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毛泽东为何动员知青下乡？地方志里有新线索
50余名知青志愿者，历时4年，从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中辑录出的600万字史料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终于要出版了。
从2011年冬天开始，这些退休知青就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浦东，登高爬下地搜罗上海通志馆中的史料，后来又陆续到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辑录补充。两位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也是“志愿者”，他们制定方案、培训团队、辨析释疑，并与部分知青共同完成文稿资料的整理。
和刘小萌、定宜庄等第一代知青史研究者一样，金光耀和金大陆都曾亲历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在各自的领域耕耘，最近十几年才转而研究知青史。这种转向的原因，或许和那些分文不取投入史料编纂的志愿者类似，多少是因为对亲历的特殊年代有别样的情感。
由于资料的开放程度有限，我们至今无从得知上山下乡运动的高层决策过程，相关的档案数据也不易获得，但新修的地方志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发起这项工作是受到戴鞍钢（复旦历史系教授）的启发，他从明清以来的方志中辑录近代经济史料，并指出地方志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金光耀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全国范围内的新地方志编纂是始于1980年代的浩大工程，各省、地（市）、县纷纷成立修志办公室。有些历史档案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政府编纂方志是基于档案的，事实上就能为研究提供宝贵资料。”
“记录、回顾和研究知青运动的高潮”迟迟没有到来？
澎湃新闻：知青文学的兴起远远早于知青史学的书写，那么历史学界什么时候开始把知青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
金光耀：关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学论文要到1987年才出现，社会上掀起回忆这段历史的热潮则大约是在1990年代初。那时四川知青开始回忆自己青春，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这一代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多年后，也年过半百了，有些事业上小有成功，开始回首往事。所以从那时起有一股热潮兴起，历史学者参与其中，就有了史学书写。1990年代关于知青研究的史学论文逐渐增多，随之有通史性的著作出现。
澎湃新闻：这套基于新方志的史料提供了从区域、社会角度研究知青运动的可能性，但这是否也反映了高层档案不开放所带来的困境？
金光耀：目前国内最权威的知青研究著作，应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小萌和历史所的定宜庄在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知青史》。定宜庄在2008年再版《中国知青史·初澜》时曾经说，以为1998年出版的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随着知青一代踏入历史舞台的中心，会兴起一场记录、回顾和研究的高潮，没想到十几个年头悄然过去，预期的热潮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实际上确实有这个原因。
从史学发展规律来说，先要有概括性的作品，要继续深入的话就要从区域的角度深入。比如辛亥革命研究，先有通论性的作品，深入以后出现了对湖南、湖北、山西、广东甚至某一个县的分析，显示出其复杂性，这是好的历史研究。定宜庄说那句话，希望她的通论性作品之后能有更多细致深入的研究出现。但是没有。为什么，很多区域性的档案资料没开放或者没整理，还有各种敏感问题，难以深入。在这个意义上，处理地方志资料，为做区域史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认为地方志不算重要资料，其实如果深入研究的话不是这么回事。
2009年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酝酿成立，希望专家做点事情。最初我和金大陆提出编一本知青研究文集，就是后来的三卷本《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把从80年代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编在一起，作为将来的研究基础。那么接下去要做什么？我们都认为要做史料建设，否则研究就跟不上。
新方志里的新线索：浙江知青更容易结婚？多少知青受迫害？
澎湃新闻：知青的情况区域差异显著，这也使得地方志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比如您在前言中提到的婚姻问题，浙江省的知青结婚率为什么特别高？
金光耀：我翻阅一部分方志资料后发现，许多问题的研究会因为这些新材料而得到推进，我举了四个例子：一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安置经费，二是动员政策，三是知青婚姻，四是知青案件。
关于婚姻问题，刘小萌在他的研究中也提到，资料相对难找。他引用了全国知青办的数据，指出已婚知青占所有在乡知青的比例最高达到15.3%（1979年）。我在方志资料中发现浙江省的特殊性，尤其是绍兴地区，已婚知青婚姻比例远远高过15.3%。这是1980年代的统计，当时有个政策，对一方在农村、一方在城市的知青夫妇，允许办理接小孩回城的手续，这个统计数据反过来可以推出绍兴的知青婚姻状况。结果发现绍兴的农婚知青比例超过30%，和全国平均数相比几乎翻倍。
