章指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肉类和油脂消费已经过高，由此出现了直逼美国的儿童肥胖症率，以及成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富贵病”的急剧增加，这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着数量惊人的食物浪费，这不仅是在消费端，也是在生产端。去年底今年初得到媒体广泛报道多地奶农倒奶杀牛现象，热议余温至今未散，而这也不只是今年才出现的现象。事实上，中国人对肉类、乳制品和油脂需求的迅速上涨已经迫使我们大量进口来自北美和南美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等农产品，造成这些地方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中外对话网站上的一篇《谁来喂饱中国的猪？》指出中国对玉米的需求正在引发对巴西热带雨林的开垦。而我们却仍然缺少一场生机勃勃的食物运动和一种关于饮食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话语，来倡导可持续食物消费的理念，因此“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要吃越来越多的肉”仍然被作为农业政策的基础前提来满足，而不问人民是否吃得足够健康，足够可持续。
回到眼下死胡同里的争论。那些科学挺转的话语，时常显得像是一场捍卫科学尊严的战役，转基因被视为科学的化身。支持转基因与否，几乎成了衡量一个人的科学观、世界观，决定其文化身份归属的标准。同时，它也成为限制争论的边界和矮化对手的工具。何以如此？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社会，向往现代化，憧憬国际领先，害怕落后挨打，而另一方面，它轻视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有着公共议题得不到充分彰显和讨论的“先天不足”。
或许应该这么问：我们要不要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科学？面对曾经发生的多地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和销售，而政府未能予以公开透明处理的事件，公众是否可以因为“转基因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而将这段记录一笔勾销，因为可以把信念寄托于科学，所以无需过问如果转基因产业化，则应该建立何种监管制度和机制来避免技术为害？
如果媒体仅仅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就把转基因问题窄化为“科普”问题，继而以捍卫科学的姿态为转基因的产业化背书，那是尤其令人失望的。因为媒体的任务应该是完整而客观地报道转基因作为一个综合问题的全部事实，并引领公共讨论，而不是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似地指责不愿接受转基因的人“愚昧”、“不科学”。
无独有偶，1月18日，凤凰网组织的“激辩转基因——生物安全、主粮与科学话语权”论坛上，一位反对转基因的学者说：“人民有愚昧的权利……我不管你生产出多少数据，生产出多少知识，我就是无名恐慌，我就是不喜欢，可不可以？我有这个权利。”
我读着有些心焦。没错，人民是有“愚昧的权利”，但那是最后的、最悲哀的权利，现在还没有到这份上。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愚昧的”、“不科学的”人们应该首先有权利提出并讨论一项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同时有权参与对它的运作的监督。在这两点上，那些“科学的”、“不愚昧”的人们，应该是他们的同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