这么高的结婚比例，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也不一样。我当时在安徽农场，一个连队一两百人，结婚的也就十几人，比例确实低。但是绍兴为什么特殊？虽然还不能做出完美的解释，但依据方志资料已经可以做初步的解释。比如，绍兴主要是本省本地区的人插队，容易进入所谓的熟人社会，叔叔阿姨一介绍，就认识了。不像上海到内蒙古，生活习惯差距很大。此外浙江省经济发达，城乡差异较小，那么结婚的鸿沟就不那么大。
澎湃新闻：涉及知青刑事案件数据，也是过去不容易看到的吧？
金光耀：目前的少数研究中用过。刘小萌引用过全国知青办的数据，那里有各省汇总的情况，但各级方志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审判志等专业志能提供全面、具体的数据。这些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问题的档案资料，在大多数地方都未开放。
很多公安志、法院志里讲到，1973年中央发现知青案件、知青受迫害的严重，要加大打击力度。那么你会看到，以1973年为界，有一系列统计，知青案件有多少，其中迫害女知青的有多少，其他案件有多少。比如浙江省1979年底的统计说，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942起，其中属于一类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2557起，其中强奸、轮奸531起，奸污1906起，猥亵、侮辱99起，诱逼婚31起，占案件总数86.9%，受迫害人数3248人。这些数据过去不一定能看到，对研究者而言很有价值。
史料的整理提供了做“大数据”的可能
澎湃新闻：在整理这些史料的基础上，下一步研究会往哪个方向走？
金光耀：我和金大陆在计划，以这部史料为基础，组织一批学者做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围绕几个问题深入，婚姻、人口、疾病医疗等等，另一方面针对几个典型省份如云南、黑龙江展开分析。
比如人口问题就很复杂，需要交叉学科的方法。目前的统计数据说，从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90万。这个数字是笼统地以省为单位，真正研究起来还有细化的空间。我们希望能找社会学、统计学的学者，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
去年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Andrew Walder来介绍过他的研究，讲“文革”中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况，那是我理想中的研究方法。他把除了西藏以外所有地方的县级以上的方志都找到了，摘录“文革”中各个县的非正常死亡数据，用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做统计、画图表。他发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峰值出现在1968年，而不是大家一般认为的1966年、红卫兵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借用流行语，就是用“大数据”的方法对丰富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这样的工作，有史料基础以后才有可能进行。
“知青教授”的知青研究：“副业”会变成“主业”吗？
澎湃新闻：现在主要的知青史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小萌、定宜庄，这两位是清史专家，华师大的朱政惠先生研究海外中国学，您自己则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原本都不是当代史学者，但都曾经是知青。可以说是因为个人经历而转向知青研究的一代学者吧？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
金光耀：是的，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1971年中学毕业下乡，到安徽黄山茶林场，1978年考大学才回城的。刘小萌、定宜庄都曾在内蒙古插队十年左右，他们的研究起步很早，1998年出版《中国知青史·初澜》和《中国知青史·大潮》两本书，是这个领域内无法绕开的作品。我当时看到这两本书很兴奋，心想还有人研究知青，挺有趣。没有马上想到自己也会从事这个研究。
2001年冬天，我下乡过的黄山茶林场知青三四十个人在一起聚会，大家说想为农场做点事，我和朱政惠提议编本书，马上得到大家响应，后来出版了《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这就成了我研究这段历史的契机。这才和其他的知青史学者有比较多联系。
金大陆是在上海郊区下乡的，他更早些时候也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
目前很多知青学者的知青研究都还是“副业”，不过以后可能慢慢会变成“主业”。知青之间的联系挺多的，年轻时有过那段特殊经历，感情很特殊。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知青退休了，聚会越来越频繁，这个话题可能也会谈论得越来越多。
澎湃新闻：带着个人经历和情感写历史是不是有优势也有局限？
金光耀：对，这个问题我仔细考虑过。我们聚会的时候，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去访问，有些老知青就说，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懂什么？从历史学的角度当然不能这样说。
我们这代人有生命体验，看材料、想问题，可能理解得贴切一些，不太隔膜。但有优势也有局限。我编《知青部落》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把主观判断、立场带进去，但有时候也难免。我们是知青中很幸运的一部分人，上大学、任教，但是很多知青，那段青春丧失了就丧失了，就没有了。我们回过头看那段苦难好像是变成了财富，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苦难就是苦难。
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知青的历史要深入研究、发掘，还是要靠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不断努力。
并未远去的知青运动
澎湃新闻：您曾提出关于知青运动的三种书写：文学书写、史学书写和民间书写。只有民间书写丝毫没有“退潮”迹象，始终保持旺盛的状态，为什么？
金光耀：民间书写确实非常多，我最近也常收到一些作品，比如某个兵团出的、某个插队的县、村出的回忆录。现在有非常多知青网站、杂志、聚会，很多社会学家在研究“后知青时代”的课题。这些民间记忆可以作为史料的一部分，但和历史研究还有些差别。
民间书写没有“退潮”的原因，一方面这些知青都到了有闲暇的时候，对于这段特别的经历有表达的欲望；一方面现在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1990年代出版一本书成本很高，现在不但成本低，而且可以直接利用网络。
澎湃新闻：知青一代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今天的社会，比如学者孙沛东做过一个研究叫“白发相亲”，提到知青父母对于子女婚事的集体性焦虑，和他们自身曾经被耽误的婚姻有关。您觉得这一代知青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金光耀：我觉得是一种补偿心理。1700多万知青，十六七岁下乡，二十四五岁“文革”结束，大都没接受正常教育。对这代人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很优秀，都该接受正规大学教育，至少是高中教育。孙沛东老师称之为集体性焦虑，这种焦虑常常会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就是我这一代丧失了很多机会，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和我一样。
就我自己而言，“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1968年中学毕业，中学数学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英语学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在青春最好的时光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八十年代的时候作家谌容有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很流行，叫《减去十年》，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大家都感到浪费了十年，自己也想努力弥补，或者在下一代身上弥补。
澎湃新闻：您自己怎么评价那段历史？
金光耀：整个运动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是荒诞的。但就每个个体而言，受到的磨难和锻炼，那是另外一回事。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一代人。那是非正常的年代，不该有的年代。如果那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可以说“青春无悔”。问题你没有可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澎湃新闻：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除了政治狂热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经济上的、现实层面的解释？
金光耀：有。如果把问题放到1968年的点上，中央层面的档案到底怎样，还需要仔细解读。毛泽东为什么在12月21日发出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具体的背景到现在为止没人讲得很清楚。但从一般的现有资料来讲，当时确实有一种现实的考虑。1966、1967、1968全国三届大学毕业生没有分配，加上初中高中，事实上是六届学生，在城镇中一共四百多万人，尤其对大城市来说，该怎么办？当时是计划经济，工厂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动乱期间开工也不足，所以这最初是个现实问题，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同时，毛泽东也有考虑，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一代新人。他天然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信任感，认为之前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他对“文革”以前的教育有个基本判断，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越来越赋予它一个大的政治概念。
上山下乡在1950年代就有，但不是强制性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相关。1955年最早出现上山下乡的号召，那正好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将要进入计划体制了。一方面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教育也不发达。当时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小学毕业生不能都进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都进大学，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有市场机制，这些人可以在市场机制中消化，但是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问题。到了1960年代开始赋予上山下乡政治涵义，所谓“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这和政治的激进化又是相关联的。到1968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